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代诗学史之分期

一 清代诗学史分期的复杂性及方法论原则

一切长时段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回避时代分期问题。时代分期不仅提供了一个历史书写的单位，它同时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因为时期概念是历史认识的主要工具之一，如果没有时期概念，尤其是没有划分时期的标准，我们就很难有效地实现对历史的把握和建构。文学史乃至具体到诗学史也不能例外，问题只在于文学史和诗学史都有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分期模式和划分标准。

如果我们同意当代学者的看法，文学史时期划分的前提基于对一个时期文学文体统一性的假设[145]，那么诗学史时期划分的前提则基于对一个时期诗歌观念及其所主导的理论形态与学术方式同一性的假设。倘若我们能在诗学史的某个长时段中找到一种或多种上述同一性，它就能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由范式演变构成的历史序列。这种寻找无论在分析模式的确立抑或诗学史料的检讨上，都是相当困难的，面临着判断失误和文献难征的主客观双重危险。而更困难的是，清代文学的历史分期较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复杂，我要做的诗学史分期尝试，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结论可以依凭。

清代文学史分期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清代二百七十多年的文学史上横跨着一个比附政治史的“近代”概念而生的“近代文学”概念，其起讫是道光二十年（1840）至民国八年（1919），以鸦片战争为界，清代前、后期的文学被分属于古代和近代两大文学史时段。虽然论者强调这种处理“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146]，但不可否认其中明显有对政治史分期的依赖。政治史分期是否可以成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文学史的阶段是否与历史时代的演进相吻合，这还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147]，但“近代文学”这一长时段的文学史概念，给作为断代文学史的清代文学史分期带来很多麻烦，却是可以肯定的。那么，抛开“近代文学”的概念，以清代为一个自足的历史单位，分期问题是否就容易解决了呢？不，还有第二个棘手的问题在等着我们。文学发展到明清两代，除了社会和精神内容的空前丰富外，创作格局上一个最明显的态势就是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已成熟，诗文辞赋、戏曲小说、弹词说唱和文学批评各部门都涌现数量可观的作品。文学样式的丰富和创作的多元化，使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之间呈现明显的不同步性，很难找到某种文体同一性来作为文学史分期的标准，以致文学史叙述难以做出单一视角或标准的分期。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是少有的按文学的总体倾向来划分清代文学史的尝试，它将清代文学分为顺康雍、乾嘉、道光至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五年至清末四段。第四段以光绪十五年为起点的理由是前一年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本年又是光绪亲政的开始[148]。虽然作者说这只是约略的划分，前后几年也没关系，但这仍是个政治视角的划分，用于众多文体恐扞格难通。事实上，也只有进入文体发展史的内部，我们才可能谈论一种具体的阶段性，避免庞杂混淆的解释和不必要的纷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诗学史有其自足的时间序列，我们本可以在其时间序列的内部来讨论分期，但问题是我理解的诗学史，正如下文将要阐述的，它是融观念史、批评史和学术史为一体的工作，它和清代诗歌史、批评史及学术史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正是在三者的互动中展开的。诗歌创作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时事、政治的影响，批评立场和学术方法又受学术风气的陶冶，所以，从更大的范围看，诗学史的阶段性又和政治史和学术史有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关联。

据我所见，清代诗学的历史分期，肇始于日本明治时代的诗学家森槐南。槐南将清代诗学分为四期，即顺康开国时代，康熙全盛时代，乾隆极盛时代，嘉道递降时代[149]。当代学者有关批评史的论著，一般是明清合论，以思潮或问题为单位来叙述诗学的发展，从铃木虎雄《明清文艺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到张健《清代诗学研究》都是如此。蔡镇楚《中国诗话史》将清代诗话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大体可视为诗学史分期，其具体划分是顺、康、雍三朝为初期，乾、嘉为中期，道光清末为末期[150]。李世英、陈水云的《清代诗学》以理论问题为纲，同时兼顾清代文化、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将清代诗学分为四个阶段：（1）发轫期：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二十年（1681）；（2）建设期：康熙二十年至乾隆四年（1739）；（3）争鸣期和繁盛期：乾隆四年至嘉庆四年（1799）；（4）嘉庆四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151]，与森槐南的看法暗合。该书是陆耀东先生主编“中国诗学丛书”之一，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归《近代诗学》论述，合近代部分的分期，等于是分作了五期。我的划分也是四期，但起讫与森槐南不同：第一阶段，从清初到赵执信下世的乾隆九年（1744）；第二阶段，从乾隆十年（1745）到袁枚下世的嘉庆三年（1798）；第三阶段，从嘉庆四年（1799）到道光末年（1850）；第四阶段，从咸丰初年（1851）到民国八年（1919）。历史的转折、过渡或长或短都有一个过程，以某个人物的荣衰或事件的起讫为分期界标仅取其象征意味，不必太拘泥于具体的年代。考虑到赵执信、袁枚暮年对诗坛的影响力已微，而咸丰初太平天国的兴起，则是清代社会与文学发生巨变的契机，所以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下限也就是雍正朝和乾隆朝的结束，而咸丰初为第四期的开端。这样，清代诗学史的分期也就是顺、康、雍三朝为一期，乾隆朝为一期，嘉、道两朝为一期，咸、同、光三朝为一期。

