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陇东南区域文化发展的人文环境

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活动，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这个命题不仅意味着人为文化所塑造，而且也意味着文化为人所创造，人与文化互生互育。因此，欲全面、正确地把握陇东南文化的基本特质，除了自然环境、地理因素之外，我们还必须深入了解诸如政治、经济、民族构成、中外交流等人文因素对陇东南文化形成的制约机制。

一　唐前陇东南地区的政区变化及宋代以后的山区开发

陇东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在6万年前，陇东南地区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6]陇东南地区自古至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也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北的战略支撑点，著名的“丝绸之路”贯穿全境。

（一）先秦时期至秦代陇东南政区的形成

《史记·秦本纪》云：“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7]早在商周之际，秦人就在今天水、陇南一带开拓经营，先后有了西犬丘（今甘肃礼县境内）、秦（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两个城邑和统治中心。秦武公十年（前688），已迁居关中的秦人“伐邽、冀戎，初县之”。即设立邽（今甘肃省天水市区西北）、冀（今甘肃省甘谷县）二县，此乃秦国设县之开始，陇东南地区的天水市也成为我国最早设县的地方。此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过秦论》）[8]，国力大增，于前355年前后，秦人在陇东南地区先后设立西（今甘肃省礼县）、绵竹（今清水县西南）、狄道（今临洮县）等16个县级行政机构。战国后期，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19），秦国设陇西郡，辖陇东南地区黄河以东各县，郡治狄道。秦灭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陇东南地区作为秦人发祥地，是中国最早设立郡县制的地区。

（二）汉代至唐代陇东南政区沿革

汉王朝建立之后，陇东南地区是抗击匈奴的战略大后方。汉武帝开发河陇，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使陇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被引进到该地区；西域的许多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豆等也在陇东南地区发芽开花并东传至内地；大宛、乌孙、波斯、突厥等民族的优良牲畜引进到中原以改良牲畜品种。陇东南地区成为农业发达、畜牧业繁荣、商镇林立、商贾不断的繁荣之地。

魏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历史进入第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陇东南地区朝代更替频繁，先后有仇池、成汉、前赵、后赵、前凉、前秦、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大夏诸政权占据陇东南全部或部分地域，时而统一于一国，时而分属几个政权。诸政权先后在陇东南设置政区的情况大致如下：

成汉（303—347），其所属阴平郡在陇东南。

前赵（304—329），在陇东南范围统秦州所辖之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五郡十五县；雍州安定郡五县之地。相当于今甘肃省定西市东部、天水、平凉地区。

前凉（317—376），在陇东南占有河州所辖金城、武始、兴晋、大夏、南安诸郡；秦州所辖陇西、广武、天水诸郡。

后赵（319—380），在本区辖有秦州、雍州之地二十一县，所设郡与前赵同。

前秦（351—394），在陇东南辖有雍州安定郡、平凉郡七县；秦州天水郡、略阳郡六县；南秦州武都、仇池、阴平三郡六县；河州武始、南安、晋兴、金城六郡十一县。前秦曾占有陇东南大部分地域。

后秦（384—417），在陇东南占有雍州、秦州、河州、南秦州诸州。雍州安定、平凉、平原诸郡；秦州天水、略阳、陇东、广武等郡；河州陇西、金城、武始等郡；南秦州武都、仇池、阴平等郡。

