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陇东南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文化”这一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他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1]。此后，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克莱德·克拉克洪在1950年收集的文化定义即达100余种。尽管“文化”的内涵极其复杂，外延极其宽广，但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原始、蒙昧状态中一步步觉醒，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改造着人本身的自然，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因此，文化可以定义为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能动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成果，既反映为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为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诸如生理与心理、工艺与道德、自律与他律）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和历史的积沉。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总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一定场合中进行的，它与资源、地域环境、社群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一定区域内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水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也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基础，对特定地域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一　以高原为主的地形、地貌

陇东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结合地带，境内崇山峻岭，峰峦相叠，千山万壑，地形狭长，地貌复杂多样，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交错分布。陇东南地区，“其名山：秦岭、陇坻、鸟鼠同穴、朱圉、西倾、积石、合黎、崆峒、三危。其大川：河、洮、弱、羌、休屠之泽”[2]。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大致可分为以下各具特色的三大区域。

陇南山地：陇南山地是陇东南地区唯一横跨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地区，地处西秦岭东西向褶皱带，位于我国阶梯地形的过渡带。其西部向甘南高原过渡，北部向陇中黄土高原过渡，南部向四川盆地过渡，东部与陕西秦岭和汉中盆地连接。陇南山地的北部西、礼山地呈现低山宽谷的黄土地貌，海拔1800米左右；东部徽、成盆地介于北秦岭和南秦岭之间，长百余公里，宽数十公里，呈现丘陵宽谷地形，海拔1000米左右；高峻山岭与深陷河谷错落相接，对比显著，相对高差达1000米以上。故境内重峦叠嶂，崖壁陡绝，河谷幽深狭长、多急流险滩和瀑布，峡谷中高岸陡崖，峭立如壁。

陇中黄土高原：陇中黄土高原是我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东起甘陕省界，西至乌鞘岭畔。山、塬、川三大地貌类型是黄土高原的主体。屹立在高原上的山地，如同海洋中的孤岛，例如陇东的子午岭、白于山、黄龙山等；塬是指平展的黄土高原地面，著名的有陇东南东部的董志塬。塬面宽广，适于机械化耕作，本来可以成为重要的农业区，可是陇东南地区降水稀少，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成为全国贫困地区之一；川是深入在塬面下的河谷，梁峁地域泉水出露，汇成小河，河水带来的泥沙在这里淤积，在沿岸形成小片平整的土地，称它为“川”。黄土高原土层深厚，土质松散，地形破碎，暴雨集中且雨量大，是黄河泥沙的首要来源地，黄土高原河段步入黄河的泥沙占全河沙量的90％以上。历史上，陇东南中部干旱地区的干旱频率达40％以上，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经常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0％—40％，民间一直有“十年九旱”之说。

甘南高原：它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一隅，地势高耸，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包括合作市、卓尼县、临潭县、夏河县、玛曲县、迭部县、舟曲县等，为陇东南地区藏族主要聚居地。气候严寒、草滩宽广，自古以来就是陇东南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

二　气候严寒干旱、自然环境恶劣

气候是长时间内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均或统计状态。气候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热量的变化而引起的。陇东南地区地形复杂，山脉纵横交错，海拔相差悬殊，高山、盆地、平川、沙漠和戈壁等兼而有之，是山地型高原地貌。同时，陇东南地区深居内陆，远离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故降水稀少，从东南到西北形成了大陆性较强的温带季风性气候及干旱、半干旱气候，包括北亚热带湿润区到高寒区、干旱区的各种气候类型。陇东南东南部，即今陇南的武都、文县东南大部、康县东南河谷地带，是陇东南地区唯一的亚热带气候区。这里年平均气温高于14℃，年降水量在800—1000mm，无霜期在280天以上。该地气候温暖湿润，一年两熟，除适宜种植冬小麦、水稻外，还可发展多种亚热带经济作物，如柑橘、橄榄、茶、漆等。