应该承认，在着手清代诗学研究伊始就思考清代诗学史的分期，刚做完第一阶段的工作，就建构清代诗学史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概括其阶段性特征，是有点冒险的。但这项工作无法回避，在开始论述清代诗学史——虽然只是第一段——之前，我必须作这宏观的勾画，以确定清代诗学史的基本框架和走势，由此认识和理解清初诗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整个清代诗学史中的意义。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提出一个假说，学术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循环着这样一个宿命：先将假说当做目标，以后的研究不断对它进行验证和修正，最后形成的结论又权作新的假说。在此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想使用当今文学史分期中常见的比附于生命周期的一种分期模式——孕育期→兴盛期→蜕变期→衰落期，或比喻为建筑周期的一种分期模式——发轫期→建设期→兴盛期→变革期。这种分期模式基于一种目的论的或者说后设的历史观念，将依据某种价值观选定的事象作为中心或顶峰，一切朝向中心或顶峰的发展趋势都被描述为兴盛，而一切背离中心或顶峰的发展趋势就被描述为衰亡。这种历史认知模式，在欧洲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152]，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的思路倒不是受欧洲史学的影响，而源于佛教一切流转相例分生住异灭四期的观念。他将清代学术划分为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个时期，乃是以经学为中心，因而乾、嘉学术成为学术史的全盛时期。若以思想的独创性为中心，学术史将呈现为另一种走势。这正是上述历史认知模式带有极大的主观性的弱点。如果说诗歌创作因新诗体的生成或时代精神的消长，会形成一个自然的趋势，而使比附于生命周期的分期模式看似成理，那么诗学史的观念嬗变和学风递转就很难解释为生灭、盛衰，描述为生命周期式的发展过程了。一种理论或思潮由流行到消歇，被另一种理论或思潮所覆盖，并不是诗学本身的盛衰，而是诗学内容的更迭和建构。套用北岛的一句名诗，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开始，也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追寻，理论建设永远朝着开放的方向，走向一个未来的目标。使某种阶段性凸显出来的，是理论的重大变异，由这些变异制导的诗学趋向及所形成的诗学史轨迹，是一个个变异由酝酿到高潮到平息的波浪式结构。我从清代诗学的历史发展中看到的，就是这样的阶段性：第一段是神韵派诗学，第二段是性灵派诗学，第三段是纪实性诗学，第四段是宋诗派诗学。四者作为清代诗学史的重大变异，分别构成了自足的时段，我的分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提出的，因此我的分期依据及其结果不同于现有的结论。

当然，诗学史作为诗歌观念、批评和诗歌研究相交织的运动过程，绝不是纯粹自律地发展的，因而也就不能单纯用自身的逻辑来解释自己。诗歌观念和批评会受文学思潮影响，而诗歌研究方法和手段又会受学术风气的影响，在清代这个思想波动剧烈、文学格局多变、学术风气浓厚的时代，诗学史的走向不仅与这些外部因素有着复杂的联系，而且呈现某种复调性，在观念、批评与研究之间出现异步、游离乃至悖反的现象。

