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代诗学的研究方法

一 现有清代诗学研究的局限

一个学者在着手进行一项重要的研究时，都要思考和确立自己的研究方法，虽然未必在完成的论著中加以说明，但他的研究实践已体现思考的结果。我想在此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略作说明，是鉴于这项研究毕竟是规模较大的工作，而且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来自同行专家的验证和批评将是我下一步工作的重要参考。

我为自己确定的研究方法首先基于对现有研究的反思，最主要的是对单一观念史视角的不满足。正如前文所说，清代诗学无比丰富的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对它作一番较前代更为深入的探讨。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由于文献庋藏星散，阅读不便，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诗学研究中的单一观念史视角的影响，丰富的清代诗学文献并没有被很好地阅读和使用，在批评史或诗学名义下被触及的材料和内容实际还只是文献资源的一小部分。依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我理解的“诗学”的概念包括诗歌文献、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中外诗歌比较五方面的知识和研究[197]。而通观现有的清代诗学研究著作，一般只涉及创作观念，即属于诗歌原理和诗学史的部分内容，这使得清代诗学极为丰富的细节被有限的概念所遮蔽，一方面忽略了太多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过于注意某些问题，以致一般性的问题不断重复，而许多特殊的现象、专门的问题却排除在视野之外。比如清初诗论对“真”的强调，套用朗松的一句话说，“标榜自己有求真的癖好，这是司空见惯的了”[198]，但视角既锁定在创作观念，就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讲到，还有神韵、性灵、格调、肌理……而像古诗声调学、诗歌编撰、注释学、地域诗话这些属于清代诗学的独特问题却视而不见，结果导致一个时代的诗学被描述为对若干个审美概念的阐述、响应和批评。这样一种单一视角建构的诗学史，内容和结构必定是线性的、简单的，新著作的增加往往只是旧问题的重复，而不是新问题和新的历史序列的展开，目录呈现的是相似的人物、思潮、时序，是似曾相识的历史叙述。

现有论著的单一视角不只取决于学术观念，也与对待文献的态度有关。大家都浩叹，清代文献太多了，难以穷尽，这本应成为激励我们去搜罗、研读文献的动力，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清代诗学的资料挖掘和使用都极为有限，我们对清代诗学史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印象阶段。一些结论虽不能说错，但一加深究，往往缺乏有力的文献依据和实证研究。描述一种风气的兴起递转，二三十年的时间，在学者笔下常一挥而过。三十年时间，那就是全部现代文学史的长度啊。三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什么呢？我们只要想想20世纪最后二十年，从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到朦胧诗群的美学原则新崛起，到后朦胧诗的再兴，到新写实，到眼下的美女文学、“下半身写作”，风会流转，历历在目。以今例古，三百年前的清代虽不如今天信息传播之速，但诗坛风潮的演变也必有起讫原委。不努力探究、还原历史过程和历史语境，怎能获得有价值的认识，给予适当的评价？关于叶燮《原诗》的时代特征，有的人强调它“从理论的高度平息了唐宋诗之争”，说在叶氏同辈和晚辈的讨论中，作极端之论者大大减少；又说“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提倡神韵说，看来不仅宗唐，且主要宗王、孟一派，然他在《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中说：‘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亲见宋元诗。’又俞兆晟《渔洋诗话序》记王氏自言‘论诗凡屡变’，‘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入吾室者，皆操唐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后来见到‘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才有‘《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这些话不尽实，他的诗始终主要宗唐，所谓‘事两宋’则如施闰章所说：‘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渔洋续诗集序》）”[199]这就属于未深考文献而导致的评价失当，王渔洋不但确有《蜀道集》的学宋诗实践，还在康熙十六年（1677）前后提倡宋诗，煽起一股学宋诗的时尚[200]。康熙二十五年（1686）刊行的叶燮《原诗》正是宋诗风炽盛之际的产物，它不是要平息唐宋诗之争，而是借此风潮将宋诗提升到与唐诗平起平坐的地位。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作于康熙二年（1663）作者三十岁那年，是他初读宋元诗时的感想，也是后来提倡宋诗的前奏，而选《唐贤三昧集》却已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经过反思决定返回唐音之后的事了。其间的时序不弄清楚，评价就不得要领。

诗学史上的理论问题，都是在历时性的过程中展开的，不理清历史线索，还原历史语境，孤立地看问题，就很容易流于隔靴搔痒，抓不住问题的实质。以吴乔诗学为例，吴氏因年辈较长，批评史著作论述其诗学，概置于王渔洋之前。实则吴乔《围炉诗话》始撰于康熙二十年（1681），二十五年编成，其中不少议论乃是针对王渔洋提倡宋诗而发，“清秀李于麟”的说法，前人一致认为是指王渔洋。相反，王渔洋的神韵论早在顺治年间即萌其端，到康熙初已大体形成，从诗学史的逻辑说，王的位置当然应在吴前。可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有学者指出王渔洋神韵之说乃是吴乔“文章实作则有尽，虚作则无穷。风骚多比兴，是虚作；唐诗多宗风雅，所以灵妙”的嗣响[201]。这本是个想当然的推测，因为王渔洋根本没看过《围炉诗话》，目前也没材料证明王渔洋曾接触过吴乔的诗论。然而我对王渔洋事迹的考察却使这一推测得到依据，盖王渔洋因提倡宋诗产生流弊而重新标举唐诗，编集多种古唐诗选本以示尊唐立场，其直接动因乃是徐乾学的劝导。这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事，而吴乔康熙二十年（1681）冬曾客徐乾学宅，《围炉诗话》正是吴乔与徐氏子弟谈诗的笔录。吴乔的观念会不会通过徐乾学间接地影响到王渔洋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弄清它有助于了解吴乔诗学的实际影响及王渔洋诗学发生转向的具体过程。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和袁枚诗说的关系，郭绍虞先生曾论之：