西秦（385—431），西秦版图都在陇东南地区，在陇东南置秦州、河州、东秦州三州。

后凉（386—403），在陇东南设有广武、金城、武始、临池、陇西等五郡。辖今甘肃省临夏、定西、兰州、白银诸州市大部分地区。

大夏（407—431），在陇东南设凉州，统安定、平凉二郡，设秦州，辖天水等郡。辖区相当于今甘肃省天水、平凉大部分地区。

北魏建立后在陇东南地区设邠、泾、秦、梁、渭、河、凉诸州。邠州设赵兴、襄乐、北地三郡；泾州辖安定、平原、赵平、平凉、安武等六郡；秦州辖略阳、天水、汉阳三郡；梁州辖南天水、南汉阳、武都、仇池、固道、广业等郡；渭州辖陇西、南安、广安等郡；河州辖金城、临洮、洪和、武始四郡。北魏于535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陇东南地区先后为西魏、北周所控制。大致来说，在今陇东南地区的庆阳、平凉地区设朔、邠、泾、宁、显、蔚、云、燕、桓、原、会十一州；在今天水一带设秦州、北秦州；今兰州、临夏一带设河州；今岷县一带设岷州；今陇南一带设成州。北周代西魏后，在陇东南地区设有泾、宁、邠、原、会、秦、渭、交、河、洮、灵、叠、弘、旭、岷、文、邓、康、成、宕等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期，陇东南地区还建立了仇池国。勤劳勇敢的氐族人民自古以来活跃在西北地区，“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始徙居仇池。仇池地方百公顷，因以为号”[9]。仇池国包括氐族杨氏在历史上曾建立的前后相连的五个政权：前仇池国（296—371），后仇池国（385—442），武都国（443—477），武兴国（477—545），阴平国（477—581）。辖今甘肃省秦州西南部、武都、文县、康县、成县、徽县、两当、西和、礼县，四川西北部平武、广元地区，陕西略阳等广大地区，势力极盛时曾及陕西汉中一带。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分全国为十道，以东起陇山、西达沙洲的地域始设陇右道。《旧唐书·地理志一》云：“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县。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新唐书·地理志四》云：“陇右道，盖古雍、梁二州之境，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燉煌等郡，总为鹑首分。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11]唐王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欲保关中，必守陇右；欲守陇右，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国家重心在西北地区。《资治通鉴》载，盛唐时期，“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2]。唐代三百年，陇东南地区既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

（三）宋代以后陇东南地区的山区开发

宋代国力大不如前，陇东南地区基本上处于宋、金对峙，相互争夺的地带。自宋代以后迄于明清民国时期，陇东南地区的政区设置基本稳定，陇东南山区渐次得到全面开发，普遍引种了马铃薯、玉米等高产旱作物。山林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不断扩展，利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陇东南山地的开发是在宋代以来“平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饱和的背景下展开的，山区吸收和容纳了大批富余人口，不仅为山区开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同时也缓解了经济重心所在的平原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山区的经济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平原地区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也给全国经济的整体增长带来了新的契机”[13]。

宋代以后陇东南地区的山区开发对陇东南区域文化特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山区地理位置多比较偏远，地形复杂，居住分散，所谓“深山重阻，人迹罕至”，自然条件严酷，生存条件恶劣。在此种环境下生存的陇原儿女从来不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屈服，他们不退缩、不逃避，而是以自己超强度的勤劳、超强度的忍耐力、超强度的吃苦精神，创造自己的生活。“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或许从此可以找到答案。因为贫瘠的山地劳动收获不丰富，所以陇人极其俭省地使用生产资料，有物尽其用的发展理念。如黄土高原上居民居住的炕，就是典型例子，烧炕用的几乎全是生活垃圾、树叶、草根等细小得似乎不能再利用的零星生产资料，然陇人对如此细小之生活资料也要充分利用。因为需求增长不能得到满足，所以陇人以更加勤奋、勤劳的工作支撑发展，在山地上惨淡经营。因为陇东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所以陇人逐渐形成了珍惜环境、永续发展的环保意识。

从人口组成来看，陇东南“山区人口来源复杂多样，很多为逸出于社会体系之外的流民，属于所谓‘边缘人群’，其社会关系网络多凭借武力，或以利相聚，或以义相结，或以血缘、地缘相类，具有强烈的边缘性。任侠尚义也是将边缘地带的人群组合起来的重要途径之一，盟誓、拜把等是山区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建立的重要途径”[14]。这种山区特有的社会形态极有利于形成陇东南区域文化的尚武之风。如今该地区民众异常浓烈的果敢勇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恐怕与陇东南山区环境有一定关联。

从文化层面来看，陇东南山区民间信仰炽盛繁烈，原始巫术及宗教信仰之影响较大，各个民族、部族间的信仰迥然不同，如该地回、藏、土族、汉族信仰即明显不同，陇东南地区白马藏族还保留有大量中古氐族遗风，显示出强烈的多元性和民族性特点。但是经过长期以来各民族的相互交流融合，传统儒家正统文化仍然逐步深入山区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最终成为山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儒家文化始终在陇东南区域文化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陇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那些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具有较强精神教化意义的历史人物、英雄传奇、贤良故事，如陇东南地区民间流传颇广的“鹿乳奉亲”、 “亲尝汤药”、“卧冰求鲤”等“二十四孝”，就是明证。

