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中国书法史上，汉魏碑刻固然是重要的书写史料，为研究汉字书写和进行书法学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范本，但碑刻毕竟经过了雕刻者的再度加工，难免损失书写的原貌。汉魏书法名家的作品原件因为各种原因，已经几乎片纸无存，钟张羲献的法帖现在能见到的也只是后人的翻刻临摹。简牍材料的书写者多为下层文吏，乃至边关戍卒、普通百姓，文化水平与社会地位一般都不高，书写的目的一般出于日常交往与记事，并无铭之金石传之后世的千秋之想，所以他们的书写十分轻松，多无拘束，很多简牍书写自由烂漫，天然奔放，敏感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书写状况，是有别于丰碑大鼎严谨书风的另一书写系统。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数量众多的简牍中，至西汉中后期，篆、隶、草等字体的书写已经比较成熟，行、楷字体特征也已出现，已经具备了很高的书写水平，这反映出当时包括汉字书写在内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研究汉代简牍书写，对于观照当时的社会文化、字体演变与相关书写规律以及该时期汉字书写蕴含的艺术元素，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一、研究缘起与主要内容

本书选择敦煌汉简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敦煌汉简主要是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后期的书写材料，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汉代的历史进程，具有时代性。

其次，因为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汉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通行于此的文书档案等书写材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许多简牍的书写，其笔法之丰富、结构之美观、字势之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汉代的书写状况，堪称汉代书写材料中的杰出代表。

第三，敦煌汉简字体类型齐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的历程，加之保存状况相对良好，是研究当时汉字书写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敦煌汉简已经出版了高清晰的图版资料。本书所采用的图版主要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的《敦煌汉简》上下册，8开精装本，图版完整，相对清晰，附有释文，能满足宏观研究的需要。微观书写研究需要更为清晰的图版，因此，本书采用马建华编、重庆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河西简牍》，8开精装本，该书出于书法学习的编选目的，图版尽可能选择了较为清晰的简牍材料，印刷非常精美，还有放大的图版，完全能满足观察书写细部特征的需要。

启功先生对于古代流传下来的墨迹、原石、拓本等遗产研究提出了三点看法：一、书法的考查。分析它的发展源流，影印重要墨迹、碑帖，以供参考；二、文字变迁的研究。整理记录各代、各体以至各个字的发展变迁，编成专书；三、文献资料的整理。将所有的法书墨迹（包括出土的古文件）、碑帖（包括甲骨、金文）逐步从编目、录文，达到摄影、出版。[1]本书的研究即围绕前两点展开。

敦煌汉简书写研究有两个重点：一、敦煌汉简字体研究与书法文化价值的宏观考察；二、以敦煌汉简为例，通过对字样笔形、部件、结构与体势等的微观分析，结合具体的书写材料进行比较，推究影响书写的诸多因素与书写对字体形成演变的影响，考察敦煌汉简书写特征及其所反映的书写规律与隶变、草化、楷化等字体演变规律。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宏观角度对敦煌汉简书写，特别是对字体使用情况做出大致梳理；下篇运用微观研究法，通过设置与汉字书写相关的参数，对敦煌汉简书写状况进行细致描述与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本书运用数据统计定量分析法，对敦煌汉简及汉代前后书写材料样本笔形置向、方圆、长短、粗细、曲直、用笔方式、组合方式与秩序，以及字形结构与体势等参数进行统计、比较，对字源、字体进行定量分析与判断，考察书写参数变化过程，弥补汉字字体与书写研究的不足。

研究中涉及敦煌汉简各字体之间的比较，各个字样的比较，敦煌汉简与汉代前后字体的纵向比较，敦煌汉简与同时代不同地域汉字书写的横向比较等。通过比较来确定敦煌汉简书写特征，厘清字体演变与书写的内在规律。