重华与沈德潜、袁枚同时，而其论诗既不如沈氏之拘，也不同袁氏之放，本之性灵，润以格律，能于二家外别树一帜，亦豪杰独立之士。其论诗宗旨虽出于张匠门，而与叶燮同里，又深受叶氏影响。至所自得，又与赵执信相近。故能尽吸诸家之长而无其偏执。书中如最忌轻薄诸条，近于暗斥袁枚。而袁氏《随园诗话》反多称引其说，甚至有直袭其语，攘窃以为己有者，可见对于袁枚诗论互有异同之处。[202]

此说辨析甚细，似言之成理。但考之李重华与袁枚年辈则不合。李重华（1682—1755）是雍正二年（1724）进士，少从王渔洋弟子张大受游，又曾向赵执信请教诗学，沈德潜序其诗，盛称其才，可以说是康熙诗学向乾隆诗学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李重华长袁枚（1716—1798）34岁，乾隆七年（1742）袁枚入仕时李已届花甲。袁枚声誉大起及轻薄为文已在中年以后，这可参看王英志先生《袁枚评传》。而据郭麐说，“国朝之诗，自乾隆三十年以来风会一变，于时所推为渠帅者凡三家”[203]，即袁枚、蒋士铨、赵翼。此时李重华早已下世，由此知其所斥轻薄者绝不会是袁枚。袁枚诗话中称引李重华之说，固有引为同调之意，但李重华的议论可以断定是与袁枚无关的。弄清这一点，再来看李重华诗学，就不是和袁枚同时，互有异同的问题，而是袁枚如何受其影响的问题了。至于郭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说沈德潜《说诗晬语》许多看似对性灵说不满的话“大致都是对袁子才发的”，则吴宏一先生已考沈书撰成年月而辨其误[204]。浏览现有的清代诗学研究论著，谈到清代中期或乾隆朝的诗学，一概分列格调、性灵、肌理三派而论之，但对三派的消长和对立、冲突，鲜有深入历史过程去进行考察的，这导致现有的一些结论给人简单化和印象化的感觉，经不起细致的推敲。

经过十年多的清代诗学研究，我深切地感到，如何理解批评史上的理论问题，如何提出问题、进入问题，甚至如何看待和利用文献资料，已不是个简单的研究方法问题，而是关系到批评史学科定位和学术观念的根本问题了。这促使我在开始撰写清代诗学研究专著之前，首先确定自己的研究思路和视角，确定自己将如何接触并进入清代诗学的历史中，去把握那曾经存在过的时间过程以及人们思想和著作的成果。

二 进入过程的诗学史研究

诗学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事实和过程的清理是认知的重要环节。就传世文献之丰富而言，明清乃是文学史研究条件最优越的时代。宋元以前资料有限，文学史事实的充分认识终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只有到明清两代，我们才得以占有大量的作品，驱使浩瀚的典籍，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迫近地观察各种复杂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真正进入到文学史的情境中去，实现一种“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205]。

正如前文指出的，清代诗学文献较以往任何时代都远为丰富，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拥有如此优越的条件，我们应该虔诚地领受历史的格外恩惠，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献丰富的优势，首先在事实层面上接近历史。的确，一些历史细节的究明，有时会改变我们对整个历史走向的认识。例如王渔洋和钱谦益的关系，论者一般都据牧斋《渔洋诗集序》和《古诗一首赠王贻上》，论定二人作为两代文坛盟主的“代兴”关系。但我通过书信、诗作、笔记、评点等多种材料细致研究两人的交往经过，发现王渔洋自始至终都在回避与钱谦益正面接触，钱去世后他又多方面批评其学术和诗学，力求在诗学观上与之划清界限。这就是说，王渔洋在清初诗坛，不是以继承钱谦益的衣钵而恰恰是以反钱谦益诗学的姿态竖起自己的旗帜的。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清初诗学的走向。又如王渔洋和赵秋谷的关系，经我细考，也辨明赵对王的批评大多不是起于诗学观的分歧，而是出于个人意气，基本不能成立。这就明确了赵执信对王士禛诗学是发展而非反拨的关系，对赵在清初诗学中的地位作出接近历史的评价。这种进入“过程”的诗学史研究，可以排除诗学史问题中的非诗学因素干扰，使问题的核心清楚凸显出来。