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陇东南地区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在陇东南这块大地上，王朝的兴废更替，蕴含着异常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是形成陇东南独特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影响陇东南区域文化发展的经济因素

陇东南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中心之一，经济开发活动也开始甚早。由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结构、政权分割、自然条件等因素，陇东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形态特征上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些对陇东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陇东南地区农牧经济的起源

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源头，“甘肃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的炭化黍标本，与最早发现的希腊同类标本时代相近，不仅将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而且表明北方最早种植的粮食品种为黍，时间距今7000年。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了5000年前的我国位置最西的稻作遗迹，并出土了4500年前后种植的粟、黍、小麦、燕麦、水稻、大豆、青稞、荞麦等农作物。这种作物组合囊括了东亚与西亚两个农业起源中心的重要类型，表明甘肃是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多样化的典型区域。大地湾早期遗址不仅有我国最早饲养家鸡的遗存，还有猪、狗、牛、羊和马骨的出土。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东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15]。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农业就在陇东南地区的一些河谷台地出现。考古资料证明，距今8000—5500年前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已出现了以种植黍（糜子）、粟（谷子）和油菜等旱作农作物，养殖猪、狗、羊和鸡等家禽家畜为标志的定居、半定居的农耕经济。但这时采集和狩猎经济似乎仍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经济处于从属和补充地位；农业生产技术也处于“刀耕火种”初期，离发达的锄耕农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西周初年，秦人祖先西迁到天水一带，长期与西戎杂处，以致被中原诸侯以夷狄相待，排斥于华夏族之外。自周初至战国间，秦人世居“西陲”，与西戎长期交战，不惜失地亡君，誓死保卫西周的西部门户，以求跻身诸侯国行列并回归华夏文化。为此，他们一方面“入乡随俗”，接受西戎游牧文化，并以善养马而名噪一时；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动从华夏农耕文化中吸收养料，故而惨淡经营，几度荣衰，在群戎包围的环境中由弱到强，脱颖而出。“商代末年，秦人西迁陇右。西周末年，秦襄公因护送平王东迁而获封诸侯，秦人由此取得了与中原诸侯同等的政治地位。秦人在甘肃历经十四世，最后挺进关中。陇南市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圆顶山先秦贵族墓葬遗址出土了刻有‘秦公作’铭文的青铜鼎、簋、壶、编钟及金虎、玉器等珍贵文物，时代属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器型高大，工艺水平可与中原青铜器媲美。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物，是秦人崛起历程的见证。”[16]《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17]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8]。至秦献公时，已“兵临渭首，灭狄獂戎”[19]。活动于陇中一带见于记载的邽戎、冀戎、獂戎、绵诸戎、襄戎、义渠戎等渐次为秦人所征服。秦人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兼取西戎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长，“从马家塬战国西戎墓葬的随葬品分析，这是一处包含北方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戎族墓地。显示出秦人与西北草原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交流颇为密切。张家川一带是早期秦人的发祥地，秦人东迁关中以后，并未放弃对天水一带的经营。恰恰相反，作为发祥之地和西部边防要塞的天水地区，依然受到秦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经营。当时西戎各族也广布天水，创造了发达的西戎文化，其文化也深受秦人和多种文化的影响。因此，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墓葬是早期秦文化华戎交汇特色的一个生动例证”[20]。秦人占据陇东南也促使当地经济由畜牧为主发展为农牧兼营，从此，陇东南地区半农半牧经济区便确立起来。

