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人到报业老板

对照看余英时（1930—2021）先生的《余英时回忆录》，其中有很精彩的一段。1949年12月31日，余英时先生去了香港，一直待到1955年他才离开香港。他回忆这五年当中，他与当时的几本重要杂志彼此之间的关系，譬如《人生杂志》《民主评论》等。这一时期，在香港杂志界、媒体界看来，《大公报》是核心的媒体。原本香港《大公报》成立时是上海《大公报》分社，但1949年之后香港《大公报》就面临巨大的抉择，一部分来自报社内部，另一部分则不在报社的控制范围内。正是因为《大公报》的名声太过响亮，所以很快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变成新中国在香港建立据点的首要目标。

这个脉络非常清楚。《大公报》从此之后“左”倾，变成左派报纸。本来《大公报》在张季鸾创立之后一直遵从美国民主自由、记者第四权的理念，但在很短时间内，它转向了左派媒体。同时，第三势力的媒体进入香港之后，一直不断地受到左派势力排挤，活跃的空间越来越少，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资援台湾，使得国民党能够在香港也创办了两份报纸—《华侨日报》和《新岛日报》。总的来说，在当时的局势下，整个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全部集中在报业的竞争上。

这段时间，查良镛离开《大公报》，一度投身《新晚报》工作，最后也离开了《新晚报》。在这段离开大公报集团的过程中，他着墨不多。但在《大公报》“左”倾的过程中，可以想见左翼思想给查良镛的生命经历带来的剧烈动荡。父亲在斗争中惨死枪下、海宁查家也被抄家，这对他有极强的刺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不可能会选择他早在重庆时就已经与之起过冲突的国民党政权。那么，如果他一定要在政治上有所选择，显然只会是第三势力。然而，他二十多岁时，抗战一结束，他已经是上海《大公报》的一分子，是中国顶尖的新闻精英分子，他不可能去参与余英时先生投入的第三势力新闻媒体，流亡学生与新闻精英分子这两者是无法相比拟的。所以毫无意外，查良镛选择离开《大公报》，到长城影业公司担任编剧，同时写作武侠小说。

在复杂局势中，《大公报》必须扩张它在香港的影响力，《新晚报》应运而生。创办时期，《大公报》的主要策略是找来本名叫陈文统的梁羽生写连载小说。

讲到香港的新武侠小说，有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在1956年的长达三个月时间里，《新晚报》最负盛名、最受欢迎的专栏叫做“三剑楼随笔”，由三位作者执笔，他们分别是梁羽生、金庸与陈凡（1915—1997）。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在1955年发表，当时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那时在香港有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斗争，其中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媒体，要争夺媒体上言论的影响力。

当时左派媒体的龙头是《大公报》，《新晚报》等于是《大公报》所衍生的一个媒体。金庸在1955年的时候任职于《大公报》，他的本职是国际新闻编译。当《新晚报》创办的时候，因为是一家新报纸，所以需要有吸引读者的特别之处。《大公报》觉得连载武侠小说会是一个好方法，要用武侠小说来拉拢读者，所以就先派了梁羽生上阵来写武侠小说。

梁羽生在《新晚报》上写了两部武侠小说，一方面大概也是累了，另一方面也需要换一换。所以这个时候就从梁羽生身边找到了本名叫查良镛的金庸，要他接着写武侠小说。

因为是报社指派下来的任务，所以当时查良镛第一没得推辞，第二也没有多想，就单纯地把自己名字当中的第三个字“镛”拆开来，拆开来之后的两个字“金庸”就当作他的笔名。

为什么会找到本名叫查良镛的金庸呢？不过就是因为他经常跟梁羽生一起下棋，下棋的时候就侃大山。两个人都是武侠小说的热烈读者，两个人满腹都是读武侠小说的经验，累积了各种不同的记忆。很显然两个人聊的时候，一定会讨论什么样的武侠小说是好小说、什么是不好的、好的小说应该怎么写。可能在这样的交谈过程中，他们多多少少也在想，如果我自己来写武侠小说我会怎么写？所以梁羽生一开笔，就能写武侠小说。金庸也是一样，一开笔就写了《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虽然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但是因为他已经阅读了这么多的武侠小说，又有了梁羽生开始在《新晚报》上写这种武侠小说的前例，所以一开始《书剑恩仇录》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准。

《书剑恩仇录》获得不少读者的青睐，顺理成章，金庸的下一份工作就是在长城电影公司当电影编剧。他身价也水涨船高，薪水从一个月一百五十港币，变成一个月两百港币。他通常每两到三个月，可以完成一部电影剧本，不论剧本最后是否成功拍摄为电影，都能拿到三千港币的酬劳，这当然是待遇非常优渥的工作。而且他还能亲近心仪的电影明星夏梦（1933—2016），金庸的爱情观一部分展现在他追逐夏梦的过程中。到了后来他创办《明报》，许多证据显示，金庸当时多多少少在想：如果我手上掌握一家报业，夏梦会待我更好。为什么我能这么断定？因为自从金庸创办了《明报》，《明报》前五年，确实除了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份报纸上刊登过最多的名字应该就属夏梦了。《明报》勤于报道夏梦消息是显而易见的，金庸甚至还出资让夏梦去加拿大旅游，旅途中按时发送海外旅行游记，那一度是《明报》最重要的新闻内容。

长城电影这一段历程，对金庸来说举足轻重。首先，他累积了一笔财富。其次，他遭遇了许多挫折，一部分是追逐夏梦的挫折，另一部分是编写的剧本拍摄为电影的概率很低，因此才会在1959年决定去办报。刚创刊的时候，报社共有两位合伙人，他和同学沈宝新。他先出资三万港币，沈宝新出资两万，但很快就赔完这五万，于是他又增资五万，维持住这五万资本。《明报》早期的资本，金庸总共投入八万，合伙人沈宝新投资两万，一直维持着这个股权比例。所以《明报》不折不扣是属于金庸的报纸，他在长城电影累积的薪资，让他足以支撑《明报》的营运，如果仅靠编译时期的薪水，是难以维系报业的。

创办《明报》之后，金庸的生命就进入另一个阶段。他的武侠小说在香港的复杂环境当中，走进香港读者的心中，他清楚明白报业的生存之道。借由撰写连载武侠小说的经验，他了解《明报》与其他报纸不一样的地方是跨越左中右派，因为无论站在哪一个政治立场，所有读者都会阅读武侠小说。这个立场直到1962年5月难民潮之后才有了转变。《明报》成为香港报业的大报，政治立场也变得鲜明，敢于挑战港英政府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