二 清代诗学史分期的诗歌史背景

先说诗歌史，这是清代诗学史的背景。学术界对清诗分期的看法基本是分四期。早在同治至光绪中叶成书的杨希闵《诗榷》，就将清代诗歌分为四期，其断限分别为清初至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中至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中至道光末（1850）及咸丰以后[153]，基本对应了清代诗歌的几次转折。后来陈光汉《清代诗史续论》以清初为第一期，康雍乾三朝为第二期，咸同以前为第三期，光宣为第四期[154]。今人陆草《清诗分期概说》一文与杨希闵之说大致相同，差别只在第二期始于康熙二十年，终于雍正末[155]。朱则杰的《清诗史》只写到龚自珍[156]，而将道光以下归入近代，合顺康、雍乾、嘉道三段实际也是四期。严迪昌的《清诗史》分三期，顺康、乾嘉和道光以后[157]，但顺康段分上下编，分别讨论遗民诗人群和新朝诗人群，其实是将顺治、康熙前期和康熙中后期、雍正分为两个阶段，合乾嘉和道光以后也是分为四期。我的看法是，顺治和康熙前期、康熙中期、乾隆中期和咸丰乃是清代诗歌发生转变的关节点，其间的雍正、道光属于过渡时期，究竟从前还是从后，按不同的诗歌史解释会有不同的归属，所以粗分则为四期，细分则为五期，差别只在道光以后是否再分为二。

1923年陈衍在《近代诗钞序》中曾从诗坛盟主的更替来划分清诗的时期：

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慤，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简标举神韵，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风则《绿衣》、《燕燕》诸篇，雅则“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风”诸章句耳。文慤言诗，必曰温柔敦厚。温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删诗，《相鼠》、《鹑奔》、《北门》、《北山》、《繁霜》、《谷风》、《大东》、《雨无正》、《何人斯》以迄《民劳》、《板》、《荡》、《瞻卬》、《召旻》，遽数不能终其物，亦不尽温柔敦厚，而皆勿删。（中略）夫文简、文慤生际承平，宜其诗为正风正雅，顾其才力为正风则有余，为正雅则有不足。文端、文正时，丧乱云膴，迄于今变故相寻而未有届，其去小雅尽废而诗亡也不远矣。

他没有提到清初的诗坛盟主钱谦益，正是由于钱谦益的鼓动，王渔洋继而倡之，这才有清初诗坛炽盛一时的宋诗风气[158]，是为清诗一变。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武功告成，肇兴文治，开博学宏词科网罗文士，王渔洋以新朝诗人领袖羽仪风流，宏奖后进，影响所及，整个康熙中后期直到雍正间，神韵诗风成为诗坛主潮，清诗为之一变，而自家面目出。雍正后期延及乾隆中，康熙朝名家逐渐凋落，神韵诗末流弊端渐显，沈德潜以耆年宿望主盟诗坛，以格调之实救神韵之虚，仅能守成而已。乾隆中袁枚声名日盛，以性灵说摧廓传统的羁绊，最大限度地发挥诗歌的自我表现机能，天下向风，百态杂陈，清诗于是又一变。嘉道之间，学术盛而诗不济，与学风的调和汉宋相应，诗学观念也趋于折中与融合，创作则以流连光景、嘲风弄月为主流，直到咸丰初太平天国兵起，才结束了清诗史上这一段最平庸的时期。王树《淄阳诗话》后序云：“黄心庵集横山诗会，余年初髫，获观其盛焉。厥后张晴舫、朱楚生推风雅于汉上，余则赌唱旗亭，分牋选韵，簪盍群雄。道光中彭绮洲、刘均容辈纷纷竞起，益日恣意于文酒风流，不几有题襟韵事邪？乃粤匪横来，狂搜肆掠，所向皆空。而鄂中名宿生杀无端，纵运数所逃，亦迁徙无定……”[159]这正是当时社会剧变波及诗歌的一个缩影，社会动荡在结束士人的文酒风流生活的同时也给诗歌注入了沉重的现实内容，使诗歌愈益贴近社会变革，从内容到形式完成清诗的最后一变。这也是古典诗歌到现代诗歌的蜕变。