本书对敦煌汉简书写状况进行整体、宏观研究，并以敦煌汉简为中心，从微观角度对汉字书写与字体演变做深层观照。通过对敦煌汉简隶书简、草书简进行微观研究，设定书写参数，定量统计并描述，为汉字字体学研究中字体状况描述与演变规律提供更准确的依据。这是从字体学角度对汉字字体及其发展，尤其是隶变、草化、楷化等书写现象进行新的观照、描述和分析，也为字体演变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

研究过程中，充分考虑书写因素对汉字形体演变的影响，为汉字字体学提供更为具体的理论支撑。在对书写进行观照的同时，主要考虑书写工具、材料与书写者手的运动生理因素、视知觉原理等对汉字书写与字形演变的影响，这是以往文字学界注意不够的问题。借助处于汉字形体演变活跃期的敦煌汉简这一具体书写材料来进行分析，具有更为典型的理论意义。

二、理论依据

（一）汉字构形学与字体学理论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一书专门讨论汉字字体问题，作为书法家，启功先生认识到书写因素在字体演变中的作用。在他认为造成不同字体的六项条件下，有四项与书写直接相关，即书写用途、书写工具、写者与刻者。这四项中，包括主客观条件在书刻中影响字体的因素。研究书写，是认识汉字形体演变规律的核心所在。

唐兰《中国文字学》一书对汉字字体的演化进行了讨论，对书写者与书写工具——毛笔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王宁先生认为，汉字构形学要能涵盖各阶段汉字构形的诸多现象[2]。一是研究一个时代“选择用什么形体来记录语言的理念和方式”，二是“形体发展演变的规律”。[3]前者是静态的、平面的，后者是动态的、历时的。敦煌汉简文字构形处于古文字迈向今文字的过渡阶段，也有其记录语言的原则和构形的规律，文字学家的任务在于分析其中的原则和规律，描述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历程。

汉字构形学研究在对汉字构形系统的描述与分析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一书从汉字书写的角度进行考虑，关注到汉字形体演变中书写元素的影响。

刘钊先生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就是依据共时性原则，他也注意到了书写与汉字构形演变的内在联系，突出了文字书写在汉字构形演变与讹混中的影响。

但无论是现代汉字构形学还是古文字构形学，也包括裘锡圭、王凤阳等人的文字学研究，在对汉字形体的动态变化研究方面都存在有待深入之处，那就是都只看到书写所造成的结果，只关注汉字最终在甲骨、金石、简帛或纸面上所留下的形体痕迹，却对书写何以呈现这样的结果未能加以足够重视与深入研究。如裘锡圭将汉字形体由篆到隶改造的结果分为五类：解散篆体，改曲为直；省并；省略；偏旁变形；偏旁混同。[4]王凤阳《汉字学》中称省并为串连或并连，目的在于简化书写，都未具体涉及书写者如何参与汉字构形的问题。赵平安《隶变研究》“隶变的现象和规律”一节指出，与表音表义无关的隶变（即人们为了求快捷、求顺手、求美观而导致的形变）完全是由书写的原因造成的，但具体如何造成，也未能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因此，直接参与书写过程的书写者手的生理特点与书写材料、书写工具等主客观条件在书写的具体过程中如何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和作用，这些人所共有的生理特点与书写材料、书写工具所具有的特点在汉字形体形成与演变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都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做出更加细致的阐释。

（二）汉字书写理论

本书将研究的视角集中于“书写”。启功先生说，字是写出来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出于不同的用途，使用不同的书写载体、书写工具，以至不同个体出于不同的思维状态，所呈现出来的书写字体都是有差别的。汉字字体的演变，主要在书写过程中完成。

