第1章
闹市枪声

座城市便是一部历史，只要稍加浏览，即可知该城的既往变迁。那密集的建筑，交织的街道，仿佛都在向人们讲述着什么。它们恰似这部史册的字字行行，凝固地记载着这里的千秋荣辱与百年衰盛。

一作为大都市来讲，哈尔滨的历史较浅，它不像中原地区那些名城故郡，历史上既无哪朝帝王于此建都定鼎，亦无藩镇诸侯在这里割据称雄。它作为一座城市在地图上出现，距今刚过百年，就连它荣升省会那也还是不太久的事情。但在近代史中，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这可就有其特殊的原因了。是中东路的修建与松花江的通航，使它一跃成为水旱码头；北方盛产的木材、大豆等物产于此集中外运，促使它商业繁荣；俄国沙皇把它选作侵华总埠，日本军阀将其定为北进基地，两强争霸抬高了它的政治身价；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中东铁路局就与英国通济隆公司签订了全球客票的联运合同，客货运输可以东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西达里斯本，横贯欧亚，成为联结太平洋与大西洋之大陆桥的重要枢纽；地处民族文化的边缘，却是接纳西方文化经俄罗斯输入之门户，成为欧亚文化的北方融汇点。这种种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地理等原因，乃使一个名难考证的江畔渔村举世皆知，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便迅速跨入大都会的行列。

到过哈尔滨的人都说它有独特的风韵，充满了异国情调，这种印象大约首先来自那些洋味十足的欧式建筑。它好像是一个建筑艺术的博览会，从古希腊、罗马，到波斯、拜占庭，由中世纪、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的新艺术流派，各个时期的代表样式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它们被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美轮美奂，相映增辉，蔚为壮观。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它已经成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当时这里曾有 22 个飘扬着各自国家旗帜的领事馆，其中有 5 国设的还是总领事馆；这里曾居住着 56个国籍的十几万侨民，开设了 1000 多家外国商号，建立了 54座供奉着不同神祇的教堂，还有各种祈祷所和修道院，最多时达到过 70 多所。这里不仅有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还有伊斯兰教、天理教、巴布教、日本神教，更少不了佛道两教。彼时的哈尔滨，真乃诸神共聚、列国同居，华洋杂处，欧亚相邻，实为历史特殊安排的一个多彩世界，也就难怪它会赢得“东方小巴黎”之誉了。

正由于哈尔滨有比较复杂的国际背景，所以才在 1920 年被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宣布为东省特别行政区。特别区果有其特别之处，特别到一座城市并行两种交通规则：在傅家甸（即现在的道外区）车辆要靠左行驶，而到了新市及埠头区（即现在的南岗区和道里区）则车辆一律要右侧通行。所以无论是汽车、马车、自行车，都要在跨线桥上自行调整走向，改变左右侧的关系以适应“一城两制”，你说热闹不热闹？

哈尔滨最热闹的时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武装干涉，纷纷派兵来此。当时有美、英、法、日、意、比等国的精锐，外加在欧洲战场上倒戈降俄的捷克军团，还有白俄将领临时招募的“远东义勇军”，他们打着“协约国军”的旗号在此集合，共同进军西伯利亚。这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就连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也派南苑新编混成团的 4 个加强营，赶来助阵。这支“多国部队”到哈尔滨后，今天演习，明天阅操，不是飞机试航，便是打靶练炮，乒乒乓乓，好不热闹，真使哈尔滨人眼界大开。那些俄罗斯帝国的忠实臣民，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忙于欢迎欢送、募捐慰劳，又是集会游行，又是祝捷祈祷，或慷慨激昂地演说，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实狂热过一阵子。怎奈那些威风凛凛的协约国军实乃银样枪头，上阵就“卷刃”，连吃败仗后纷纷溜走，这出热闹戏也就随之闭幕了。

在武装干涉失败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又给哈尔滨加上了一个神秘的头衔——国际间谍活动中心。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机关，环绕苏俄建立了反苏反共的国际情报网，并在波罗的海、东欧和远东，形成了三个间谍活动中心，那就是里加、布拉格和哈尔滨。各国特务组织都派出了强手来此角逐，他们以变来变去的身份，拿着各式各样的护照，干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秘密战争始终在这里激烈地进行着，只不过鲜为人知罢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哈尔滨便成为日本军谍机关实施“北斗谋略”（即针对北方的间谍行动）之指挥中心，这里依然是秘密战争的重要战场。