进入过程的诗学史研究，不只意味着对诗学史上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细致描写，更重要的是对诗学在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上展开的各个层面进行多角度的透视。从这一意义上说，诗学史研究乃是一项包含观念史、批评史、学术史，融三者为一体的综合研究：观念史是体现诗学发展方向的主导性线索，批评史是诗学实践的具体展开，学术史则是二者的整理和充实。以古代文论的传统言说方式——“生命之喻”来表达，则观念史为精神，批评史为骨骼，学术史为肌肤。其中渗透着文学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交流和互动，而将理论问题历史化是贯穿于其中的基本观念。1997年9月我在日本九州大学的中国文艺座谈会上报告《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气》一文，与会者对我按年代讨论问题的方式颇感兴趣，我曾申述了这一研究思路。这也是我对整个中国诗学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历史化不只是理解和建构批评史的保证，也是阐释和建构观念史的前提。一种观念或学说，仅从它自身平面地、孤立地看，经常是不能充分认识其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的。曾读《蒙文通学记》，载欧阳竞无读《俱舍论》三年不能通，沈曾植指点他：“君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欧阳竞无先取《俱舍》前书读之，再取其后书读之，最后取同时各家书读之，三阅月而《俱舍》之义灿然明白[206]。这就是研究观念史的历史方法。钱钟书先生批评《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207]，我以前读袁枚及性灵派作品，也觉得其创作有价值而诗学殊不足观，如今读过前后一些书，看法全然改变。的确，一种诗学思潮或观念原是在与他者的区别中成立的，其理论意义当然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过程、历史情境中才浮现出来。诗学史研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学术史的性质，带来实证性的要求。当然，注重理论问题的历史化及实证性研究，在浩繁的文献面前也面临着前人论学指出的一种危险：“凡学之患，患于不能入，尤患于不能出。”[208]就清代诗学而言，不怕读不尽资料，怕的是陷于资料中不能自拔，这要求研究者对问题的思考和文献的采集抱有一种警觉，既要重视历史线索的清理，又不能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不过在现阶段，相对纠缠于历史细节，缺乏闳通的史识来说，我以为更难得的是对诗学史的建构保持冷静而通达的平常心。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历史叙述呈现一个清晰而完满的结构，理论史更是如此。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理论史，能在自己的笔下显示出富有条理、逻辑清晰的历时性结构，作者会视为最大的成功。我心底也一直怀有这种憧憬。但事实是，正像历史学家所说的，“我们对过去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容易对其加以概括”[209]。清代文献所展现的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以及自己能力的薄弱，经常使我难以从历史中辨认出某种合目的性的逻辑过程，无法把握其结构的有机性和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放弃营构体系、追求逻辑完整的理想，而老老实实地将自己所看到的现象、所感觉到的问题记录下来。这一方面是惩于陈寅恪先生的论断“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210]，同时也是鉴于胡适先生的教训：“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211]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将王夫之归入神韵派，叶燮归入格调派，赵执信归入性灵派，所以受到“只取某诗论者之部分诗见而径以为系其整体诗见”的批评[212]，即与郭著受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影响，欲以神韵、格调、性灵三派统摄明清诗学流变的基本思想有关。王、叶、赵三家诗学在我看来都是很独特的，我也不知道该归于何类何派，只好单独处理。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在论清初江南诗学的一章，若干互不相关，见解不一致的诗论家排放在“江南”这一地域概念下，好像有点零乱。但我看到的情形就是如此，大家置身于共同的舞台，却唱着不同的歌。一一加以罗列，付以枝枝节节的论述，虽不免骈杂和缺乏条贯，却可以避免为追求历史线索的明晰和自足而付出牺牲历史丰富性的代价，起码可以为学界提供一些资料线索，提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像前贤所说的“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213]。

基于上述认识，我对诗论家及诗论的取舍就着眼于他们在诗学史上的实际意义，而不在其名望和著作形式。比如宋荦是清初著名诗人，《漫堂说诗》作为论诗专著也很有名，但我并没有专门讨论他的诗学，只是在论宋诗风消长时涉及。出于同样的考虑，今人著作涉及一些诗家，如广东的岭南三大家，江南的龚鼎孳、吴嘉纪、杜浚，北方的申涵光、傅山、孙枝蔚，他们的诗学我都没有专门讨论，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形成独特的诗学见解，在当时也没产生特别的影响，当代学者既有论述，我就不再花费笔墨了。相反，像归允肃这样的古文家，既无论诗专著，也不以论诗著名，我却要在清初江南诗学论里专门谈一下他对诗歌的见解。在清代流传很广的闽人游艺的《诗法入门》虽是浅俗的启蒙读物，但在整合传统诗学的知识体系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也要专门论述它的理论价值。在乾隆诗学里，我要着重谈一谈桐城派姚鼐的诗学、李锳、李兆元父子的诗歌声律学，在嘉、道诗学里我要着重谈以李怀民兄弟为首的高密诗派的诗学、汪端的女性诗学、梁章钜的郡邑诗话，这些都是以往的著作中不曾提到的[214]，也是我认为特别有意义的。