汉字学中关于书写的理论以王凤阳《汉字学》论述最为透彻。他提出了书写的反逆性和趋直性原则，看到了书写主体即人与书写客体即书写工具、载体等在书写与字体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5]本书对此进行了参数验证，并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这些书写规则在字体不同演变阶段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董琨等文字学家还看到了汉字字体演变过程中的区别律与简易律，也都与书写有关。[6]丛文俊先生更是认为，字形式样的改变，源于书写规则的改变，“而惟一的破坏性根源来自书写性简化”[7]。整个字体演变的过程就是不断简化的过程，在这一简化的过程中，书写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在日常通行的文字中，书写性简化是促使书体演进的基本动力”[8]。书写求简，在日积月累中发生，敦煌汉简正是汉字形体演变中的一个阶段性代表。可以说，因为敦煌汉简所处时代的原因，其各种字体都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可以对其书写进行研究，探讨这种演变的真实状况。

笔者试图对敦煌汉简的书写进行细致的研究，包括对笔形呈现的置向、长短、方圆、粗细、曲直，字形结构体势，字与字之间形成的空间秩序感等进行考察。通过设置参数，运用一般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为敦煌汉简书写状况研究、汉字书写与字体演变规律寻求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描述方式和论证依据。

三、文献综述

简牍学近年来逐渐成为显学，但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文献的发掘与考证，而关注书写的研究成果十分寥寥。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书写形式本身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一般将书写内容作为研究的重点；二是书写研究涉及到社会历史、简牍制度，还要懂得书写知识，对文字学与书法艺术有相当的了解。

在此，笔者将从字体学研究、书法研究两个方面来进行综述。

（一）汉字书写与字体学研究成果述评

敦煌汉简作为汉代书写的典型材料，具备了多种字体，这些字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书写情况和汉字字体的演变情况。其书写研究牵涉到字体学的内容，必然会应用到汉字学的知识和方法，所以关于字体学的研究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1.关于隶书与隶变问题的研究

杨振淑《隶变考》[9]通过对360多个单字从小篆变为隶楷的具体描述来说明汉字形体经过隶变后的变化，这种罗列举证式的探讨，虽然难以概括隶变规律，但显得具体而微。

蒋善国《汉字形体学》[10]讨论了隶变问题，归纳隶变规律，阐述隶变对汉字形体的影响。

蒋维崧《由隶变问题谈到汉字研究的途径和方法》[11]阐明隶变发生的原因，是形声字增多与汉字书写简化两个趋向的共同作用，这种认识值得重视。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12]指出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从简帛材料出发探讨隶变问题的良好开端。之后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13]也是利用简牍材料分析了小篆隶变的一些方法。

姜宝昌《文字学教程》[14]以一章的内容来研究隶变，把小篆与汉碑及部分简帛文字进行比较，用大量的例子来证明隶分隶合现象，并从结构、笔画、部件位置等方面的变化讨论隶变规律，这种列出分项参数进行考察的方法对于我们从微观的角度研究敦煌汉简书写有借鉴意义。

陆锡兴《论汉代草书》从草书的角度研究隶变，“隶变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秦汉时期，而这段时期正是汉代草书的成熟时期，因此要弄清隶变，一定要研究草书作用”[15]。这种认识对于我们利用敦煌汉简考察隶书笔形、字形的来源是一种新的启示。该文还分笔画形态、笔顺和文字结构等几项参数简明阐述了草书对隶变的作用。

赵平安《隶变研究》中几个观点值得重视。一是认为隶变始于秦文字，以别于唐兰、郭沫若、饶宗颐等人认为隶书先导为六国文字说。二是隶变时代在战国中期，将裘锡圭先生认为“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中的“简率小篆”直接看成古隶。三是认为隶变是小篆到隶书的演变，指出小篆脱胎于大篆，“古隶产生于大篆”，但“因为古隶是在大篆中小篆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可以说产生于小篆。但从本质上讲，古隶是在小篆的基础上产生的”[16]。并认为“隶变过程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小篆到古隶，第二个阶段从古隶到今隶，这两个阶段自身和这两个阶段之间都具有渐次性和连续性”[17]。我们可以对敦煌汉简中隶书简进行微观考察，分析其笔形、结构、字势等的来源和演变趋势，对这种观点进行辩证分析。