这一清诗流变观，乾嘉以前相信较能为人接受，而道光以后恐怕难得认可，因为这里涉及主流文学史话语的“近代”概念问题。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向来被视为中国社会历史产生突变的转折点，此后的八十年被称为近代史，道光二十年后的清代文学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近代文学。学术史研究者认为，最早把近代文学史界定为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是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吴文开宗明义就指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块划时期的界石”[160]，其观点明显比附于政治史分期自不待言。梁启超曾断言：“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161]而具体到文学，我看恰好相反，文学史的年代似乎总比政治史后走一步。如果说1840年英军大炮打开中国大门，给封闭百年的清王朝带来前所未有的震动，使中国社会跨入一个急遽的转型时期，那么这种转型主要是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像近代文学史分期所象征的那么大——那毕竟只是天朝的边警，在那个信息传播远为困难的年代，其具体过程和内容相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隐约模糊的，所以除了东南沿海诗人的创作外[162]，我们未在当时的诗歌中看到广泛的反响。这一事件对历史的深远影响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被人们品味出来，在当时甚至连道光皇帝和经办大臣耆英也不能理解。其实吴文祺即已指出，在鸦片战争促发的诸多变动中，文学的变动最晚，直到戊戌变法后才开始，突出标志是维新派的“文学改良运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和“章炳麟的文学主张”。当代学者更认为文学的观念、主题、形式的变化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才开始[163]。他们的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既然以变革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就应该考虑到渐变和突变的不同。突变可以取转变之点为断限，而渐变通常只能以滥觞为断限。从诗史的角度来看，第四期渐变的滥觞我以为是咸丰初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内战，就像唐代安史之乱，彻底结束了清王朝的太平盛世，同时整体冲击了传统的礼乐社会及其思想基础。正如曾国藩切身感受到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164]整个文学的创作风貌由此而发生转变，由委靡变得激烈。这是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在此无法展开，我想引两位过来人的论述来支持我的假说。陈衍《近代诗学论略》云：“道光之际，盛谈经济之学。未几，世乱蜂起，朝廷文禁日弛，诗学乃盛。故《近代诗钞》断自咸丰之初年，是时之诗，渐有敢言之精神耳。”袁嘉谷《卧雪诗话》卷一也说：“康、乾之际，诗家类少言时事，殆鉴高启、袁凯之辙。咸、同来，国势日岌，始鲜顾忌，而有关史乘之章，风涌云起。广州、台湾、高丽诸役，海内吟咏者众。”[165]两位诗论家不约而同地都将晚近诗歌史的起点划定在咸丰之际，显然是注意到了咸丰初诗歌的突变。事实上，与敢言相伴的，不仅是时事内容进入诗歌，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出现了醒目的变化。那就是陈衍说的同光以后，“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嬉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由此看来，最早阐释近代文学发展的胡适，以曾国藩之卒为象征性标志，而将同治十一年（1872）定为近代文学的开始[166]，是有他的道理的。

至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将近代的起点定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维新，以为直到此时“中国才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才是“中国文学有明显变化的时候”[167]，我怀疑他的“近代”概念受日语的影响，是指今所谓的“现代”。事实上，呈现在学术史视野中的有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文学分期的歧见[168]，不仅有术语引起的混乱，还显出学者们在分期依据上缺乏共识。这暴露了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原理论上的薄弱，我们的确需要认真讨论一下，文学史分期究竟以什么为依据？解决这一原理论问题，才可以谈论具体的历史分期，相信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思考能让我们进一步反思文学史“近代”概念成立的依据。

三 对清代诗学史分期的解释

如果以上假说能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清代诗学的嬗变是比诗史的嬗变慢了一拍。清初宋诗风作为诗史的第一变，并没有结出理论成果，因为它是在唐诗的认识框架中发生，并为唐诗的价值尺度所范围的，更由于宫廷趣味和传统观念的制约[169]，创作实践未能全面展开即草草收场，只能视为神韵诗风发生过程中的一环。而神韵诗学经过对宋诗的尝试及扬弃，在对明代格调派和宋诗风的反思中形成理论自觉，重新确立起唐诗的审美理想，将格调派表面化的拟古改造为离形得似的深度师古，并借助于选本和诗话逐步发展其理论和学术规模，终于在康熙十八年（1679）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间完成了它的体系建构，所以诗学史的第一期实际是对应了诗歌史的第二期。在这期间，江、浙诗学名家辈出，诗歌观念和学术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而尤以重视诗歌史研究为特色，与神韵诗学形成互补的关系。王渔洋下世后，赵执信对他的批评公开化，但当时渔洋门人遍天下，神韵诗风占据诗坛主流，秋谷的批评难以产生影响力，相反他的《声调谱》著作却传播并充实了王渔洋的古诗声调学说，成为第一期诗学的重要成果。乾隆九年（1744）赵执信逝世，标志着第一期诗学的结束。