但问题是，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学者们对历史的理解已和传统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兰克在19世纪30年代将史学的基本观念表述为“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到克罗齐则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又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在自己脑子里把这种思想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215]。历史及其认知的客观性权威已被彻底颠覆，人们不得不同意，历史是叙述，是一种话语的重构[216]。这种重构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过去发生的事实过程，取决于史家的眼光。汤因比在谈到历史学家的认识局限时说：“客观上人都要死，而主观上又很难预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是重要的东西；这样一来，要区分信号和闹声，对历史学家来说也就是异常困难的事。”[217]海登·怀特更针对学术史学者的局限指出：“如果历史学家自身就是历史的实践者的话，他很可能隶属于该领域的某个学派，因而就会带有偏见；而如果不是历史的实践者，他就不大可能有足够的经验，来区分这一领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或不重要的事件。”[218]这两种人的局限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和清代诗学家的局限，他们置身局中固然不可能摆脱偏见，而我们置身局外却也很难看清局中的云谲波诡。清代诗论中的所有声音，对于我也是难以区别的信号和闹声，很难确定什么样的取舍是合理的，即使像汤因比说的“把他的牌都摊在桌子上”，牌也终究是摊不完的，历史写作最终不外是选哪些牌摊出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卡尔的看法：“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他对于有意义的和有联系的东西的选择，是随着新目标在前进中的不断出现而改进的。”[219]我研究和写作清代诗学史的动机是回应近年学界议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鉴于中国诗学在比较诗学中本钱越比越薄的形势，我首先想通过我的研究约略展示中国诗学博大精深的体系和无比丰富的内容。相对于创作观念，我更注重诗学理论和批评、研究在清代的发展。清人如何整理、接受、阐发前人的诗学遗产？他们如何发展、深化既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他们提出了什么新鲜的理论和见解？清代诗学在学术方式和方法论上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给它带来了什么样的成功和失败的结果？清代诗学是如何开始其现代化过程的？这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清代诗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框架中展开的，我的着眼点正在这里。

最后我还想对本书的写作体例作一点说明。作为一部合观念史、批评史和学术史为一体的诗学史，本书的视角基本落实到学术史的层面。这不仅由于清代诗学的学术特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由于我认为清代诗学的丰富文献只有用学术史的眼光来审视才能进行有效的淘汰，真正掘发出具有历史价值而又属于清代诗学的理论和批评成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要求，本书应该具备梁启超提出的著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220]为了节约篇幅，同时也为了论述的连贯，本书没有叙述所涉及人物的生平事迹——除非是不太出名的人物或有特别的需要[221]，但在叙述某些历史时期的时候增加了一种写法，即将一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叙述出来，这是考虑到清代诗学的复杂性和各历史时期的不均衡性。无论哪个时代，都有一些问题是诗坛共同关注的热点，众多论者参加讨论，形成规模不等、见解不一的论争。比如古诗声调问题，自乾隆初《声调谱》行世后，曾引起诗坛的强烈关注，众多论者加入对古诗声律问题的讨论，或赞同，或反对，或拾遗补缺，在诗话和笔记杂著中出现不少有关议论，更出现若干种深入研究的专门著作[222]。这样的问题当然应该成为清代诗学史的重要章节，而类似的章节将改变以人为纲的传统学术史结构，形成人与问题并行的复调结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叙述，但这叙述毕竟应贴合我们已知的事件及其发生过程。

以上就是我对清代诗学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以及对自己的研究模式、写作思路的一点说明。在没有成功的实践证明有效之前，所有的设想都是可疑的。对今天的科学家来说，选择一种理论或方法，仅仅是认为它们能够比其他已知理论或方法解释更多的事实，或者将同样的事实解释得更好，它们至少能与其他理论或方法一样好地受到检验，甚至更好，并且它至少与其他理论或方法一样经受得住这些检验[223]。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证明上述方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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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齐：《至正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2] 王思任：《唐诗纪事序》，《王季重十种·杂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 陈宏绪：《寒夜录》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页。

[4] 孔传鋕：《清涛词》序，康熙四十五年刊本。

[5] 焦循：《易余籥录》卷一五，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6] 如何孟春《余冬叙录·论诗文》云：“六经之文不可尚已。后世言文者至西汉而止，言诗者至魏而止。何也？后世文趋对偶而文不古，诗拘声律而诗不古也。”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评价可以说代表了近代以来的一般看法：“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似颇多，其最相异之一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清之美术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中略）要而论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此吾敢昌言也。”

[8]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页。

[9] 埃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0] 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王逢振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4页。

[11] 见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引论“古典诗学的遗产及其价值”，中华书局2003年版。

[12] 见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原刊于《中国诗学》第六辑，收入《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13] 吴光编：《黄宗羲南雷杂著真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按：此书不见于文集中，据吴光《黄宗羲著作汇考》（学生书局1990年版）研究，应作于康熙二十五年，时徐乾学任内阁学士。

[14] 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一，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3页。