丛文俊先生认为，至迟在战国中期，秦文字日常手写体已经发生隶变。[18]隶变作为古今文字的根本性变革，其早期特征为“改变笔画方向、笔顺、笔画连接方式；部分字形或局部、偏旁发生省并的简化现象”[19]。刘守昌《从周家台秦简略论隶变的特征、成因及影响》一文选择周家台秦简作为研究材料，选取了十余字作为样本，通过图像资料论述秦文字隶变过程，总结隶变特征，有一定说服力。[20]

关于隶书改造篆书的原因探讨。

丛文俊先生认为隶变发生始于秦系文字的手写体，强调了书写在字体演变中的作用。提出“书写性简化”[21]是字体演变最基本的动因。秦国随着实力的强大，不断进行军事扩张，文字使用也随之对外扩散，六国遗民的书写习惯也影响着隶变的发展。

还有关于隶书出现与成熟的时间探讨。

王凤阳先生认为，“隶书早在秦统一前已经趋于成熟”[22]。

裘锡圭先生认为，“秦代和西汉早期的隶书是尚未成熟的早期隶书。西汉武帝时代可以看作隶书由不成熟发展到成熟的时期”[23]。“在西汉早期（武帝初年以前）简帛上的隶书里，明显地接近篆文的字形仍然很多。在居延、敦煌等地发现的武帝晚期以后汉简上的隶书里，这种字形就大大减少了。”[24]

丛文俊先生认为，在秦汉之际或略晚的简牍帛书中，可以看到秦、楚古隶和“初与隶书分途的原始草书”。并且认为汉武帝时期，对于隶变而言是关键性阶段。他所说的关键主要指这一时期官方进行了字体的规范，掌握各种古今字体的书写即“善史书”是文职人员的必修课，而且因此成为社会风尚。这促使了隶书的规范化和正体化的形成。

敦煌汉简恰好是武帝时代以后的材料，隶书字体向成熟方向发展。

张志新《浅论西汉及新莽刻石在“隶变”中的意义》以西汉五凤二年的《五凤刻石》和新莽天凤三年的《莱子侯刻石》为例，将西汉刻石作为研究“隶变”的材料，[25]这种对隶变时代的判断与相关样本的选择显然是不科学的。

2.关于汉字书写草化与草书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对草书简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他们认识到草书的释读对于整个西北简牍的整理至关重要。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释汉简中的草书》[26]等，对草书进行辨析、补释，纠正了几十个先前未释、误释的字。裘锡圭《谈谈辨释汉简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27]对于草书符号如“水”、“言”部的细微区分，已经进入了微观分析的领域。这些原则和方法都值得我们在研究敦煌汉简中的草书时借鉴。

还有关于草书形成时间探讨。

启功先生认为草书到汉代才形成。[28]

裘锡圭先生根据有明确纪年的居延简判断，认为武帝晚期与昭帝时代的简上没有草书，只有草率的隶书。一直到宣帝时期的简，才有很浓厚的草书意味；成帝时有纯粹草书。“由此推测，草书的形成至迟不会晚于元、成之际，很可能在宣、元时代就已经形成了。”[29]“草书正式形成为一种字体，大概在西汉中期偏后。”[30]

关于草书字形来源的探讨。

张怀瓘《书断》引王愔语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兼”或为“粗”字之误，亦可理解为兼并简省之意。

“草从古隶生。”[31]

“草书字形不出自成熟的隶书而出自古隶的例子是常见的，不但是偏旁的写法，就是文字的写法也往往由古隶变来。”[32]

草书字形来源于古隶，这在敦煌汉简中大量存在。可以通过笔形、结构、字势等来比较。单片古隶简中的笔形连写可以通过数据统计的方式来定量分析。

草书字形来源是古隶，但古隶与篆文的界限不容易区分。所以，裘锡圭先生说：“对于那些在篆文演变为古隶的过程里就已经出现的草体，也可以说是草书改造篆文的方法。”[33]

