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为使研究线索显得更加清晰，现将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稍作说明。

桐城派作为一个与清王朝相始终的散文派别，以倡导“义法”说而成为清朝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的代言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作为程朱理学的代言人与维护者，桐城派也就具有了清政府御用学者的身份，具有了御用学者的身份就必须担当起为政府传“道”的重任。正是缘于维护者与御用学者的特殊身份，桐城派在有清一代一直居于文学与学术上的不可撼动的“正宗”地位。[33]既然是清政府的文化维护者，其学派理论、思想也必然因清政府兴而兴，因清政府亡而亡。此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认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紧密与否并非褒贬一个传统学派的标准。桐城派选择作为清代官方学术的代言人，不仅是一种政治选择，也是一种学术选择。于传统中国的学人而言，任何一种学术选择都不可能完全无视政治或朝廷的影响。从学术史、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桐城派的兴衰轨迹，展现近代中国社会中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本课题主要阐述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桐城派正统地位的树立与理学的关系。桐城派之所以能在清代文坛异军突起，与理学在有清一代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清王朝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理学处于清代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方苞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34]不仅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作为古文家的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强烈色彩，桐城派自然在开派之初就树立起“必不可犯”的文坛正统地位。

其二，桐城派与汉学家之间的恩怨纷争及兼收调和。清代学术流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之争，故作为理学坚定维护者的桐城派不可避免地卷入汉、宋学的纷争中。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姚鼐与汉学大家戴震之间的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思想的分歧及政治态度的异同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此时的桐城派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其三，桐城派与晚清理学经世思潮的复兴。嘉道年间，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汉学家面对变局束手无策的窘况使知识分子纷纷调整学术路向，经世致用逐渐成为时代的一种主导思潮。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素有经世倾向的理学开始笼罩上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特点并逐渐走向复兴。活动于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代表主要为姚莹、梅曾亮、刘开、方东树等姚门弟子。与桐城派前辈一样，他们对理学的哲理层面并无太大兴趣，他们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道德建设与经世致用两个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理学经世特点。但姚门弟子相对低微的政治地位及难以引人注目的经世实践，并未使理学摆脱原有的窘境。理学最终还是靠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湘乡派”的洋务经世之功才真正走向复兴。[35]理学经世思想既成就了桐城派在洋务运动中的成功，也为桐城派在甲午战争后渐为时代所抛弃埋下了伏笔。

其四，甲午战争后理学的衰落与桐城派的危机。清朝在甲午之战中败于日本之后，国内维新思潮高涨，西学也随之大规模传入，理学与晚清桐城派开始面临真正的挑战。这一次挑战与乾嘉时期的汉宋学争锋迥异，那是中国传统学术内部的互相争论，不过是相互间学术地位的此消彼长。西方学术的大规模传入对维新派、革命民主派的政治威胁才是致命的。在“历史毕竟前进到非从根本上打破理学传统不可”的时代，[36]渐入末流的桐城派却表现出的坚韧的生命力。桐城派末代领袖吴汝纶借助传统教育方式培养了大批桐城派学术后进，既展现出传统教育方式在传统学派学术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传统学派、传统学术之于新时代中的青年学子仍存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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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所言的理学主要指其主流学派程朱理学。在清代，理学与宋学基本同义，理学派基本就等同于宋学派。桐城派学人王先谦曾说：“所谓宋学者，义理是也。”（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载王先谦撰、梅季校点《王先谦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02页）近世学人邓实在《国学今论》中也曾说：“方、姚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而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邓实：《国学今论》，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从邓实所论，也是将“程、朱之传”视同为“宋学”。

[2] 严复、林纾与桐城派的关系颇为密切，关于他们与桐城派的关系，学界已多有梳理。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就已提出：“严复、林纾是桐城的嫡派。”（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关于严复与桐城派的关系，可参看潘务正《严复与桐城派——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 〉不收严复为中心的考察》，《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等文；关于林纾与桐城派的关系，可参看王济民《林纾与桐城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等文。笔者在后文涉及相关问题时也会有所阐述。

[3] 参见王献永《“五四”以来桐城派研究讨论情况综述》，载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3页。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0页。

[5] 同上书，第5页。

[6] 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中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7] 参见拙文《〈汉学商兑〉学术批判方式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页。

[9] 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

[1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11] 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7页。

[12] 刘再华：《一个主张维新的旧文学派别——后期桐城派作家的经学立场与文化话语》，《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3] 刘相雨：《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4] 周中明：《桐城派在清代长期兴盛的原因》，《文史知识》1997年第11期。