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与通往大连的南满铁路在哈尔滨呈“T”字形相交，把城区一分为三，这也就奠定了城市的基本格局。有个顺口溜说得明白：“哈尔滨，三大块，道里、南岗加道外。南岗设衙门，道里开买卖，道外住的是‘老勃代’（俄语意为劳工）。”这是指建城之初的情况。当年，俄国人选择了火车站前地势较高的秦家岗作为管理机关的行政办公区，军政官吏与高级职员均聚居于此，因而高楼林立，马路宽敞，带花园的小洋房比比皆是。道里则因临江而辟为商业区，店铺密集，街道繁华，居民当中有钱人居多。而在道外区居住的，则多半是穷苦工人，房舍简陋，街道狭窄，人口稠密，是由市井小民组成的下层社会。三个区明显地分为三个世界，所以才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南岗是天堂，道外是地狱，人间在道里。”

其实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仅道里区那三条南北平行的繁华大街，又何尝不是三个世界呢？靠西边的中央大街是西方世界，那里是欧洲味道，满街牌匾都是西里尔字母、俄罗斯名称，什么秋林公司、马迭尔旅馆、维多利亚餐厅、马尔斯咖啡店、罗巴德父子商会、古洛夫兄弟皮毛等。店铺里，洋商卖洋货；街头上，洋人牵洋狗。在众多金发碧眼的行人中，时常会看到留大胡子的神父，穿黑长袍的修女，披皮斗篷的哥萨克，就连讨饭的都是俄国洋乞丐。这样一些人物，再衬上洋门脸、石头道、斗子车，就像是整条街道刚从圣彼得堡囫囵个儿搬过来的一样。

中间的那条新城大街（现为尚志大街）则是中国人的世界，虽然也都是新式楼房，街道并不古旧，却集中开设了许多中国商号，像著名的大买卖公和利、日升恒、同发隆、恒顺昌、阜合昶等，家家都高悬着朱漆金匾，斗大的汉字显得十分醒目。街上南来北往的行人也多是长袍马褂的先生，旗袍小袄的女士，熟人见面依然是抱拳拱手，保持着中国传统的礼仪，偶有西装革履的新派人物，在人群中尚属少数。这条街才是中国味十足的。民国十四年（1925 年）以前中央大街曾被叫作“中国大街”，那实在是安错了地方。

东边的那条地段街被称作“日本人町”，自然是东洋人的世界。从南端的日本庙东本愿寺，到北头的日本窑子武藏野，中间是一家挨一家的日本店铺，诸如登喜和、丸商百货、前田时计、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柳町料理、奥村吴服、宫本文房具等。就连被称作“银座街”的透笼街路侧的摊贩，也都成了日本风味的了，那里用日语叫卖着金川烧、栗洋羹、甜布拉、奥磨叽等各种地道的日本小吃。置身此地真是满目扶桑、入眼东洋，处处和服木屐，声声哇里哇啦，比起那天津、汉口真正的日租界来，倒更像是“日租界”。

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每条街也有少数例外。譬如在中央大街上就有一家著名的日本商店——松浦洋行，是一家批发兼零售的大百货店，开设于宣统元年（1909 年）二月，可算得是一家老字号了。该店坐落于中央大街与面包街（即外国四道街，现名红专街）的拐角处，是一幢五层楼的巴洛克式建筑，气势十分宏伟。特别是正门二楼两侧，耸立着两尊人像柱顶起了三楼的圆弧形转角阳台，在阳台的外侧又高高竖起两层楼高的科林斯式的倚墙柱，直抵屋檐，托起了顶部那宛如皇冠一样的穹窿圆顶，整体结构组合得巧妙、和谐。立面装饰虽复杂精细，却绝无烦琐俗气之弊，豪华却不失典雅，庄重之中蕴含着活泼，给人以巍然壮美的感觉。再说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门迎面斜对着马迭尔旅馆，左侧橱窗恰与秋林公司隔街相望，左侧的旁门过街便是丽都剧场（现为哈尔滨音乐厅），向东相隔不远又是巴拉斯影院，这样热闹的地方当然是日进斗金的经商宝地。