赵平安先生分析了隶变阶段汉字演变的多向性。“有些字一路演变为正体，一路演变为草书。”[34]“隶变不仅形成了隶书，同时也孕育了草书”，[35]“正体、草书、省体、俗体，是隶变阶段通用汉字形体演变的几种基本趋向。在每一个基本的趋向中，又往往有一种以上的演变轨迹，其中尤以草书最为突出”，[36]“草书是从隶变繁衍出来的新字体，草书的方法是隶变方法的延续和发展。到了隶变后期，高度发展的草书方法反过来又作用于隶变过程”。[37]这种对隶变趋向与草书与隶变互动关系的分析相当精辟，但他并未具体分析隶变的趋向和草化的过程。在分析字形变化时，也仅仅从字形出发，举出“皿”、“走”、“邑”等具体字例来加以阐释。只看到变化的结果，而忽视了变化过程中因书写而产生的丰富的变化过程，即把细致而丰富的书写内容简化为一个字形的轮廓，这也是文字学家研究字形演变的通常做法。但既然汉字形体演变是渐次的、连续的，就应该对这种渐次变化中的汉字进行描写，不应只停留在阶段性或总结性的概括上。

3.楷书、行书字体特征萌芽与出现研究

王凤阳先生认为“隶书不出锋，楷书的笔画常常是出锋的”[38]，所以出锋的笔画是楷体的特征。他还认为楷书的特征包括“有撇有捺带回钩”，“锋芒毕露、远送近顿、两面出钩、轻灵便捷”[39]。这种体态特征是出锋的结果。

但笔者认为隶书与楷书的本质区别不是出锋问题。隶书也出锋，如雁尾，楷书也往往不出锋，回锋收笔的现象也是常见的。本书对敦煌汉简隶书与楷化笔形进行了观察比较。

裘锡圭先生提出“新隶体”的概念，即所谓的俗体隶书，“这种俗体隶书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收笔时上挑的笔法，同时还接受了草书的一些影响，如较多地使用尖撇等，呈现出由八分向楷书过渡的面貌。”[40]他认为敦煌汉简新1974号简就是典型的新隶体。从字体特征上看，新隶体就是尚未成熟的楷书，即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楷书尖撇、硬钩、硬折在新隶体中都处于形成阶段，我们可以通过敦煌汉简的书写分析加以辨正。罗振玉《〈流沙坠简〉考释》认为新1974号简字体是“楷七而隶三”，以为楷书意味已经多于隶书，本书将为辨析此类简牍楷书特征设置参数。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一书在论述楷书的形成与发展时，先说钟繇《宣示表》这样的楷书“脱胎于早期行书”，并对其演变进行了描述：“如果把规整一派的早期行书写得端庄一点，把在早期行书里已经出现的横画收笔用顿势的笔法普遍加以应用，再增加一些捺笔和硬钩的使用，就会形成《宣示表》那种字体。”[41]裘锡圭先生认识到楷书的形成由书写的原因造成，但是否是由早期行书演变而来的呢？楷书的特征是字势端庄规整，横画用顿势笔法，用捺笔和硬钩，但这些因素并非行书所独有，即使有，这几项因素也非行书所全部具备。如端庄规整的书写，为离楷书形成时代相近的隶书字势所常见，顿势用笔在解散篆体的早期隶书就已经使用，捺笔和硬钩是隶书、草书中出现的笔形。从出现行书和楷书笔意的敦煌汉简中笔者发现，隶书的快写造成了顿笔、捺笔、硬钩、硬折等笔法的普遍运用，出现楷书特征的笔形书写相对规整，很少连写，行书特征的笔形相连程度较高，又尚未达到草书符号化的程度。这些简牍能否被视为楷书与行书，笔者持保留态度。