（二）陇东南各地的农业发展

陇东南地区的农业开发，在秦汉、唐宋和明清时期经历了三次高潮。陇东南地区最早得到开发的是渭河、洮河下游及泾河流域。陇东泾河流域曾经是周人先祖的居地，周人以农耕著称，周人之先祖公刘等首领率周人在今庆阳一带“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21]，推动了当地的农业发展。自商周以来，在秦人与西戎的对峙和交往过程中，陇东南渭水流域、洮河下游的农牧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汉代在陇东南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汉武帝为了彻底消除边患，在河西一带屯田，元鼎六年（前111），大汉王朝“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2]。汉代不但在河西屯田，也大力经营陇东南地区和湟水谷地等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赵充国在湟水谷地屯田；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冯奉世在陇西屯田，都是汉代开发陇东南的典型事件。汉代屯田，不但巩固了边防，有效地解决了边防军所需的粮草，而且将汉王朝的后勤供给中心向前推移了千余公里，大大减轻了长途运输对国家的巨大压力，这是汉王朝能击败匈奴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的屯田，也使陇东南广大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陇东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关外少数民族内迁和战争频仍，政权林立，陇东南地区农业开发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由唐至北宋，陇东南地区的农业开发掀起了第二次高潮。唐王朝立国后，为了加强西北国防，在临近吐蕃的陇东南西部兰、临、洮、岷诸州广设军屯。据《唐六典》记载，陇东南秦、渭、成、武、岷、河、兰诸州均有军屯设置。[23]大规模军屯的设置，推动了陇东南各地农业的发展。唐王朝开发陇东南，实行屯田，始于武则天时期，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武周垂拱二年（686），当时凉州仓贮“惟有六万余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又至甘州，责其粮数。称见在所贮积者四十余万石”（《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24]。陈子昂在《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中就屯田问题论述道：

比者国家所以制其不得东侵，实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今则不然，甘州仓粮，积以万计，兵防镇守不足威边，若使此虏探知，潜怀逆意，纵兵大入，以寇甘凉。虽未能劫掠士人，围守城邑，但烧甘州蓄积，蹂践诸屯，臣必知河西诸州，国家难可复守也。此机不可一失。一失之后，虽贤圣之智，亦无奈何。臣愚不习边事，窃谓甘州宜便加兵，内得营农，外得防盗，甘州委积必当更倍。何以言之？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但以人功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国家若以此计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数年之间，百万之兵食无不足而致。仓廪既实，边境又强，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25]

此后，唐王朝开始重视河西地区的屯田，仅陇东南道屯田，据《唐六典》记载，即有渭州4屯、秦州4屯、成州3屯、武州1屯、岷州2屯、军器4屯、莫门军6屯、临洮30屯、河源军28屯、安人军11屯、白水军10屯、积石军10屯、富平9屯、平夷守捉8屯、平戎1屯、河州6屯、鄯州6屯、廓州4屯、兰州4屯，等等，共计170余屯。据统计，唐代河陇地区屯田总计达17400顷，粮食产量约150万石。[26]经过长期的开发，河陇地区成为唐代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27]可谓陇东南地区农业开发、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

明代仍然在陇东南实行屯田制度。明代河陇三镇计33卫，驻军约18万人，先后在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屯田。明代在陇东南地区的屯田是一种有组织的生产行为，其主要产品就是粮食。屯田是陇东南开发史上的重要篇章，对陇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陇东南许多地区曾经是人烟稀少的洪荒之地，这些新辟的垦区，很多都成了后世各族居民的聚居区，店铺林立，商贸繁荣。不仅如此，屯田还传播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陇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历代朝廷为了使屯田获得成功，都会有组织地将内地一些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最为熟练的农业人员引进过来，这就为先进技术传入陇东南地区提供了便利。如陇右地区的代田法、耦耕法等众多农业生产技术都是通过屯田传播到该地区的。当然，明清时期的屯田，加之明清两朝陇东南移民的迅速增加，日益增长的人口又以广开荒地、广种薄收维持生计，导致黄土高原的过度开垦、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的境况，渐次走上“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恶性循环之路，其间正负面影响兼具，值得后人深思。

（三）陇东南各地的畜牧业及商贸经济发展

陇东南地区虽然曾长期是半农半牧经济区，但历史上却以畜牧业发达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称赞。西周春秋时期，秦人在陇东南一带以善养马著称，并受到周孝王的重用和封赏。秦人东迁至关中后，继续重视并大力经营他们的大后方陇东南地区。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后，依然重视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陇东南一带一直是秦人最为重要的战马基地。西汉在陇东南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设有牧苑36所，由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28]可见，秦汉时期陇东南是国家重要的养马基地，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及至魏晋北朝时期，氐、羌等族及其政权相继控制陇东南，畜牧业上升为经济的主体。北魏“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29]。此可谓北朝时期陇东南地区畜牧业空前繁盛的一个典型例子。