[15] 王士禛：《先兄东亭行述》，《渔洋山人文略》卷一一，康熙刊本。

[16]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法式善《槐厅载笔》、董潮《东皋杂钞》均有称颂此科得人之盛的文字。

[17] 康熙十七年博学宏词之徵，一时奔竞者甚夥。大臣初荐后，新任台省者又补牍续荐，时传举一名价值银二十四两。见郑梁《郑寒村全集·五丁诗稿》卷二《告求举博学鸿儒者》。

[18] 陆世仪：《答汉阳黄赤子论学书》，《论学酬答》卷一，小石山房丛书本。

[19] 这一点我在《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载许明主编《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收入《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20] 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129页。

[21] 焦竑：《澹园续集》卷一，《澹园集》下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59—760页。

[22]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乾隆十年刊本。

[2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1页。

[24] 参看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历史与思想》，第114页。

[25] 全祖望：《黄梨洲先生神道碑铭》，《鮚埼亭集》卷一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26] 顾炎武：《与潘次耕札》，《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6页。

[27] 顾炎武：《答公肃甥》，《顾亭林诗文集》，第191页。

[28] 李来章：《礼山园文集》卷首，康熙刊本。

[29] 顾炎武：《与人书十》，《顾亭林诗文集》，第93页。

[30] 如《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书》、《蒋山佣残稿》中《与友人书》、《亭林余集》中《与陆桴亭札》、《亭林佚文辑补》中《与黄太冲书》等，均见《顾亭林诗文集》。

[31] 顾炎武：《与人书四》，《顾亭林诗文集》，第91页。

[32] 李绂：《秋山论文》，《穆堂别稿》卷四四，《李穆堂诗文全集》，道光十一年珊城阜祺堂重刊本。

[33] 杨松年：《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章“诗论作品范围之检讨”将诗学文献分为十类：1.诗话，2.诗选诗汇，3.笺注批点，4.诗选小传，5.序跋，6.书信，7.论诗诗，8.笔记小说，9.提要读书记，10.文集中论文、碑传、史书方志中传记，甚为周到。

[34] 详见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

[35] 《静志居诗话》有嘉庆二十四年姚祖恩扶荔山房刊本，《蒲褐山房诗话》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上海图书馆藏道光间郑乔迁抄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毛庆善重编稿本、韩国民族美术研究所藏抄本，《注韩居诗话》有安徽博物馆藏清抄本。

[36] 两者已为张廷银辑入《方志所见文学资料辑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37] 张仲炘、杨承禧等纂《湖北通志》卷九○艺文志据《兴山志》著录，华文书局影印本，第1845页。

[38] 张伯伟：《清代论诗诗的新貌》，《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39] 即日本近藤元粹编《萤雪轩丛书》所收《寄园诗话》、丁福保编《清诗话》所收《履园谭诗》、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所收《退庵随笔》、杜松柏编《清诗话访佚初编》所收《眠云舸酿说》。

[40] 载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九，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41] 此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此木轩文集》稿本中，内容可参看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又见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

[42] 黄承吉：《梦陔堂诗集》卷二，民国28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排印本。

[43] 参看杨松年《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第二章“诗论作品范围之检讨”，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下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

[44] 我只见到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导言中提到这一点，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页。

[45] 收在山东博物馆藏抄本《高密三李诗话·凝寒阁诗话》中。

[46] 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四“贞一斋诗钞小传”记尝从李重华问诗学，告之曰：“夫诗有三要，发窍于音，征色于象，运神于意，三者缺一焉不可”，又谓“诗之在人也，其始油然而生，其终诎然有节，要惟六义为其指归。故凡艳冶流荡与夫怪僻险仄之调，宜无复慕效焉”，知此言殆即答郑方坤问也。

[4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集部诗文评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48] 季广茂：《比喻：理论语体的诗化倾向》，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迈向新世纪》，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2页。

[49] 关于诗话的名义，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五章“诗话论”有精到辨析，可参看。

[50] 陶元藻《凫亭诗话》郑虎文序：“诗话之道凡有四，折衷群说则疑释，辨别体裁则法备，博征逸事则辞有根，撷取精华则陈言务去。”

[51] 据张健《〈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52] 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所收《退庵随笔》二卷系由梁氏所著《退庵随笔》二十二卷中辑出，非原有其书也，故不计入。

[53]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54] 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55] 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27页。

[56] 严首升：《与陈子贞》，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九，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57] 参看蒋寅《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收入《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

[58] 金武祥：《粟香二笔》卷三引，光绪间刊巾箱本。

[59] 关于诗话的传播功能，已有白贵《中国古代诗话的“存诗”“存人”功能——诗话传诗功能研究之一》（《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专文探讨，可参看。

[60] 钱谦益：《胡致果诗序》，《牧斋有学集》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第801页。

[61] 屈大均：《东莞诗集序》，《翁山文钞》卷一，广东丛书本。

[6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63] 章太炎：《检论》卷四“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

[64]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65] 鲍恒：《清代词体学研究》，河北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谭新红、王兆鹏：《论清人词话的学术背景》，《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66] 参看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39页。