乾隆三年（1738），赵执信的著作刊成问世，《谈龙录》对王渔洋的批评产生影响，而神韵诗风本身的流弊也渐显露出来，日益为人所诟病。屈复《论诗绝句》有云：“文章生死判升沉，忆奉渔洋迈古今。此日尽讥好声调，披沙那肯拣黄金？”[170]田同之《与沈归愚庶常论诗因属其选裁本朝风雅以挽颓波》亦云：“山姜花谢蚕尾倾，野狐怪鸟齐争鸣。泛泛东流视安德，狺狺尨吠集新城。”[171]沈德潜当时虽名位未显，但作为“东南之鲁灵光”，被视为王渔洋之后的文坛盟主，“作诗自汉魏至元明皆为别其流派，一归于和动顺成，得风雅之传之正”[172]。但限于才力，沈德潜既未开一代诗风，也未能提出新的诗歌理论，其格调诗学更多地具有一种守成的性格，由他主盟文坛的乾隆前期，实际是性灵诗学的酝酿时期，乾隆初产生的诗话和诗学著作已露出性灵派的苗头。到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袁枚声名日盛，代沈德潜而执诗坛牛耳，与蒋士铨、赵翼并称为三大家，诗坛转而为性灵派的天下[173]。在抒写性灵的口号下，人性中长久被压抑的欲望得到宣泄，诗歌在扩大表现阈界的同时也带来琐屑和放荡的流弊。到乾隆末期产生的《随园诗话》、《雨村诗话》等性灵诗学的成果，可以看做性灵诗风的记录和总结。嘉庆三年（1798）袁枚去世，清代诗学进入它的第三个时期。

嘉、道两朝可以说是清诗创作的平庸时期，性灵诗风到嘉庆末而绮靡之至，道光初程恩泽等起而以宋诗风矫之，开同光体之先河。当时的诗坛，虽然有舒位、孙原湘、王昙、龚自珍等一批诗人力图突破故常，有所创革，但总体上不能改变创作委靡不振的状态。与这种创作现实相应，诗学也没有出现有全国影响的诗论家，除潘德舆“质实”说之外，没能产生有影响的论诗主张。无论从哪方面看，嘉道间的诗学都呈现一种平庸的面貌，与其前后各时期诗学的丰富多彩不可相比。不过，嘉、道诗学整体上却有一个醒目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清代诗学的转型，即诗学开始重视纪录性而淡化了理论与评论色彩。我阅读此期诗学著述的印象是，探讨理论、技法与注重批评的诗话数量锐减，而宣称以表潜阐幽为主旨的诗话明显增多。以记录性为主的地域诗话和同人诗话成了诗话的主流，“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成为诗话编撰的主要动机，记录逸事和标榜风流取代论才较艺而成为诗话的主要内容。作于嘉庆二十年（1815）的袁洁《蠡庄诗话》凡例略云：（一）取其全备。上至蒙汉诸旗，下至释道仙鬼，无不采入。（二）以代说部。凡事可一笑，句可豁人心目者俱采之，不以浮浅为嫌。（三）随得随录，多寡以箧笥所藏、耳目所及为限，非故作褒贬。（四）录诗多而论诗少，以诸家论诗已多，不欲东施效颦，拾人牙慧。（五）以纪投赠，以阐幽潜，故所采皆近人之句。偶涉古人，皆友朋持论所及，必志其从来，不敢掩人之善。（六）诗余之佳者，附于十卷之末，以全体格。很明显，作者突出强调的是记录性，艺术评论若有若无，已退缩到毫不起眼的位置。这正是嘉、道诗话的一般面貌，我用记录性来概括第三期诗学的主导特征，也是基于这一点。

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侵，社会矛盾空前剧烈，清代社会进入一个动荡和变革的转型时期。新旧观念的冲突和更迭，显得前所未有地激烈，诗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变和新旧杂糅的色彩。同光体的宋诗风虽占据诗坛的主流位置，但以自我表现为旗帜的“诗界革命”同样是强劲的思潮。诗歌干时讽世的社会功能在这穷则思变的时代得到最为淋漓的发挥，而社会变革带来的新观念和新事物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风貌。相比之下，诗学较之诗歌创作对世道的反应则显得很滞后。如果说诗歌创作对世变的反应（更准确地说是预感）始于龚自珍，那么诗学的反应却要迟到道光末咸丰初的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及同治间所作另一部诗话《海天琴思录》、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乃至光绪间的林钧《樵隐诗话》、徐贤杰《三山诗话》、盛钟歧《崇道堂诗话》等才显现出来。据我有限的阅读来看，诗学中观念和批评方式的变化发生得很晚，也许要到光绪年间，即由梁启超所代表的“诗界革命”思潮，而它也不是当时诗学和诗歌批评的主流。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诗学主流仍维持着陈衍《石遗室诗话》所代表的传统形态。诗歌理论和批评的现代转型应该是在西方诗学的刺激下完成的，它相对于创作的滞后，部分是因为近代早期的西学翻译基本上没涉及文学理论[174]，有关诗学乃至文学理论的翻译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联系到在“整理国故”背景下产生的刘大白《中诗外形律详说》来看，现代形态的中国诗学著作乃是与西方近代诗学接触而产生的结果。这一过程还有待细致考究。