唐王朝立国后，陇东南仍然是国家重要的畜牧基地，“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至开元年间，畜牧业有长足发展，马、羊、牛等数量大增，“（开元）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匹。初有牛三万五千头，是年亦五万头；初有羊十一万二千口，是年乃亦二十八万六千口”。玄宗皇帝东封泰山之时，“辇辂既陈，羽卫咸备，大驾百里，烟尘一色。其外又有闲人万夫，散马千队，骨必殊貌，毛不离群。行如动地，止若屯云”[30]。宛若天际灿烂的云霞涌动。

畜牧业发展的同时，陇东南商业也得到长足发展。陇东南地区不仅农牧资源较为丰富，而且林业资源丰富，盛产药材，有金、银、铜、铁、铅、锡等多种矿产资源。由于陇东南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又是多民族杂处、交错地带，无论从陇东南地区自身，还是从内地与陇东南、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而言，经济的互补性都很强，民族商贸活动频繁。汉代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极大地推动了陇东南地区民间贸易的发展，民族贸易日益活跃，并出现了凉州、敦煌、天水、陇西等商业都会。商业经济的发展，伴之而来的是文化交流的频繁，民族交流、民族往来的活跃，这势必对陇东南文化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影响陇东南区域文化发展的多元文化、民族因素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陇东南地区作为地理位置颇为独特的区域，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多元文化的融合互动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而陇东南多民族交错的人文格局，无疑对陇东南地域文化的形成、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陇东南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中西交流、多元文化汇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一）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要道

陇东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早在新石器时代，陇东南就有了人类文明的踪迹，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多有遗存。进入历史时期，陇东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而“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使陇东南成为华夏文化与西域文化扩散、交流与融合的交接点。汉代开发河陇地区、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亚交通的道路，使汉代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先进文化传入西域，并远达欧洲。西域各族的文化也对中原发生了影响。葡萄、胡瓜、胡葱、苜蓿等许多新品种传入内地。因为通西域不仅促进了西域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31]。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河西地区密切了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往来，在内地与西域诸国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被引进到河西地区；西域的许多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豆等也在陇东南地区发芽开花并东传至内地；大宛、乌孙、波斯、突厥等民族的优良牲畜引进到中原以改良牲畜品种。《汉书·西域传》曰：“孝武之世，图治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32]可见，陇东南区域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在地域和民族的构成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断汲取营养。

陇东南地区地处陕、甘、川、藏交界地带，扼关陇巴蜀之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陇南九县（区）有丰富的蜀道“交通遗存”，尤其是祁山道、陈仓道、阴平道，在秦陇与巴蜀之间，起着关键的连接作用，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建制还是交通要道而言，在历史上均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民族融合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促成了陇东南地域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合性、“混血性”特征。在广袤的陇原大地，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和谐相处。此种“汉胡互化”现象深刻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如北朝时期氐族苻氏皇族文学世家的发展壮大是北朝各民族融合的结晶，显示出各民族文化交融为中国文学带来的勃勃生机。陇上少数民族作家苻朗、秃发傉檀、沮渠蒙逊、吕光等表现出明显的汉化倾向。陇东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现状雄辩地证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是可以友好共生、和平相处的，是可以不断融合的。清水县宋金画像砖既有西域少数民族艺术的粗犷质朴，又兼具中原艺术的清新雅致。它是古代该地区多民族艺术交融互渗的结晶，显示出多元民族文化相激相荡所产生的艺术魅力。