松浦洋行既是日本人开的，当然要倾销东洋货，从柜台货架到临街橱窗，统统为日货占领。什么花王石碱（香皂）、富士齿磨（牙膏）、东丽人造丝、马兹达电器、惠比须麦酒、明治牛奶糖，乃至人丹、中将汤、老笃眼药水，一应俱全。之所以要对此店详加介绍，因为本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对过去的哈尔滨之所以要如此赘述，则因为这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复杂的历史年代里和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话说伪满洲国“康德”三年（1936 年）初夏的一个中午，就在松浦洋行的五楼顶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那天正是雨后初晴，阳光和煦，天气不冷不热，空气格外清新，中央大街和往常一样人群熙攘，车马喧哗。路两侧的欧亚行人摩肩接踵，路中间的汽车、马车往来不绝。秋林公司两侧宽敞的橱窗前的路边长椅上，总有些上年纪的白俄人聚在那里聊天，他们怀着去国的忧伤，沉浸于思乡的梦幻，似乎想在回忆往事中寻找慰藉。然而给秋林公司看门的那个大胡子俄国老头，却没这种闲情逸趣，他戴着一顶小皮遮的船员帽，穿着两排铜扣的制服，立于门侧，谦恭地为每一个光临的顾客启门，他那不变的姿态，不变的动作，不变的表情，真好像特制的机器人。在秋林公司大楼的拐角处，俄国报童在用俄语喊叫着，售卖当天出版的《霞光报》《哈尔滨时报》等俄文报纸。在拐进六道街朝北一座楼房的窗台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俄国盲乐师，摇晃着身躯熟练地按动巴扬琴（老式的六角手风琴）的键钮，奏着凄凉哀婉的俄罗斯民歌。那忧伤的旋律，似在倾诉沦落的流亡者不知归宿何在的内心惆怅。这一切对哈尔滨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了的，和平常的每一天没什么两样。突然，在街道上空响起了枪声，开始两声显得特别清脆，接着便“乒乒乓乓”响个不停。

街上的行人一阵慌乱，开始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纷纷仰头观看，还以为是淘气的孩子在放“二踢脚”。但很快就发现情形不对，忽然有人喊了一声：“不好了！楼顶上开枪了！”“快跑哇！这热闹看不得！”这时人们便呼啦一下散开，蜂拥着避向路边，争着钻进店铺里。霎时间，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飞快地开来了十几辆三轮警备摩托车，老百姓管那叫“电驴子”，每辆车上都有三名穿黄呢子军装的日本宪兵，背着“王八盒子”（日制“大正十四年式”手枪的俗称），一直开到面包街口。宪兵们纷纷跳下车来，掏出了手枪封锁住路口，并把松浦洋行包围了起来，这时人们才清楚，枪战发生在松浦洋行的五楼顶上。

经过一阵激烈的对射之后，枪声平息了。接着便从五楼最北面的突出于斜屋面上的老虎窗里，钻出一个人来，满身是血，头部带伤，穿一身蓝布裤褂，手里握着短枪，他大喊了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便纵身跳下。摔落之后，倒在路边的人行道上，脑浆迸裂，血肉模糊，谁也认不出个模样来。随后，宪兵和警察又从商店的侧门里，抬出三个人来，两个已经没气了，只有一个还能龇牙咧嘴地乱叫唤，看样子伤得也不轻。这时有一辆救护车开来，连活的带死的都被抬上去拉走了，街面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沸沸扬扬的传说也迅速地传遍了全城。

对此事的街谈巷议其说不一。开始有人说是松浦洋行发生了抢劫案，一伙江洋大盗闯进商店抢走了大笔现金，还想绑架日本经理，被便衣警察发现后，开枪拒捕，所以才有这场枪战。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在场的人所驳斥，因为他们确实听到了那位英勇就义的人在跳窗之前曾高呼反日口号，所以断定是抗日游击队进城了，遭袭击的松浦洋行必有重要的政治背景。

第二天早晨，人们抢着看刚出版的报纸，但哈埠各报对此均只字未提。《大北新报》《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地方新闻版上，均以大量篇幅报道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大将昨日抵哈，将视察各部队，本市高级官吏到车站迎接的“盛况”，还登出了植田大将偕参谋长西尾寿造在日伪官吏的簇拥下步出站台的照片。其他消息并不重要，于是人们的传说便转向植田的身上。

原来，这个植田谦吉曾任日军第 9 师师团长，“一·二八”事变时曾指挥对上海的第二次总攻，因失败被撤换。淞沪停战后，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日皇诞辰）庆祝阅兵，被朝鲜志士尹奉吉向检阅台“敬献”了一枚炸弹。白川义则大将被当场炸死，植田是中将，被炸断了一条大腿，刚刚养好伤便来接替南次郎。由于有这种“前科”，所以就有人说道里所发生的枪战是冲他来的，是 19 路军的敢死队来找他算账。还有人说是朝鲜独立党来替尹奉吉报仇。总之是谋刺未成被卫兵发现，追到中央大街，于是才有松浦洋行楼顶的那场激烈枪战。还有个更玄的说法，说被追捕的人叫李三横，住在道外的天泰栈，会飞檐走壁，能穿房越脊，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在马路上一跺脚，就蹿到松浦洋行的楼顶上去了，没想到那里有埋伏中了黑枪，这个李三横就是燕子李三的化名……