文学史与政治史毕竟是不同步的，批评史与文学史也不同步，诗学史又与批评史不尽同步。尽管其间有时也会出现某种一致性，但其步骤最终取决于自身发展的逻辑。就诗学史而言，因其部分地具有学术史性质，不仅像批评史那样与文学史紧密关联，还明显受时代的学术风气影响。前述清代诗学史的分期，若由学术史的视角看，约略可见清代学风嬗变的内在消息。

四 清代诗学史分期的学术史背景

学术史是近年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焦点，文学与学术史的关系在学术史研究的热潮中得到关注。前辈学者已注意到，“诗的发展比学术思想的变迁要更复杂一些，诗风的转变与学风的转变也不尽一致”[175]，那么诗学史的发展与学术史又有着什么样的纠葛呢？我们都知道，梁启超《近世之学术》一文将清代学术析为四期：第一期顺、康之间，学术的中心是程朱陆王问题；第二期雍、乾、嘉之间，学术的中心是汉宋学问题；第三期道、咸、同之间，学术的中心是今古文问题；第四期光绪之间，学术的中心是孟荀问题、孔老墨问题[176]。这当然是只就不同时期的学术热点而言的，如果从思想史视角来划分，则第四期应该说是中西或新旧学问题；而若从学风的嬗变着眼，那么王国维的看法更堪称精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177]所谓大，所谓精，所谓新，盖就学术的气象而言。

顺、康之际的学术，极具博大恢弘的气象，这已为思想史学者所公认，其核心在于经世致用的理念、批判心学的立场、倡导实学的趋向。黄宗羲、唐甄的挑战君权，颜元、李塨的崇尚实践，阎若璩的疑古考信，钱澄之、傅山的表彰子学，万斯同、谈迁的究心明史，胡渭、毛奇龄的否定宋儒经说，朱彝尊的平章历代经义，费密的解构道统，溯源经旨，顾祖禹、梁份、刘献廷的研求地理沿革，梅文鼎、王锡阐的推考天文历算，顾炎武、李因笃、柴绍炳的审音辨韵……众多杰出学者的努力，汇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一洗王学空虚之风，更冲决程朱理学的樊篱，将晚明“通经学古”的思想融入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中，共同创造了清初学术强烈的现实精神和博大的气象。

梁启超说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的四十年，主要是遗老支配学界[178]。这一论断移用于诗学也很得当，只不过情况要复杂些。当时支配诗坛、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应该说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施闰章、冯溥、曹溶、徐乾学等由明入清的达官，顾炎武、黄宗羲、冯班、冒辟疆、申涵光等遗民作家基本处于边缘位置。但这身份的差异并不决定各自的艺术倾向，宗唐主宋主要取决于其家族、地域传统及个人趣味，这使诗坛格局变得错综复杂，时尚总是在对立和冲突中形成，而诗坛总体呈现开放和多元化的态势：宗宋者或推崇陆游，或推崇苏黄，宗唐者或以盛唐为归，或以昆体为尚，或专学杜甫，或兼取中唐，趋向不一，百花齐放。相对创作观念而言，诗歌理论、批评及研究的工作主要是由遗民群体完成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冯班、贺裳、吴乔、叶燮为代表的诗学家，从各个层面对诗歌本体和技术理论作了深刻的研究。他们的诗学因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现实性、崇尚独立的批判性和注重实证的科学性而显出闳通的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感。

