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头肿之异：有微物游泳水中

晚清、民国时期北京的卫生之差，是相当出名的。可惜现在的影视剧一演绎旧京，总在这个地方出错。老北京的屋顶有没有那么美，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旧北京的街道绝没有那么干净！1928年，《医学周刊》中刊有朱季青所著《北京的三大怪状》一文，该文从医学角度分析了北京的扬尘，“包含有牛马驴狗及人的尿粪、肺痨病人的痰、烂脚脓、淋浊脓以及各种脏水等等，各项传染病的微菌应有尽有”。室外如此，室内更甚。绝大多数市民的家中都达不到卫生标准，遑论龙须沟一类的贫民窟。总之到处都是跳蚤、臭虫的乐园，而寄生虫病害更是猖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偏远的地方就更别提了。如民国著名文人喻血轮在《绮情楼杂记》中便写了安徽歙县发生的一件奇事：有王姓兄弟二人，哥哥三十多岁，教私塾为生；弟弟只有十一二岁，跟着哥哥读书。兄弟俩每天晚上睡在一张床上，哥哥有“烟霞癖”，就是鸦片烟瘾。要知道，瘾君子的起居无不邋遢，衣被尤为肮脏，往往经年不洗。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一天弟弟的右耳突然感觉奇痒难忍，“似有虫爬动，以挖耳掏之，殊无所见”。这之后不久耳朵竟然聋了。不久，耳朵上面的皮肤又突然红肿，但不痛不痒。一个多月以后，红肿逐渐扩大。哥哥觉得不大对劲，赶紧带着弟弟找中医治疗，稍微缓解了一些，又过了几个月，“肿及全头，以手按之，其软如棉”。

见状，哥哥越发着急起来，想搞清楚弟弟怎么就变成了“大头娃娃”。他找了个理发馆，让弟弟剃了光头，然后把他带到明亮处。细细看他的头皮，“则肿处透明，状如琉璃”，再看一眼不禁吓得魂飞魄散——“中似有水，且有微物游泳水中”。

这一下，整个歙县都传遍了，以为是大奇之事。哥哥愁得不行，弟弟却“饮食如常，亦无痛苦，惟羸弱不堪耳”。

不久之后，有位客人——是哥哥的故友，来到他的家中拜望。听哥哥说起此事，客人亦以为奇。他也看了弟弟的头皮，但琢磨半天，总是不明就里。这时天色已晚，他便借宿塾中，跟兄弟俩睡在一张床上。睡到半夜，他觉得身体刺痒难忍，不能入寐。点灯一照，但见榻上肮脏不堪，尤其枕被之下，臭虫如麻，抓杀不尽。客人正在搔头不止的当儿，突有所悟。他叫醒哥哥说：“你弟弟的病，想必是臭虫由耳朵眼儿里钻入脑际，在脑骨之外和头皮之间生存下来。随后又滋生繁殖，致使血液变水，而成现状——我已经有了治疗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客人“命宰一老鸡，去其内脏，实以五香，就火上蒸之”。等蒸到香气四溢时，将蒸鸡取出，放到一个脸盆里。然后，让弟弟把右耳枕在脸盆上，又覆盖上一层毛巾。同时，耳朵眼正对着蒸气，能让香气流入，“坚嘱勿少动”。没多久，“病者觉有物自耳中蠕蠕出”，这样大约一顿饭工夫，“渐觉头部轻快”。一个小时后，“耳中始似无物”。这时候，再揭开蒙在弟弟脑袋和脸盆上的毛巾，可见满脸盆都是臭虫，它们正附在蒸鸡上，“其色殷红”——而弟弟的头肿当日即消也。

臭虫之害，竟致入脑，想来令人胆寒；而除虫之法，竟是以另一更香之物诱之，也是一奇。但此法可疗一人之顽疾，不能治举世之虫患。正如很多社会危害，不下决心做彻底根除，而只想着寻求可替代物或怀柔之法，以承毒物一时之快，那么终究还是敷衍塞责。而今日鲜见臭虫踪迹，归根结底还是全社会卫生条件的好转，导致此物彻底失去了托生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