丛文俊先生在讨论行书与楷书出现与形成时说，原始行书源于八分的草写，八分的装饰性影响了实用性，需要删繁就简，于是“加入了草书的成分”，“化转曲为率直”，就形成了原始行书。并认为原始行书与原始草书都有隶书的痕迹，“仅古今、多寡有所不同”。新体楷书又源于行书，钟繇在行书字形基础上进行“整齐规范”，王羲之又在钟繇的基础上进一步“整饰规范”，于是“楷法始告完备”。[42]丛先生的认识源于实用目的的书写性简化，这是很有见地的。但原始行书与原始草书，其原始程度如何判断？二者如何分别？对于行书与楷书的形成来源是否准确，都值得商榷。行书当然是草化的结果，但是哪些字体的草化书写？是或仅仅是八分书吗？况且诸如“化转曲为率直”、“规范”、“整饰”等描述过于简略，甚至与行书、楷书形成的特征不完全相符。在敦煌汉简中，笔者通过定量、微观分析，探讨了字体演变的相关参数及规律。

（二）敦煌汉简书写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与敦煌汉简书写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简牍图录与释文的出版与研究，这是书写研究的基础；二是简牍文字书写与书法艺术的研究，这是书写研究的本体（但能否将所有的简牍书写都当作书法材料来研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将分两类对涉及敦煌汉简书写研究的成果做一简单综述。

1.图版释文类出版与研究

图版与释文类文献是包括书写在内的一切研究的基础。在书法研究方面，日本较早出版简牍图录，这些图版一般都涉及敦煌汉简，具体不列。

我国在简牍图版方面也陆续有一些文献面世。早在1931年上海有正书局就出版了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初编和二编。中华书局于1991年出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8开精装本，分上下册，上册以马圈湾汉简为主，还收录了过去的《流沙坠简》、《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同时还收录了近十年来出土的零散汉简图版，（悬泉置汉简除外）共计简牍2480枚。该书印刷比较清晰，基本能够满足本书书写研究的需要；下册附录对应图版的释文和对应编号索引[43]，并附录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古报告。中华书局于1993年出版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影印本。至此，敦煌汉简的资料已较全面地发表完毕。[44]

王国维、罗振玉编著的《流沙坠简》，将简牍按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王国维先生在敦煌汉简的早期研究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在文字的考释方面功不可没。但当时尚未涉及字体书写方面的内容。

敦煌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简牍集成》，该书释文全面，附有部分图版，但简牍数量和清晰度都非常有限；重庆出版社于2002年和2003年出版胡之编《甘肃敦煌汉简》（1—4）与马建华编《河西简牍》。二书都以字帖的形式出版，印刷非常精美，部分图录均做了放大处理，能清晰地显示笔形书写的细部特征。《河西简牍》中收录了敦煌马圈湾汉简中书写痕迹保持得比较清楚的简牍，而且有足够的数量，是本书进行微观书写研究时采用的主要文献。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了汪涛、胡平生、吴芳思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该书系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所获汉简削衣的图版照片，印刷精美，图版清晰，本书为了说明相关问题，将部分用到其中图版。近年来，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汉简图录，如《肩水金关汉简》、《悬泉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地湾汉简》、《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尹湾汉墓简牍》、《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马王堆汉墓简帛书法》、《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等，都是很好的参考书目。

在书写研究过程中，敦煌汉简释文也将有所涉及。汉字形体的书写对于文字的考释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汉代简牍文字虽然已不再如古文字那样繁难，但很多简牍因为书写的问题，尤其是草书简因为书写而导致释读困难的现象是很常见的。裘锡圭先生在《谈谈辨释汉简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45]一文首先谈到汉简文字的辨识应该学点草书知识，并举出敦煌马圈湾汉简中将“泽”误释为“译”的例子，就是因为没有分辨出“氵”与“讠”二偏旁草写的细微区别。但敦煌汉简草书简中的确存在因部件混同而降低可识性的书写状况，这正好反映出该时期草书符号的规范性不够等问题。陈晨《敦煌汉简考释拾遗》对敦煌汉简中的“华”、“镜敛”、“勾”、“複”、“丹”、“枚”、“骓”等字进行了新的考释，[46]有的涉及书写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2.涉及敦煌汉简书写与书法艺术的研究

