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西线无战事》是德国作家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出版于一九二九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本书是雷马克的代表作，它以一名年轻士兵的视角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骇怖与伤痛，被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誉为“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同时又有着“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自问世以来，小说长盛不衰，已有五十多个语言的版本，全球累计发行超过两千万册，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图书之一。
一
雷马克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出生时的姓名为埃里希·保罗·雷马克（Erich Paul Remark）。雷马克为法国后裔，先祖于十八世纪从法国移民至德国，父亲彼得·弗兰茨·雷马克（Peter Franz Remark）是当地一名书籍装订工。一九二三年，为追溯自己的法国渊源，雷马克将姓氏由德式拼写Remark改为法式拼写Remarque，并将中间名改为玛利亚（Maria），以此纪念母亲安娜·玛利亚·雷马克（Anna Maria Remark），并向他钟爱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致敬。
少时的雷马克爱好音乐和美术，深受奥斯纳布吕克画家弗里茨·霍尔斯特迈耶（Fritz Hörstemeier）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八岁的雷马克中断学业，应征入伍，经过半年的军事训练，他被送上西线战场。在战场上，雷马克多次负伤，后被送到位于杜伊斯堡的一家军事医院疗伤，其间他开始《西线无战事》等作品的构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雷马克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他一九一九年退伍，回到家乡奥斯纳布吕克。
回到家乡，雷马克完成此前中断的师范学业，毕业后辗转在下萨克森州的数所乡村小学任教。一九二〇年，雷马克发表小说处女作《梦幻小屋》（Traumbude），这部不太成功的自传体艺术家小说深受霍尔斯特迈耶颓废主义的影响。一九二二年，他来到汉诺威，成为《大陆回声报》（Echo-Continantal）编辑，一九二四年成为该报主编。次年，雷马克的事业转向柏林，陆续担任《体育画报》（Sport im Bild）编辑、副主编，其间他撰写了诸多关于时尚和体育的文章，并连载过一部赛车小说《地平线上的车站》（Station am Horizont，1927—1928）。
在几年相对平庸的编辑工作后，一九二九年一月，雷马克出版《西线无战事》，并一举成名。在《西线无战事》成为现象级文学作品的同时，雷马克因为书中的反英雄主义倾向被纳粹分子视为眼中钉。一九二九年四月，为了将雷马克塑造成一个骗子，纳粹分子在报章散布谣言，称雷马克的姓其实是Kramer（即Remark倒过来写），谎称他是犹太人，且从未上过战场。一九三〇年年底，由美国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执导、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好莱坞电影在德国被禁止上映，幕后黑手正是日后臭名昭著的戈培尔。当时的国防军高层也认为该片“有损军队形象”，它和原著所描绘的不是战争，而是德国的战败。一九三三年，纳粹夺权后，更是将雷马克的作品视为“有害的、不受欢迎的”，禁止出版并在柏林洪堡大学前公开焚烧。
一九三三年，雷马克迁居瑞士。一九三八年，雷马克被剥夺德国国籍。在这种情况下，雷马克于一九三九年流亡美国，一九四七年获美国国籍。和多数德国流亡作家不同，雷马克的作品在英语世界获得极大成功，享有盛名。一九五八年，雷马克与好莱坞传奇女星宝莲·高黛（Paulette Goddard）结婚。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五日，雷马克病逝于瑞士。
除了《西线无战事》，雷马克还创作了三部关于“一战”的小说：《归途》（Der Weg zurück，1931年）、《三个战友》（Drei Kameraden，1938年）和《黑色方尖碑》（Der schwarze Obelisk，1956年）。关于流亡生活，雷马克的作品有《爱你的邻人》（Liebe deinen Nächsten，1941年）、《凯旋门》（Arc de Triomphe，1946年）和《里斯本之夜》（Die Nacht von Lissabon，1962年）。其中，《凯旋门》是雷马克继《西线无战事》之后的另一部畅销作品，出版后三年间就有了二十二种语言的译本，迄今已被译成四十三种语言，根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亦由迈尔斯通执导。