[67] 张寅彭：《略论明清乡邦诗学中的“泛江西诗派”观》，《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68] 有关清代古诗声调学说的研究，参看蒋寅《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原载《学人》第1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9] 此说又见于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三《与查德伊编修书》，有关探讨详见蒋寅《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70] 据简明勇《杜甫七律研究与笺注》（五洲出版社1973年版）统计，杜甫151首七律中，上去入三声递用的例子只有56首，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71] 张文虎《舒艺室余笔》卷三又曾将此说推广到五言近体，一一加以验证。

[72] 汪师韩《诗学纂闻》“通韵”条，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449—450页。

[73] 陈仅：《竹林答问》，周维德校注《诗问四种》，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47页。

[74] 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辩录·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75]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7页。

[76] 朱琰《诗触》序，嘉庆三年重刊本。《诗法入门》自康熙初年行世后，康熙二十九年日本大阪即有芳野屋伍兵卫翻刊本。国内则有书业堂刊本（可能是原刊本）、康熙间慎贻堂重刊本、康熙五十四年金陵白玉文德堂刊本、学畲堂刊巾箱本，入民国后还为上海广益书局、上海文瑞楼、裕德书局、上海东莱书局、东方书局、上海千顷堂书局一再石印。日本也有明治十七年东京乐善堂刊岸田吟香训点本，题作《诗法纂论续编》。

[77] 徐文弼辑：《汇纂诗法度针》，现存有乾隆二十三年英德堂刊本，安徽省图书馆藏有同文堂藏板本八卷，东北师大图书馆有得月楼藏板本，应为书板转售或租让刷印。此外尚有怡莲堂刊本（乾隆二十四年序）、乾隆四十二年天德堂重刊本十卷、乾隆六十年大文堂刊本、宝田斋刊本、嘉庆后两仪堂刊本、同治间重庆翻刻本、民国九年上海进化书局石印本四卷（题作《重订诗法针度》）。日本也有题作《汇纂诗法纂要》的三卷本，安政二年大阪河内屋喜兵卫刊本、安政四年大阪前川善兵卫印本。

[78] 蒋澜辑《艺苑名言》有乾隆四十年蒋氏怀谷轩刊本、乾隆四十八年怀谷轩刊本、乾隆五十六年怀古（原文如此）轩刊本、嘉庆三年英德堂重刊巾箱本、嘉庆二十五年务本堂刊本、文都堂刊本、民国7年上海求古斋石印本（题作《随园诗法丛话》）、碧梧山庄石印本（同上）、民国12年扫叶山房石印本（题作《续诗人玉屑》）。日本也有文政八年筱崎弼重刊本、文政九年大阪龙章堂河内屋浅井吉兵卫等刊荒井公廉校本、光绪十二年上洋江左书林刊本。

[79] 侯云松：《小沧浪诗话》跋，《皖人诗话八种》，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1页。

[80] 王楷苏：《骚坛八略》自序，嘉庆二年刘大禧钓鳌山房刊本。

[81] 此书无序跋，编撰年代不详。考书中所引诗论止于明代，征诗仅及清初诸家，“玄”字写作“元”，王渔洋名作士正，不避“宁”字，颇似雍乾间人所作。然观其章节，划分细腻，条理井然；又，章节之体亦为近代所有，故断其为清末民初人所作。

[82]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蒋寅《至法无法：中国诗学的技巧观》，初刊于日本《中唐文学会报》1997年；收入《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

[8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6页。

[84] 蔡钧辑：《诗法指南》六卷，乾隆二十三年匠门书屋刊本。杨氏《国朝诗话·例言》云“国家百数十年来，声教覃敷，风雅之盛，远轶前代，坛坫巨公，又无明人水火相射之习”，亦此意也。

[85] 汪士鈜：《栗亭诗集》卷首，康熙刊本。

[86] 这一点郭绍虞先生《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已有辨正，《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87] 参看葛晓音《从历代诗话看唐诗研究与天分学力之争》，收入《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8] 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首，光绪九年龚彦绪刊本。

[89] 盛符升：《诚斋诗集·南芝堂杂诗》卷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盛氏十贤祠抄本。

[90] 陈宏谋《培远堂文集·培远堂偶存稿》卷二《张西清泛槎吟序》云：“嗟乎，论诗者往往曰才曰学，然才非特声调流美，学非特记诵淹洽而已。盖明达物务谓之才，贯流古今谓之学，两者不主于为诗，而诗之根柢实在于是。”盖全袭徐氏之语，仅改易数字而已。

[91]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32页。

[92] 边连宝：《病余长语》卷八，天津图书馆藏稿本。

[93] 史承谦：《青梅轩诗话》引，《史位存杂著六种》，乾隆六十年刊本。

[94] 王元文：《北溪文集》卷下，嘉庆十七年王氏随善斋刊本。

[95] 任兆麟：《有竹居集》卷九，嘉庆二十四年两广节署刊本。

[96] 陈仅：《竹林问答》，周维德校注：《诗问四种》，第290页。

[97] 林寿图：《榕阴谈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抄本。

[98] 叶燮：《已畦文集》卷九，民国6年叶氏重刊本。

[99] 林云铭：《挹奎楼选稿》卷四，康熙刊本。

[100] 徐熊飞：《白鹄山房诗钞》卷首，嘉庆刊本。

[101] 范恒泰：《燕川集》卷四，嘉庆十四年重刊本。

[102] 崔迈：《海山集序》，《尚友堂文集》卷下，《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55—856页。