其实，各种传说都是人们的猜测，又被传话的人添枝加叶，越讲越神。只有日本宪兵队长井上大佐心里最清楚，这场枪战是他“钓鱼”钓出来的，只可惜是“鱼死网破”，啥也没捞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十几天前宪兵队破获了一个抗日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点，是在道外老江堤（现大新街）的一家洋铁铺，于是井上队长便布置了便衣，在那里张网待雀，等候有人来接头。开始那几天凡是来焊壶修桶的顾客，都要被拘留审查，但并未获得什么线索。虽然收获不大，麻烦不小，但井上大佐还是耐心地等待，终于叫他等上了。

从松浦洋行楼顶上摔下来的那个人，叫李善恒，确实是抗日地下组织的联络员，也确实是住在天泰栈。昨天他到那个洋铁铺去过，但并没有进去，只在外边转了一下，还在对门的烟摊上买了包香烟，观察了一下，感到情形不对，没进去接头转身就走了。可是他已经被人盯上了，因为在他观察洋铁铺的时候，也同时被人家给观察了。宪兵队知道那是联络点，却不知道报警信号，所以摆了个三角陷阱，在洋铁铺的两边斜对角各安了一个“钉子”，那个卖香烟的老头就是特务化装的。

李善恒还是很有经验的，他靠路南走，临街的玻璃窗在背阴中都是很好的镜子。他不用回头就发现了“尾巴”，于是他就在景阳街口上了电车，但他却发现路侧有辆黑色雪佛兰轿车在不紧不慢地与电车并行，而且每站都停，他知道“尾巴”没甩掉。电车开到道里之后，他在终点站下车，汽车里也下来三个人向他靠过来，他只好向人群里钻，因为越是人多的地方跟踪者越容易失去目标。但是特务们也防备着这点，他们三个散开了，从石头道街拐到中央大街之后把距离缩短了，这时双方都明白再跟下去没什么意义了。既然跟踪目标已经觉察被人盯上，便不会往有价值的地方领，也就是说该动手抓人了。特务们是想尽量逼近，贴上之后再动手。李善恒则想尽量把距离拉开，只要能拉开，在这样人多的地方对方就不便开枪，一旦遇到有利地形便可以伺机脱身。

到了马迭尔旅馆门前时，双方相距不过三米左右，跟踪的特务随时都可能一步蹿上来，这时突然有一辆长车身的日产大“巴斯”（即公共汽车），从北面开来。李善恒蓦然向左一闪身，飞步从汽车前边蹿到路西，特务们跟过来时，却被汽车隔住了。司机突然刹车，伸出头来怒骂，特务们也没工夫理他。待他们绕过汽车追到路西时，李善恒正在人群里左闪右晃地往北钻，刚能瞄着点影，到了面包街口可就连影也不见了，他们站在街角往两边看，不知道往哪边追才好，这时他们都已经把手枪亮出来了。

“往哪边追呀？没影了！”一个特务用日语喊着。

“进里边去啦！”一个日本人指着松浦洋行说。

特务们一听赶紧冲过去，有两个人进店里去搜捕，见一楼没有，便追到二楼，因为三楼以上是办公室，楼梯到此为止。但在二楼售货厅的最西头有扇小门，通连着后院，李善恒正是从那里跑了出去。

原来李善恒知道，从这里转出去，是围着电梯转的盘旋楼梯，下去之后便可从面包街 1 号的侧门溜出；可是他没想到，留在门口的特务却从侧门兜了进来，他连忙转身往楼上跑。三个特务会合到一起跟着往上追，一直追到五楼顶上，那是个做仓库用的大筒子房，里面堆满了货箱，特务刚一露头里边就开枪了。楼上枪声一响，楼下就挂电话报警了，于是宪兵警察赶到把大楼包围起来。李善恒躲在暗处开枪，把前边的两个撂倒了，后边那个特务与他同时开枪，双方都受了重伤。这时大批宪兵赶来了，李善恒的手枪弹仓已空，见逃跑无望又决心不落入特务手中，便毅然从窗口跳下，壮烈地以身殉国了。

特务从死者的身上并没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只发现他上衣口袋里有一张佛教会散发的劝善箴言，其内容无非是劝人行善、多积阴德、必有好报之类的话，经过对照，它与普通散发的传单并无区别。但经过仔细观察，井上大佐发现那传单上有五个字的旁边加了双圈，那就是“昔晚”“斗”“净土”，可能是特意做的记号。为了识破这个哑谜，他请来了日本汉学家、日本高僧、宪兵和 86 部队（防谍部队）的密码破译专家一起研究。专家们绞尽脑汁穷思苦想，最后终于认定：这哑谜里，藏着个秘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