随着四方平定和武功告成，清廷感觉天下已定，开始将文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二十三日，诏荐举“学问渊通，文藻瑰丽”之士，开博学宏词科，可以说是清朝政治转型的分水岭，也是文学风气发生转变的一个关键。是日著名诗人王士禛以“诗文兼优”破例由部曹擢为翰林侍读，成为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向人们传达了一个君主“锐意向用文学之士”的信号[179]。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玄烨在与日讲官论学中接受“道学即在经学中”的思想[180]，“立政之要，必本经学”[181]从此成为朝廷政治决策的基本思想。直到康熙末年，玄烨仍重申“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182]。朝廷推尊朱子而将理学经学化的结果，使学术的经济取向、现实取向日渐淡化。而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宏词科，网罗大批遗老名士，开《明史》馆，多少收到了怀柔的效果。终康熙一朝，诏命编纂艺文类大书数十种，鼓吹盛明，揄扬鸿业，将朝野学术日益推向艺文的方向。在一派鼓吹盛明、揄扬鸿业的氛围中，宋诗风有些不合时宜，遭到“非盛世清平广大之音”的批评。初踞文坛中心的王士禛，听从徐乾学的劝告，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立场，通过编选唐诗，重新塑造和阐释自己的诗歌观念，用“神韵”的旗号标举一种与盛世相匹配的清明广大之音。需要指出的是，“神韵”在王渔洋诗学中是个包容性很大的概念，支撑它的骨干乃是格调派的家数，像明代格调派诗家一样，王渔洋也是通过对历代诗歌艺术的剖析将抽象的审美理想表达出来的。王渔洋的创作成就如何评价，可以另说，但他的诗学我认为是有集大成意义的。王渔洋写作诗话虽不是最多，但发明理论问题之多、研讨前代诗学之深、评论历代诗家之众，在古代诗论家中首屈一指。在这一点上，王渔洋诗学和顾、黄、王等大师的学问一样，都有博大的气象和集大成的色彩，典型地体现了清初学术的特征。研究者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正像学术史所显示的，清代学风与朝廷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康熙前期的文坛气氛应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当时诗选中所收的大量寄托故国黍离之思的作品也表明了这一点。后期文网日密，戴名世《南山集》案的酷烈（康熙五十二年，1713）让文人们感受到文字狱恐怖的逼近，清初以来的经济之学渐变为专注于经史考证和文字训诂的乾嘉朴学。今人论乾嘉学风，往往一面推崇其考证之不可企及，一面又贬斥其饾饤琐碎，不关世用。这种单纯从实用性来评价知识的浅薄态度，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最大的病根，它导致了学术精神的沦替，最终使学术丧失追求真理的信念和勇气。从实用性出发，就看不到，任何真正的知识追求，都会培养起科学和进步的观念，最终转化为思想建设的成果。乾嘉时期最有建设性的思想成果，不是出自他人，恰恰出于乾嘉学风的代表人物戴震。戴氏之学涉猎极广，但对弟子段玉裁说：“吾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辨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当时将戴震与惠栋并称，以为惠氏之学求其古，戴氏之学求其是。[183]焦循也认为“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义》一书，所以发明理道性情之训，分析圣贤老释之界，至精极妙”。[184]焦循《孟子正义》较之训诂也更侧重于阐发义理，看他论戴震此语即知绝非学究之言。文集中《封建议议》一文，论顾炎武《封建议》的迂阔不可行，胆识俱足，也绝非学究眼界可及。从整体上看，乾嘉学术的经史考证和文字训诂都有义理贯穿其中，只不过具体到每个学者，容有见识高下而已。焦循《辨学》论当时治经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诗学中也有这五派，核通以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为翘楚，据守有田同之《西圃诗说》、薛雪《一瓢诗话》等发挥师说，校雠如吴景旭《历代诗话》、黄之纪《古诗刊误》，刊订故籍，摭拾以蒋澜《艺苑名言》、卢衍仁《古今诗话选隽》、蒋鸣珂《古今诗话探奇》最为通行，而丛缀之作尤为丰富。据焦循说，丛缀之学“博览广稽，随有心获，或考订一字，或辨证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渊深，不名一物。”照宋人的说法，“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顗《彦周诗话序》），其体裁大抵就是丛缀。乾隆间论诗之书，自汪师韩《诗学纂闻》、马位《秋窗随笔》以降，不仅更多辨证考订的朴学色彩，还热衷于研究和讨论专门性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古诗声调论，出现多种订补和商榷《声调谱》的著作。终乾隆一朝，尽管性灵派的创作观念风靡一时，对诗学传统和成规多有颠覆，但诗歌批评和研究中还是实证学风占主导地位，清代诗学理论命题的深化和技法的深入研究主要是在这一时期，高密李氏兄弟的诗话可视为代表性的成果，可惜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正像学术一样，清初学者只是提出了许多问题，尚未及深入探讨，学风也不够细致，经乾嘉时代的穷研细讨，清学方开花结果。