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47]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部关于简帛学研究述评的力作。该书专列“20世纪中日两国学者简牍书法研究评述”一章，对简牍书法的研究成果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其中涉及敦煌汉简书法艺术的研究成果综述。当然，这种梳理也存在遗漏，尤其是对书法界关于敦煌汉简的研究成果涉及不够。

较早从事简牍书写研究的是日本学者。西川宁首先从书法的角度关注简牍，青山杉雨作为西川宁的弟子，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书法家，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研究河西简牍对当代书法的影响，成为日本简牍书法研究的代表。大庭脩与米田贤次郎合编《敦煌、居延出土汉简》，著《汉简の研究》，专辟“汉简与书法史”一章，提出“是否应当将字体与笔法分开来思考”的问题，说明他已经越过书法艺术的藩篱，从书写的角度对简牍材料进行思考，朦胧地看到简牍书写中笔法对字体形成的影响。这正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笔者将在后文对敦煌汉简书写进行微观考察和分析，论证笔法与笔形、字体之间的密切关系。

日本学者的研究涉及到敦煌汉简书法的研究，但未见较为突出的专门成果。

中国的简牍书法研究从罗振玉开始。他认为借助简牍可以“知书体之变迁，窥简牍之体式，其裨益亦甚巨”[48]。这是从文字学与书法学两个方面着眼的认识。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是最早专门研究简牍书法的论文。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借助简牍材料来考察字体演变问题的，如启功《关于古代字体的一些问题》、马子云《秦代篆书与隶书浅说》、张同印《说“隶变”》、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编后》、殷伟仁《从出土简牍看篆隶关系》、赵平安《隶变研究》、牛克诚《简册体制与隶书的形成》、蒋培友《对行书和楷书源流的再认识》、侯开嘉《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曾宪通《秦至汉初简帛篆隶的整理和研究》、方孝坤《简牍文字发展研究》、秋子《甘肃汉简中的书体》、盛诗澜《从简帛书看隶变的历程》、刘芳池《〈悬泉诏书〉的字体和载体》、张啸东《简牍文书习语与早期汉代草书》、裘锡圭《谈谈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等。这些论著一般都对敦煌汉简有所涉及。

马建华、徐乐尧在《河西简牍遗墨》一文中将河西汉简的书写提升到书法艺术的高度，从艺术的角度对书写者与书写文化背景加以分析，对简牍书写加以赞扬，也值得辩证对待。

在简牍书法艺术方面着力较多的当属黎泉，其《汉简的书法艺术》一书，论述了西北汉简的字体特征，阐述了其在书法源流方面的位置和书法价值，并剖析了汉简书法对当代书法的作用和影响，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简牍书法的专门著作。王晓光《新出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讨论到汉代简牍制度与书写，如汉简牍文书形制、简牍版面编联、简牍读写环境、汉代书吏与简牍写手等方面的问题。另外，叶培贵、赵宏《简帛文字与书学》，傅京生《汉简牍草势美在成熟期隶书中的内部支撑》，饶宗颐《由悬泉置汉代纸帛法书名迹谈早期敦煌书家》，方孝坤《简牍文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作用》，华人德《从出土简牍看两汉书法》与《西北简牍的书法》，陈云金《西北简牍、敦煌写经与地域书风的追寻》等文章都是专门着眼于简牍书法的研究成果。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郑培亮、卢芳玉《汉代的书写用具与隶书》等论著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汉代简牍的书写工具与字体演变的关系领域，能给人一定的启发。这些论著一般都涉及敦煌汉简书法的内容。本书对这方面的成果也有所借鉴。

