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状况梳理

国内学界在改革开放以前对清末边疆新政问题较少涉及，即使研究者也完全持否定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为清代重大改革举措的新政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相关研究成果渐趋繁荣。综合来看，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现代化视角，运用西方现代化理论剖析边疆新政的具体举措，大多数成果认为边疆新政促进了边疆地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政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和谐的大环境。代表性成果有步平的《东北边疆开发与近现代化过程》、吴环福的《从洋务运动到“新政”——新疆近代化的开端》等。二是边疆开发视角，认为边疆新政是清朝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开近代边疆建设之先河。代表性成果有马汝衍、成崇德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成崇德、张世明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等。三是人物视角，认为边疆地区封疆大吏的个人素质和执政取向是边疆新政成败的关键，领导人物的行为决定了边疆地区在清末中国的历史面貌。代表性成果有李皓的《浅析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奉天警务改革》、陈一石的《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郭卫平的《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初探》等。另外，部分民族史、地方史专著也对边疆地区新政进行了探讨，如王奎喜等著《近代东北史》、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等。

可以说，前辈学者在相关领域已进行了深入探索，但笔者认为现有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目前大部分论者多是从单一角度展开论述，缺乏对边疆新政各项举措内部连带关系的思考，即使是某些专著，由于缺乏理论支撑，也难免陷入堆砌史料的窠臼。以新政时期的宪政改革为例，现有成果仅仅停留在简单地进行中西、古今比较层面，缺乏政治地理学的运用和分析，不能从理论上认清改革的实质。

二是现有成果多停留在“发生了什么”和“如何发生”的层面，对“为什么发生”的思考不够深入，这种倾向的直接后果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东北地区的新政为例，目前论者均没能深入思考清王朝统治者在“龙兴之地”进行颠覆祖制的改革的内在机制，即清统治者“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意识在近代的流变，而这理应成为东北新政研究的新视角之一。

三是现有成果之所以会存在上述不足，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第一手档案史料的挖掘不够深入。目前学者们挖掘史料时只是触及了与边疆新政有关的史料的表层，鲜有人致力于相关原始档案的挖掘、整理。

国外学界较早对清末新政进行专题研究的西方学者是美国的Meribeth E.Cameron博士，她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1898—1912），对维新及清末十年的新政进行了全面细致研究，现今国内学界的若干见解与其书中的观点仍然十分相似。另外，部分西方学者对新政的某些具体内容进行了专题研究，如John H.Fincher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地方自治运动》（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1905—1914）、Dauglas R.Reynold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China，1989—1912：The Xinzheng，Revolution and Japan）、Sheng-hsiung Liao的《晚清中国的宪政追求：开创阶段》（The Quest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The Pioneering Phase）、Roger R.Thompson的《中国宪政改革中的地方议会1898—1911》（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1898—1911）、Marianne Bastid的《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教育改革》（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Ralph Powell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Norbert Meienberger的《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8》（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1905—1908）等。

这些著作运用不同的方法与理论对清末新政进行了研究，在资料的运用上也有独到之处，是从事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尤其是西方学者运用丰富的外文资料，对清末边疆新政宏观背景的揭示更为翔实、全面。但受研究视角所限，西方学者较多关注于清末政局变动对改革的影响，很少注意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就政治论政治，就教育论教育，忽视各项改革举措之间存在的互动和制约关系，将某些改革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归诸人为因素。实际上，清末边疆新政各项举措之间存在的制约关系对新政的影响并不亚于政局变动的影响。因此，对于清末边疆新政研究，一定要有全局眼光。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此学术视域尚存极大的研究、扩展空间。本书拟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合的角度对清末边疆新政进行系统性、全局性的梳理，恰是重要学术创新所在。

清朝将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视为核心利益，但清前中期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大一统政策已不能适应近代出现的新情况，为了抵制打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旗号的西方列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利益渗透，重建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的政治权威，清王朝选择在边疆地区实行有别于传统治理方式的新政。本书注重探察清王朝之所以实行新政的内在机制，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并重，希冀有助于纠正相关研究的碎片化和孤立化倾向。总而言之，只有对清王朝向基层渗透权力、再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使国家认同从观念符号上升为国家制度建构层面的过程进行系统梳理，才能清晰地描绘出近代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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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纪霖：《多元脉络中的“中国”》，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等：《殊方未远》，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页。

[2]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3] 学部审定批词：“查该令因满蒙地理关系紧要，特蒐辑旧籍提要钩元，汇成一卷，致力甚勤，其中所加按语规切时局，指陈立海，尤见苦心。”金钟麟：《学部审定满蒙新藏述略》（上册），中州石印馆宣统元年十一月版，第4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吴丰培书库藏。

[4] 金钟麟：《学部审定满蒙新藏述略》（下册），中州石印馆宣统元年十一月版，第4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吴丰培书库藏。

[5] 金钟麟：《学部审定满蒙新藏述略》（下册），中州石印馆宣统元年十一月版，第31—3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吴丰培书库藏。

[6] 关于对边疆地区的认知以及对边疆地区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彼时时论亦有与《学部审定满蒙新藏述略》类似的主张。杨度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发展状况分为三类，其中，蒙回藏处在游牧社会，“其语言、文字中所包含之美富不及汉人万一”，“汉人尚不及英、美、德、法之人，满人尚恨不能丝毫尽等于汉人，而蒙回藏人乃更远不及满汉两族”。（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67页）彼时时论有主张强调血统、文化、语言的民族“根基论”者，如余一的《民族主义论》认为，“一国之内，若有无数异族，则思想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不同，因而利害相驰，感情相背”。（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2期）此观点注重通过文化同化改革打造均质化的国族，实现整个疆域内语言、文字、习俗的均质，借此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进而提升民族的竞争力。在晚清以降内忧外患的语境下，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求富、求强的变革理念与西方民族主义相遇后产生的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试图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法。但此观点对单一民族和民族同化的追求与清朝传统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理念背道而驰，亦非中国历史传统，只是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和改革路径，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虽与政府主导的改革在形式上相契合，但并非政府的改革理念。

[7]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8] 葛兆光口述，盛韵整理：《从历史看中国、亚洲、认同以及疆域》，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等：《殊方未远》，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