雷马克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有《生命的火花》（Der Funke Leben，1952年）、《生死存亡的年代》（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1954年）。其中，《生命的火花》是雷马克献给妹妹艾尔芙莉德·朔尔茨（Elfriede Scholz）的作品，她在一九四三年被纳粹以“破坏国防力量”的罪名判处死刑并送上断头台。主审法官罗兰·福莱斯勒（Roland Freisler）曾有如此骇然之语：“可惜你的哥哥逃脱了我们的审判，而你却是在劫难逃。”可见，纳粹政权从未“忘记”过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由于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战”的暴力性和残虐性超越以往任何战争。“一战”打破了欧洲人引以为傲的秩序和自由，如同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刹那间把一个我们在其中接受教育、栖身卜居、安全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
于是，一代年轻人被从宁静的书桌前直接抛掷到战场，“这些年轻人在走进练兵场之前，还一起——有些人还是头一次——兴高采烈地去刮了胡子”。在连天战火里，他们心惊胆战，牙关紧锁，沉默不言。硝烟弥漫之中，战争露出狰狞的面孔和獠牙，他们不能说话，用沉默抵抗着恐惧，宁愿从未经历过这惨烈的战争。当尘埃落定，幸存的他们却已“是强弩之末，是风中之烛”，“没有根基，没有希望”，他们不愿开口，不愿回忆，只希望将一切遗忘。
和亲历战场的他们不同，侃侃而谈的不乏其人。关于“一战”的书籍汗牛充栋，里面分析着成败和输赢，描述着战争和杀戮，记载着荣誉和勋章。浮夸的战略家们在激昂的音乐声里高谈阔论，飘扬的旗帜下，林立着冰冷的纪念碑。唯独亲身经历过血与火的这代人，他们的感受、希望、荣誉、恐惧在一片喧嚣中沉默不语，在雄壮而空洞的英雄主义赞歌中不置一词，“像被遗弃的孩子一样无依无靠，像老人一般饱经风霜”。
终于，“一战”结束近十年之后，雷马克，这位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人，感受到内心的激荡和召唤，“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仅用几周时间便写成了这部《西线无战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小说在《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连载，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在乌尔斯坦出版社（Ullstein Verlag）旗下的柏林柱廊出版社（Propyläen Verlag）正式出版。《福斯报》在新书预告中，称这部作品“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又通过艺术创作“将个人经历提升到一个普遍有效的领域”，没有失真和扭曲，是献给被卷入那场无情战争中的无数“无名战士”的第一座文学纪念碑。
小说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在正式出版之前，《西线无战事》曾遭遇众多出版社的冷遇，其中包括当时最负盛名的费舍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最终，柱廊出版社答应出版《西线无战事》，但同时与作者设定了两个前提：1. 小说须在同为乌尔斯坦出版社旗下的《福斯报》上连载试水；2. 如果正式出版后销量不佳，雷马克要来柱廊出版社担任编辑，用工作弥补出版成本。最终的结局皆大欢喜，出版社大挣一笔，雷马克也一跃成为世界知名作家。小说一出版便风靡世界，十一周之内，销量就突破四十五万册，同年被翻译成二十六种语言。
对于成功的出版家萨穆埃尔·费舍尔（Samuel Fischer）来说，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里犯下的最大商业错误。或许从文学角度来说，费舍尔有他合理的拒绝理由，然而他却低估了这本书所蕴含的时代价值。雷马克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接受德国记者阿克塞尔·艾格布莱希特（Axel Eggebrecht）的采访中曾谈及写作本书时的状态：“我们都曾经——现在也常常仍是这样——焦躁不安、漫无目的，时而亢奋难抑，时而无动于衷，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快乐的。即便不去想它，战争的阴影仍和从前一样，笼罩着我们。”雷马克的研究者、奥斯纳布吕克“雷马克和平中心”主任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Schneider）据此将《西线无战事》的写作阐释为“一个自我解放的行为、一种自我治疗的尝试，以宣泄的方式摆脱持续至今（1928年）的战争创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除了是雷马克自我疗愈的手段之外，对于他的读者来说也是“有用的”。
三