“维我天水，人文鼎盛；自强豪迈，历久愈新。滔滔渭水，铸陇人质朴之品格；厚厚黄土，孕秦人尚武之禀性。国之有危，则奋然而起，三陇英雄满天山；国之有难，则奋不顾身，陇上健儿有陈安；国之新运，则勇立潮头，甘陇儿女齐追赶。无自暴自弃之猥琐，有敢作敢为之远见。无偏居一隅之观望，有争先恐后之决心。无因循守旧之落后，有追新逐奇之雄心。无华而不实之虚名，有勤劳质朴之传统。无怨天尤人之颓风，有厚德载物之心胸。”[33]陇东南区域文化的形成还在于陇东南文化生生不息的创造性与传承性。陇原儿女富于创造的活力，陇原先民创造了古代神话传说的第一页。如今在陇原大地上流传的伏羲创世、创始、创业神话，女娲造人、补天神话，轩辕发明神话，西王母神话传说中，已浸润着陇原先民的创造热情，他们与其他地域的先民一起，共同书写了中华帝国人文精神灿烂的篇章。大地湾遗址、师赵村遗址、西山坪遗址以及马家窑文化中不断发掘出的大量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劳动工具、房屋、墓葬、彩陶等文物，便是陇东南先民创造精神的实物例证。那些绚丽夺目的彩陶艺术、石窟艺术，更是陇东南文化充满创造活力的象征。正如张兵先生所云：“丝绸之路的开通给甘肃文化带来了无限活力，使其在民族融合进程中所形成的过渡性特点愈加突出。石窟艺术与宗教文化是甘肃文化最高成就的体现。甘肃境内，石窟寺遍布丝绸之路沿线，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中的雕塑与壁画所蕴含的艺术韵味，是华夏文明艺术精神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佛教文化氛围涵茹之下甘肃人想象力与审美体验的完美展示。”[34]

（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汇聚之地

陇右地区是华夏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有“羲皇故里”之称，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始祖文化在华夏文明发展中享有崇高地位。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女娲氏、轩辕氏，在甘肃省都有相关的传说及祭祀地。秦人先祖的都邑西犬丘，就在今天的甘肃省礼县、西和县一带。陇原大地作为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人类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地域文化就以其鲜明的风格和较高的水准而兴起，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陇东南区域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相比较，它具有浓郁的中原汉文化气息；与关中文化相比较，它又呈现出一定的胡文化因素，带有更多的简便性、实用性、质朴性特征。总体而言，因为地理位置等因素促生，陇东南区域文化是中原汉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乃至整个西域文化的中间环节，它联系着中原和西域，联系着东方和西方。历史上，东西方各种形式的文化都曾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发芽，结下了累累硕果。这种文化区位优势，既促进了陇右文化的发展，又使陇右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这种文化优势，既促进了陇东南文化的发展，又为三秦文化和西域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所以，陇东南文化具有复杂的民族色彩和过渡性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多元融合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标本。”[35]

陇东南地区又是一个众多民族生活的地区，是中国多族群的孕育区。远在秦汉时期，古老的氐、羌等民族，曾在此建立地方政权，陇原大地成为其活动中心之一。“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氐羌、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与多元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36]今天，陇东南地区仍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至今仍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生活栖息在这块土地。世居陇东南的少数民族有回、藏、东乡、土、保安、蒙古、撒拉、土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东乡族、保安族为甘肃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从各个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来看，回族主要聚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散居在兰州、平凉、定西等地市；藏族主要聚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东乡、保安、撒拉、土族主要分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在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上，中原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和人文精神，使中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中原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在五胡交侵、中原沦陷的历史背景下，中原移民的南渡，带动了华夏文明的南播。”[37]

其实陇东南区域文化发展中亦有类似情况。汉、藏、回等民族和古氐、羌等多民族长期聚居，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汉族文化与藏、回等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使陇东南地域文化呈现相互交融、古今并存的显著特色。

漫长历史、悠悠岁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产生过赵充国、王符、赵壹、仇靖、傅玄、皇甫谧、权德舆、王仁裕、李梦阳、赵时春、胡缵宗、张澍、邢澍等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金石家和史学家，著述颇丰，名存千古。还有驰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张掖钟楼、天梯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女娲洞、伏羲庙、水帘洞石窟、祁山堡武侯祠、飞龙峡杜甫草堂、仇池故国遗址、八峰崖石窟等名胜古迹，星罗棋布，闻名遐迩，形成了众多的人文景点。这种多元文化、民族因素，造就了陇东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形成陇东南文化特质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