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生涯的开端：风云变幻

抗战结束后，查良镛开始担任《东南日报》的记者、编辑与撰稿人，后来他获得到上海《大公报》工作的机会。至今《大公报》仍是中国报业史上无法忽视的辉煌一页。张季鸾（1888—1941）所创办的《大公报》地位特殊，首先这是知识分子办报，其次《大公报》承袭、追随了美国“新闻古典时代的第四权”，以坚决的信念创办这份报纸，地位之高、待遇之好，吸引当时不少有志从事新闻业的青年才俊。

查良镛得到报考《大公报》的机会。根据其所有传记资料，在一百零九人当中，他以第一名考取《大公报》。此时查良镛虽然仅有二十岁出头，但由于考取了上海《大公报》的工作，成为报业精英的一分子。然而到了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局势诡谲，所以《大公报》内部做出重要决策—成立香港《大公报》。刚开始的时候，香港《大公报》只是作为上海《大公报》分社，不过当时报社已经规划，万一内地时局发生变化，报社必须从上海迁往香港。这个规划来自《大公报》强调言论自由的理念。只有在自由的地方，《大公报》才能够生存下去，这是上海《大公报》最初的选择。由于另外两位同事，一个准备结婚，另一个要参加考试，他单身，又无其他挂念，所以就被派往香港分部。

但也因为这个际遇，查良镛从未确切看到1949年之后内地的激烈变化，他不在国共斗争的历史现场。在1949年历史的转折点上，他没有被迫选择国民党或共产党，而是保持了作为《大公报》新闻精英分子的立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查良镛曾在1950年离开香港，动身前往北京。此次旅程是因为他想借这次机会，圆梦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后来，这个梦想被打破了，他才又返回香港。

回到香港之后，巨大的悲剧向他袭来。在土改、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他父亲是个地主，因而被枪杀身亡。不只是他父亲，整个海宁查家也彻底瓦解。查良镛别无选择，只能留在香港。但没有多久，他亲身经历香港激烈的时局变化。国民党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进行彻底改组，成立改造委员会，目的是肃清国民党内部威胁蒋介石（1887—1975）权威的其他势力，驱逐陈果夫（1892—1951）及陈立夫（1900—2001）兄弟。眼看局势趋于不稳定，原来属于右派的国民党大佬及知识分子，他们落脚香港，观望局势如何演变。内地（大陆）、台湾的局势变化，促成香港特殊地位的形成。这些右派知识分子为什么在香港观望局势？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当时朝不保夕。如果选择在台湾定居，难免要再逃难一次，不如留在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安身立命。这群人被称为南来文人，他们对香港的变化，尤其是香港杂志、报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是及至1950年6月，大历史就在眼前，查良镛或者是中国武侠小说不可能逃开大历史的旋涡，一定也受到这段历史变化的牵连。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势力卷入朝鲜战争，确立台湾是在美国保护之下。这之后在美国资助下，台湾必须立即寻找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民主自由。这当然不是国民党及蒋介石所向往的，但情势迫不得已，想要获得美国援助，就必须鼓吹民主自由。

此后台湾局势开始变化，香港的定位也就愈趋复杂。香港在二战后被英国从日本手中夺走，地理位置就在内地旁边。即使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水资源都要从北边运来，这是港英政府后来租借九龙半岛和新界的主要原因。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香港变成地位奇特的避风港。可是自1950年之后，借由美国襄助，国民党在台湾站住脚跟。

自国共内战—尤其是东北围城—之后，直到蒋介石下野，这段时期迸发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这股政治力量后来称之为“第三势力”。国民党在台湾扎根，第三势力也随之保留下来。香港在这个局势当中，面临非常复杂的状况，各方力量均搅和其中。

这几股力量的最上头是港英政府，它仍然是实质统治者。港英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港英政府治理港人的基本政策是，排除港人接触政治的权利，换言之，港英政府拒绝港人参政。长期以来，这是港人历史的痛楚。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确定之后，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才开始推动让港人参与政治、港人治港的政策。但一切都太迟了，港英政府统治近一百年，港人一直承受着两面性的统治政策：港人有充分自由，不只是现代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港人还拥有传统生活的自由。即使到今天，香港都存在这种异质性：一方面，香港到处耸立着高楼大厦，从尖沙咀到铜锣湾，都是辉煌的金融中心面貌；另一方面，从北角走到旺角，你看到的都是最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茶楼、街道，以及狭小到不能居住、接待客人的房屋。这是因为港英政府从未想过让港人成为英国公民，它甚至希望香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只要港人不涉足政治。所以，一方面港英政府给港人充分的自由生活，另一方面严格禁止并切割港人与政治、政务的一切联结，几乎只有英国与高等华人（又称太平绅士）才能够在有限度的情况下参与港英政府的政务。

由于港英政府的基本政策，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衍生了各方势力聚集香港的结果，但各方势力不可能在政治上较量，只能通过媒体的力量各展其道。因此，20世纪50年代，香港媒体界喧腾一时。在政治立场上，亲共的左派、亲国民党的右派以及第三势力都来到香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部分在地的港人，受到这个局势的启发，选择其文化及政治立场。另外，也有部分南来文人向往大陆，或是心向台湾。在这个混乱局势下，香港媒体的黄金时代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