尽管陇东南局部地区是亚热带气候，但就总体而言，陇东南绝大部分地区气候严寒、干旱。陇中地区，即陇南温带半湿润区以北，乌鞘岭—毛毛山—老虎山—条山一线以南的地区，历史上称为“陇中半干旱区”。年降水量只有200—300mm，年平均气温6—9℃，降雨稀少、气候干旱，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炎热短促。乌鞘岭—毛毛山—老虎山—条山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即今河西地区。气候干燥、冷热变化剧烈，风大沙多。自东而西年降水量渐少，干燥度渐大。总体而言，陇东南地区气候严寒干旱，生态环境脆弱。如甘肃省定西市属于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地区，是一个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方。历史上，由于生产力落后、科学不发达、对自然的认识浅薄、人口的增加等多种原因，定西地区多以开荒扩大土地、广种薄收来生活。此种简单的自然生存观、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以毁林毁草破坏生态扩大耕地，使得定西市气候生态环境恶化、土壤贫瘠、沟壑纵横、风沙茫茫、十年九旱，人畜饮水难以保障、粮食产量很低，人们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大部分地方的人不得不迁徙他乡，成为全国著名的连片贫困地区。

三　陇东南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与生产、生活条件的恶化

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秦汉时期，陇东南地区森林茂密、山清水秀，并无太大的水土流失问题。《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3]以木板盖房是林区居民的习俗，说明汉代陇东南地区森林广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天水郡，其乡居悉以板盖屋。”[4]

可见板屋很普遍。魏晋时期，包括陇东南地区在内的黄土高原的植被情况仍然总体良好，如现在地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毛乌素沙漠中的陕北靖边县的白城子，已被茫茫沙海所覆盖。这里曾经是大夏国（407—431）都城统万城的所在地。大夏国王赫连勃勃在建这座都城时曾赞美道：“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5]

陇东南地区的生态环境是近两千年来不断滥伐滥垦造成的。秦汉以来，黄土高原经历了三次滥伐滥垦高潮，第一次是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屯垦”和“移民实边”。这次大“屯垦”使晋北、陕北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第二次是明王朝推行的大规模“屯垦”，使黄土高原北部的生态环境遭到空前浩劫。据考证，明初在黄土高原北部陕北（延安、绥德、榆林地区）大力推行“屯田”制，强行规定每位边防战士毁林开荒任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天下兵卫邻近间旷之地，皆分亩为屯”的记载。由于军民争相锄山为田，使林草覆盖的山地丘陵都被开为农田，使屯田“错列在万山之中，岗阜相连”。我们不难看出，明代推行“屯田”制对环境破坏之严重。第三次大垦荒是清代，清代曾推行奖励垦荒制度，垦荒范畴自陕北、晋北而北移至内蒙古南部，黄土高原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数以百万亩计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陇东南地区大面积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

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使得陇上居民不是选择适宜耕种的土地来开垦，靠精耕细作来增产粮食，而是掠夺性扩大耕地，广种薄收，种地不施肥，靠自然肥力来产粮食，种几年以后表土流失了，土壤肥力流光了便丢荒，另择稍好的荒草地开垦。如此反复，使原本有林草覆盖的土地都被剃了“光头”，长期以来无休止的轮番开垦，致使原来的林草植被种源破坏殆尽，无法恢复。

森林是环境的卫士，黄土高原大面积森林遭到破坏后，失去了生态屏障，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导致河川水源枯竭、水土流失、风沙日益加剧、旱涝灾害日益频繁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森林草灌的破坏必然带来薪柴的缺乏，在黄土高原上，不但粮食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燃料问题也极为突出。为了解决烧柴问题，人们不得不刨树根、烧秸秆、烧牛马粪，以致发展到铲草皮、刨草根，这样就必然造成饲料、肥料的日益短缺，引起恶性循环。在“三料”（饲料、燃料、肥料）问题最严重的甘肃定西地区，那里的植被破坏最严重，燃料极端困难，有些地方草根都挖掘殆尽，结果形成畜无草、地无肥、人无粮的极端困难的局面。

总之，陇东南文化的形成，正是在陇东南独特的自然环境、特有的社会结构和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长期孕育、衍变的结果。典型的高原地貌、风寒干燥的气候条件、短缺的地表径流和相对贫乏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特殊的生态环境，使陇东南居民强烈的生存需求与难以满足的外部世界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陇人在此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他们认识到只有艰苦努力才能有所收获，从而形成陇东南先民固有的“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自强奋斗精神。另外，受严酷自然环境影响，陇人保守恋旧、得过且过、容易满足。在陇原大地上形成的陇东南文化，可谓开放与封闭、进取与保守的双重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