小说借助叙述者保罗·伯尔默的视角展开，但是小说的主角并非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群人，为此，雷马克在叙述时更多地使用了“我们”来代替“我”。这群人由四个从学校直接奔赴战场的学生志愿兵（同班同学克洛普、缪勒、莱尔和“我”）和四个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人（钳工恰登、挖煤工维斯特胡斯、农民德特林和无所不能的卡钦斯基）组成。学生志愿兵们“站在生活的门槛上”，除了“父母，或许还会有个姑娘”，他们并没有太多别的东西，甚至连对未来的幻想都来不及展开；另外四个人已经有了各自的职业、家庭，在社会里有着清晰的定位和关系。战争让他们走到一起，让他们和各自的过去切断联系，硝烟战火之中结下深厚的同袍之谊——这成为他们仅存的慰藉，是“战争所能带来的最好的东西”。
这群人在一起经历了战争的“标准场景”：对战争所抱有的“英雄主义”期待、新兵操练时遭遇的恶意刁难、第一次被拉到前线时的仓皇失措、战场上失去朋友和战友的痛苦、长久远离家乡的乡愁和疏离、战火中身不由己的偶然性、战争所带来的生命工具化和物质化、前线与后方天壤之别的体验、人生的初次性冒险、在战地医院永远失去的身体器官、尝试理解“敌人”痛苦时的挣扎、意识到战争带给自己无法遗忘的永恒的改变。
简而言之，雷马克“尝试着去记述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即便他们在战火中幸存”，这一说法与“迷惘的一代”一起，共同表征了那个时期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他本人在作品出版后也一直强调，他只是想用战场上普通士兵的视角去描绘战争所带来的人道恶果。他刻意回避廉价的政治表态和肤浅的反战口号，甚至只将小说情节架构在一个粗略的“西线”战场之上，不厌其烦地用各类细节描写去完美地构建出一场标准的战争，残酷、精确、直击人心。
与其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是，虽然能通过书名识别出小说背景是在西线，但其文本中很少提到具体的地点或时间细节，也没有出现任何可识别的战斗或部队。换言之，这些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战场上。几十年后，即便战争的手段和形式早已升级，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小说对于战争的描写仍然有效，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世界报》（Die Welt）就曾直接选登了《西线无战事》第六章中的片段，作为对空袭的报道。更早的一九九一年，德国《明星周刊》（Stern）也曾以相同的方式，报道过海湾战争。
《西线无战事》并不单纯诉诸苦难，而是抱着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所提出的“神圣的清醒（heilige Nüchternheit）”，揭示战争残酷性背后最真实和掩藏最深的秘密，以一种清醒的姿态席卷了当时那个“沉睡不醒、令人失望和亟待被唤醒的”世界。雷马克所描绘的战争图景早已突破西线，跃出战壕，全世界的读者从中看到的是战争真实的模样，是阵线双方都能从中获得共鸣的体验，一个普通德国士兵的命运成为所有为战争所裹挟者的共同经验，个体的经历升华为人类对于战争的集体记忆。
四
纵观全书，除了作为书名，“西线无战事”仅在小说结尾处出现过一次。雷马克选择用最为轻盈的方式来给这部沉重的作品收尾，然而它意味深长，重如千钧。
“西线无战事”，这原本是一句当时经常出现在“一战”最后几年德国战报上的套话。然而，在司空见惯之余，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这句透露着官方镇定自若态度的话语到底意味着什么？
德国作家卡尔·祖克迈耶（Carl Zuckmayer）曾以自己为例，解释过这句话背后的故事：“当时我的父母正住在弗莱堡的一家酒店，我的哥哥在弗莱堡一家军事医院住院。一天傍晚，他们俩在酒店的餐厅坐着，一位女士拿着刚印出来的《每日战报》走了进来。我母亲问她战报上写了什么。她说，西线无战事，还是什么也没发生。索姆河南岸有一个不知名的村庄丢了，好像是叫西里（Chilly）。只有我母亲知道，当时我已经在那个村子里战斗了几个星期了。对于她来说，这个不知名的村庄比西线所有的战事、比占领斯特拉斯堡、比占领巴黎、比谋杀沙皇、比伦敦陷落都意味着更多。——那是一九一六年九月四日。西线无战事。”
如是可见，在这句故作轻描淡写的战报用语背后，是普通士兵和家人们无尽的忧虑、悲苦、厌恶和毁灭。在《西线无战事》中，雷马克用干净、简白的语言记述了战争，用直接、冷静的笔触描绘了一代人的伤痛，它甚至既不是“一种控诉”，也非“一份自白”。一名普通士兵在西线战场默默地死去，战报里甚至从未出现过他的姓名，而“他脸上的表情镇定，似乎对这样的结局感到满意”。
尽管因为作品的主题和反响的缘故，加之雷马克因此而受到的种种政治迫害，外界给他贴上了诸如“反战”“反军事化”以及“和平主义者”这样的政治标签。然而雷马克本人在多次访谈中都强调了自己以及该小说的“非政治性”的属性：“（《西线无战事》）与政治无关，从头到尾它都和政治无关，而我本人也是非政治性的。”
那么，我们最好只把雷马克单纯看作一个从战场上幸存、如实描述人性困境的、非政治性的写作者——即便他并未逃脱来自政治的玩弄与戕害。我们也最好像雷马克自己所表述的那样去看待这部小说的主题：“它实际有着一个纯粹关乎人性的主题：对于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原本应该面对的是生活，但当他们突然不得不直面死亡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
邱袁炜
二〇二五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