[103] 黄生：《诗麈》卷二，《皖人诗话八种》，第75—76页。

[104] 王玮庆：《蕅唐诗集》，嘉庆二十五年蕉叶山房刊本。

[105] 任兆麟：《有竹居集》卷九，嘉庆二十四年两广节署刊本。

[106] 邱振芳：《龙性堂诗话序》引，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933页。

[107] 魏际瑞：《删诗序》，《魏伯子文集》卷一，宁都三魏文集本，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

[108]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24页。

[109]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853页。

[110]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852页。

[111]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852页。

[112]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849页。

[113] 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详见松村昂《清诗总集131种解题》，大阪经济大学中国文艺研究会1989年版；蒋寅《清代郡邑诗话叙录》，《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年合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4] 《丹阳集》早就散佚，后世尠有知者。是以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序》云：“选诗之区以地也，自元汪泽民《宛陵群英集》、明元表、张燮同选之《闽中十子诗》始也。”

[115] 杜佑：《通典》卷一八二，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

[116] 关于唐代文学与地域性的关系，近有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两种著作，可参看。

[117] 有关宋代文学的地域差异，可参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18] 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七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119] 龚鹏程《区域特性与文学传统》一文曾提到这一点，载《古典文学》第十二辑，学生书局1992年版。今按：前人之论述，如王棻《柔桥文钞》卷九《拟辑两浙文徵凡例并序》云：“文以地分，实始十五国风，后世如孔延之之《会稽掇英总集》、董棻之《严陵集》、程遇孙之《成都文类》、郑虎臣之《吴都文粹》，皆萃一郡之文有关建置掌故及国计民生利病，实与郡志相为表里。”民国3年上海国光书局排印本。

[120] 明初诗坛五派之说，出自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具体研究详见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一文，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龚显宗《明洪建二朝文学理论研究》（华正书局1986年版）以岭南诸子无关乎文学理论之作，而代之以徽派，亦可参看。

[121] 汪辟疆：《论高密诗派》，原刊于《国风半月刊》第7期，收入《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2]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23] 关于风土、地域文化观念和文学传统的关系，限于篇幅不能展开，可参看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24] 鲁九皋：《书勉哉游草后》，《山木居士文集》卷一，道光十四年桐花书屋重刊本。

[125] Robert Readfield，Peasant Society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126] 方象瑛《健松斋续集》卷四《报朱竹垞书》提到“敝乡前辈具《睦州诗派》一书，近淳安鲍广文复葺《青溪先正诗集》，未审皆已购得否？”按：《睦州诗派》为宋代著作，今不传。

[127] 详见蒋寅《清代郡邑诗话叙录》，《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年合刊，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28] 戚学标：《风雅遗闻》自序，乾隆五十八年刊本。

[129] 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13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3页。

[131] 黄定文：《东井文钞》卷一，道光元年刊本。

[132] 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八，引自周维德编《蒲褐山房诗话新编》，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02页。

[133] 程可则：《海日堂集》卷首，道光五年金山县署重刊本。

[134]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217页。

[135] 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四，龙威秘书本。

[136] 吴肃公：《街南续集》卷二，康熙刊本。

[137] 程桓生：《桐华舸诗续钞序》，鲍骏瑞《桐花舸诗钞》卷首，光绪二年刊本。

[138] 杨福培选：《吾邱边氏文集》卷二，民国7年铅印本。天津师范大学韩胜副教授为我查阅文献，谨此致谢。

[139]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九，《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

[140] 钱谦益：《王元昌北游诗序》，《牧斋初学集》卷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册，第931页。

[141] 林寿图：《榕阴谈屑》陈衍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侯官丁氏家集》朱丝栏抄本。

[142] 参看蒋寅《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求索》2003年第2期。

[143] 王昶：《青浦诗传》自序，引自周维德编《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313—314页。

[144] 边中宝：《竹岩诗草》卷二，乾隆刊本。

[145] 参看陶东风《文学史哲学》第六章“文学史的时期建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47] 参看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8]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前言及第248页。

[149] 森槐南：《中国诗学概说》，临川书店1982年版，第147—150页。

[150]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卷五“清诗话”，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13页。

[151] 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52] 参看韦勒克《文学史上的进化概念》，《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153] 杨希闵：《诗榷·国朝人诗补录》，江西省图书馆藏稿本。其中收入同治元年所撰《诗轨序》，书当编成于同治间。

[154] 《国专月刊》3卷1期。陈光汉为陈衍弟子，该文自称“爰承师说”，应该体现了陈衍的观点。

[155] 陆草：《清诗分期概说》，《中州学刊》1986年第5期。

[156] 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57] 严迪昌：《清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