嘉道之际，清代社会经历由盛转衰、由封闭到被迫开放的剧变，学术显露出由常州今文经学引发的经世致用之学复兴的新动向。主宰学林数十年之久的汉学因日趋琐碎和封闭而为人诟病，宋学重新抬头并演成汉、宋合流的趋势。当时的思想界，表面上虽由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对峙引发了激烈的汉宋学之争，但经学的主潮却涌动着调和汉、宋的倾向。胡培翚《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强调，“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只因所处时代不同，所谓“运会使然，非其有偏重也”。[185]这种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嘉、道以后“汉宋之学当并存而不可偏废”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186]不仅如此，在宋明理学和心学之间也出现了调和的倾向。秦瀛批评当世学者“宗朱者黜陆，宗陆者又黜朱”的门户之见，说：“理学心学歧而为二，此后儒之谬论也。白沙于静中养出端倪，甘泉随处体认天理，阳明之致良知，其后虽不能无敝，要未可以心学少之。”[187]与此相应，文学领域也出现不同观念由冲突到融合的倾向，文章写作中流行不拘骈散的主张[188]，诗论中则有兼取神韵、格调、性灵，调和唐、宋，折中天分、学力的议论。丁繁滋《邻水庄诗话》述其师语云：“近日学诗者或主神韵，或主格律，或主性灵，其实不可偏废也。”[189]沈道宽《六义郛郭》进一步申论：“谈诗者之聚讼，无过性灵、格律，二者不可偏废也。舍性灵而言格律，是为土木形骸；舍格律而言性灵，必至缅弃规矩。”[190]至于“论诗不界唐宋，惟以得性情之真者为宗”[191]，“诗境须探造化源，唐音宋派且休论”[192]，“有才而无学，不足为才；有学而下笔无神，亦不足为学”[193]，乃是当时流行的论题。无论艺术趣味、风格抑或师法门径，嘉道间总体上都显示出折中和融合的倾向。当然，折中与融合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意味着平庸和缺乏独创性，嘉道之际经世致用之学的复兴没有在诗学中产生什么回响，倒是如前文所说，记录性成了嘉道以后诗学的主流，论才较艺退居次要位置，感旧怀人、阐幽表微乃至标榜风流成为诗话的主旋律。这似乎是与理论创造力的萎缩相表里的，诚如章实斋所言，“论文考艺，渊源流别，不易知也。好名之习，作诗话以党伐同异，则尽人可能也”，这可以解释为何到这一时期诗话作品数量激增。实斋“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的批评，用于嘉、道时期的诗话才最恰当。

咸丰以后，清代社会进入剧烈动荡的时期，学术也日新而多歧。梁启超说光绪间学术的中心是孟荀、孔老墨问题，乃是就学术史立论，若就学风的嬗变而言，则中、西学之争是咸丰后的核心问题。咸丰九年（1859）开始外洋通商，十一年（1861）清廷设立中国历史上首个相当于外交部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国际事务；同治六年（1867）设同文馆，聘请西人教习西语西学，虽士大夫阶层尚有抵触情绪[194]，但举世风气已为之一变。以致时人感慨：“今之以学外夷为经济者，遍天下皆然。其始盖犹以汉学为名，近且公然横议，号曰西学。”[195]“盖自寇乱平而洋教兴，儒生诵习，亦惟时务是趋，人人骛于功利矣。”[196]这可以说是清代社会进入变革时期的显著标志。士大夫竞讲新学，议富国强兵之道，社会风气从而变得自由开放，文学研究也在西学的刺激下开始其近代化的历程。咸丰以后的诗学，根据论者的立场形成两派，一是沿清诗主流而来、发挥宋诗精神的同光体，一是以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学龚自珍、力图挣脱传统羁绊的新诗派。前者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继承了前代诗学的传统，在古典趣味中确立自己的诗歌理想（如陈衍的“三元”说）；后者则是“诗界革命”的摇篮，直接催生了新文学运动的萌芽。戊戌维新后，梁启超的报章文体风靡一时，文学批评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大变革藉新兴的大众传媒之力迅速传播，最终实现中国诗学近代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