[15]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6] 同上书，第76—97页。

[17] 陈文新：《论乾嘉年间的文章正宗之争》，《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18] 魏继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9] 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页。

[20] 李帆在论及姚鼐时曾提出：“姚鼐的学术思想与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的基石，而且是对桐城派思想、学术观念的集中反映。”（李帆：《姚鼐学术思想述论》，《福建论坛》2006年第1期）此段文字所论就涉及桐城派文章与清代学术流变的密切关联。此段文字不仅将姚鼐的学术思想与文章理论并提，还将其学术思想视为文章理论的基石，显然作者是倾向于从学术角度去考量姚鼐及桐城派。

[21] 刘师培：《左庵外集·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载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下），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8页。

[22] 吴孟复先生所著《桐城文派述论》一书于2001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23]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24] 刘声木（1878—1959），原名体信、字述之，后改名声木，字十枝，安徽庐江人。其父刘秉璋曾从李鸿章入淮军，官至四川总督。与桐城派颇有渊源的刘声木一生致力于从目录学角度研究桐城派，1924年，他著成《桐城文学源流考》《桐城文学撰述考》两书。1989年，黄山书社将此两书合一为《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出版（徐天祥点校）。其中《桐城文学渊源考》收录归有光以下作家1223人；《桐城文学撰述考》列作者238人，收书目2370余种。该书“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实为研究桐城文派最佳之工具书”（吴孟复：《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黄山书社1989年版）。马积高对此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刘声木所著《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的收录太滥，把凡与桐城派主要作者有某种直接、间接师友关系的学人都收进来了。他还提出，即使有直接的师友关系，学术趋向和文学趋向也不一定相同或相近，如孔广森，确是姚鼐门人，却是考据家和骈文作家，与桐城文派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本此类推，计当删去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但即使如此，桐城派学人也还可有五六百人（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25]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序》，载刘声木著、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3页。

[26] 当然，刘声木也注意到桐城派与清代学术之间的特殊关系，他在论方苞之文时曾说：方苞“廓清之功，用力甚艰，虽未免理障，其词气取材荀卿，较宋五子为健劲。说经尤精卓，书序遒峭似半山，碑版过求峻整，多用纪言体。运掉凌空，实能以宋儒之理衍八家之文，精者可以羽翼经传”。（刘声木著、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03—104页）刘声木此处虽主要从文学的角度评点方苞，但从“以宋儒之理衍八家之文，精者可以羽翼经传”一语又可看出他对方苞之文与清代宋学之间密切关系的强调。从这个角度看，桐城派确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派。

[27] 关于这一点，胡蕴玉有系统的陈述：“方苞姚鼐之徒，尸程朱之传，仿欧曾之法，治古文辞，号曰宋学。明于呼应顿挫，谙于转折波澜，自谓因文见道，别树一帜。海内人士，翕然宗之，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载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43页）

[28] 吴敏树（1805—1873），湖南巴陵（今岳阳）人，字本深，又称南屏先生。吴敏树当时虽以古文名世，却不愿与桐城派并称。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曾将吴敏树归为姚鼐弟子：“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但吴敏树并不以为然，他在《与蓧岑论文派书》一文中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不屑于与桐城派同派为伍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中并未将吴敏树列为姚鼐的弟子。

[29] 姚鼐：《夜读》，载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9页。“筌”为捕鱼竹器，“蹄”是猎兔器具。“筌蹄”连用喻指达到目的的手段。

[30]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载姚鼐著、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31] 马其昶：《〈濂亭集〉序》，《抱润轩文集》卷3，宣统元年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

[32] 吴敏树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对方苞文章有如此评价：“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柈湖文集》卷5，同治八年（1869）刻本）由吴敏树所论，可见方苞之文更重“理”“法”，并不工于文章之“言”。

[33] 清人戴均衡论及此点曾说：“国朝作者间出，海内翕然推为正宗，莫如吾乡望溪方氏。”（戴均衡：《〈南山集〉目录序》，载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8页）薛福成也说：国朝“言古文者，必宗桐城”（薛福成：《〈寄龛文存〉序》，载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34] 苏惇元辑：《方苞年谱》，载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0页。

[35] 所以称洋务时期的桐城派为“桐城—湘乡派”，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领袖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如此称谓，可以凸显这一时期的桐城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密切关系。关于“桐城—湘乡派”的说法，最早见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36]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