[158] 蒋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的兴替》，《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159] 王树：《淄阳诗话》，咸丰十年锦秀堂自刊本。

[160] 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原载《学林》第1期，1940年11月出版。转引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8页。

[161] 梁启超：《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

[162] 如魏源《魏源集》中有《寰海》、《寰海后》等，谭莹《乐志堂诗略》卷二涉及此事有《书事四首》、《战舰行》、《闻警三首》、《后战舰行》、《辛丑二月书感六首》、《闻试炮声感赋》、《重有感》、《围城四首》、《边事十一首》、《长围二十首》，俞兴瑞《翏莫子集》有《海警》、《壬寅夏五王伯阳太守权吴淞郡甫旬余夷船陷上海犯吴淞太守留尤将军渤兵击贼城赖以安事平卒以失援上海削秩同人索诗纪事遂痛饮走笔成此》。

[163] 刘纳：《开始于一九○二、一九○三年间的文学变动》，收入《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64]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诗文卷》，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参看钱竞、王飚《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299页。

[165] 袁嘉谷：《袁嘉谷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册，第462页。

[166]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167] 参看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2—3页。

[168] 有关近代文学的分期及断限之争，可参看北京出版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中裴效维、牛仰山撰《近代文学研究》卷第二章“近代文学史的分期与断代研究”。

[169] 参看蒋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的兴替》，《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收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0] 屈复：《弱水集》卷一四，乾隆七年刊本。

[171] 田同之：《砚思集》卷二，乾隆间刊田氏丛书本。

[172] 顾诒禄：《送沈归愚先生应博学宏词赴都序》，《吹万阁文钞》卷二，乾隆刊本。

[173] 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国朝之诗自乾隆三十年以来风会一变，于时所推为渠帅者凡三家。”按：三家指袁枚、蒋士铨、赵翼。

[174] 钱竞、王飚：《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175]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第34页。

[17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

[177]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7页。

[179] 详见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康熙十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0] 《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中华书局1984年版。

[181]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条。

[182]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八，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乙亥条。

[183] 任兆麟：《戴东原先生墓表》，《有竹居集》卷一○，道光刊本。

[184] 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楼集》卷一二，文选楼丛书本。

[185] 胡培翚：《研六斋文集》卷五，光绪四年世泽楼重刊本。

[186] 金锡龄：《上林月亭先生书一》，《劬书室遗集》卷一一，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187] 秦瀛：《小岘山人续文集》补编《论学》、卷二《唐陶山独坐图像赞》，道光刊本。

[188] 参看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189] 丁繁滋：《邻水庄诗话》，日本内阁文库藏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190] 沈道宽：《话山草堂遗集·杂著》，光绪刊本。

[191] 刘绎：《郭羽可舍人诗集序》，《存吾春斋文钞》卷一，同治刊本。

[192] 王庆勋：《论诗》，见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十二，咸丰刊本。

[193] 陈仅：《继雅堂诗集》蒋湘南序，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194] 林传甲《筹笔轩读书日记》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八日：“同文馆初设，士大夫相戒不入肄业；总理衙门初设，士大夫相戒不考章京。积习相沿，遂始不同心，终无成效。”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36页。

[195] 孙葆田：《答夏涤庵书》，《校经室文集》卷三，刘承干刊求恕斋丛书本。

[196] 孙葆田：《复徐季和先生书》，《校经室文集》卷三，刘承干刊求恕斋丛书本。

[197] 参看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收入《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8] 昂利·拜尔编：《方法、批评及文学史》，徐继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2页。

[199]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第57页。

[200] 参看蒋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的兴替》，《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收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1] 龚鹏程：《清初诗坛比兴观概念说》，《读诗偶记》，华正书局1982年版，第194页。

[202] 吴宏一：《清代诗学资料的鉴别》，《清代文学批评论集》，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9—11页。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已改为“隐隐是对袁枚讲的”，见第514页。

[203] 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嘉庆间家刊本。

[204] 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05] 参看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收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6] 蒙文通：《治学杂语》，载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207]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订补本，第205页。

[208] 陈庆镛：《吕西村类稿序》，《籀经堂类稿》卷一一，光绪九年刊本。

[209]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210]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211] 罗尔纲：《师门辱教记》，建设书店1944年版。转引自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212] 杨松年：《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第五章“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之著作”，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11页。

[213] 方苞：《万季野墓表》引万斯同语，《方苞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214] 关于高密诗派，汪辟疆先生有《论高密诗派》（《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一文，但主要是谈诗歌创作，未涉及诗学，盖汪先生也未见李氏兄弟所撰诗话稿本。

[215] 参看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16] 对这一点，海登·怀特的《作为文学仿制品的历史文本》（1974）有很完整的表述，收入《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217] 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

[218]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169页。

[219] 参看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35页。

[22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8页。

[221] 有了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所附传记资料索引，检索清代作家的传记资料已变得非常方便。

[222] 详见蒋寅《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学人》第1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收入《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3] 参看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