书法史著述一般都论及包括敦煌汉简在内的简牍书写问题，如欧阳中石《新编书法教程》、叶培贵《学书引论》、王元军《汉代书刻文化研究》、沃兴华《上古书法图说》与《中国书法史》、秋子《中国上古书法史——魏晋以前书法文化哲学研究》、钟明善《中国书法简史》、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等都如此。

王元军《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一书专列“汉代简牍的书写”一章，涉及简牍材料与书写的关系，简牍书写与字体演变的关系，字体演变与书法文化发展的关系等，尤其论及汉代官文书起草中的草写问题，认为从敦煌汉简草书简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书起草者的个性，也能“展示草稿的书写样式”，还可以让我们在这些简牍书迹中“寻绎出草书发展的脉络”。这种简牍书写的历史考察与审美观照是很有意义的。该书还就汉代书写文化进行了许多有新意的发掘和阐述，值得借鉴。出于编撰侧重点的原因，文章并未具体论述如何从这些汉代简牍“寻绎出草书发展的脉络”。

沃兴华《上古书法图说》在对简牍书法的发展研究中涉及汉简，但对敦煌汉简书写未给予单独论述。

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列出“两汉的简牍”一章对简牍书法进行专题研究，论及汉代的简策制度，两汉简牍的书法和帛书及其他墨迹，其中对河西汉简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该章未对敦煌汉简书写作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引用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等具体的简牍做例子，目的只是用来说明当时简牍的书写状况，而并非出于对敦煌汉简的专门探讨。

秋子《中国上古书法史——魏晋以前书法文化哲学研究》列“灿烂季节——西汉书法”与“真义昌明——东汉书法”两章，是目前学界使用简牍书写说明字体发展问题最多的著作，多处涉及敦煌汉简。秋子将民间简牍看作西汉书法的主要形式，对敦煌汉简书写的艺术性非常看重，同时乐观地宣告：“中国的书法艺术自斯将走向自由。”[49]

就书法研究而言，《中国书法》杂志于2001年第11期特辟“西部论坛”，作了题为“审视与沉思：甘肃古代与当代书法国际研讨会纪要”的报道，来自全国数十位文化学者和书法家就河西简牍包括敦煌汉简的书法艺术价值进行了探讨。近几年，《中国书法》、《中国书画》等杂志都策划过汉简研究专题，就简牍书法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

过多地对简牍书写做艺术鉴评是否合适，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所以，本书将研究的重点定位在书写，而非书法。至今还没有见到系统研究敦煌汉简书写问题的专门成果。

简牍古文书学研究也与书写有着直接的关系，学界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简牍的古文书学是以簿籍简牍为对象，以不同的书式为基准，以出土地点为单位，将同形同种的简牍作了归类集成，并针对各种简牍的书式、内容以及使用方法等进行考察，从而形成一种简帛研究方法。

这一方法的基础是册书的复原，首先要按照出土地点将簿籍简牍抽出，对文字的书写位置、文字书写的大小、书写的内容以及简牍的形状等作全面的考察后，对所有的簿籍简牍进行分类整理，确认各种簿籍的书式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书写的字体与风格特征无疑就是分类整理、抽取复原的重要标准。

另外有关学术研讨涉及的敦煌汉简的书写问题。如标志着简牍研究进入新阶段的首次“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在甘肃成功举办，敦煌汉简材料是研讨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就有关于简牍书写的研究成果。裴永亮《近二十年来敦煌汉简研究综述》[50]涉及汉代敦煌地区的屯戍、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文学和社会历史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分析总结，但对书写研究的成果缺少足够的关注，是很遗憾的事情。

本书还将关注与书写文化有关的外围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有关简牍书写材料、工具、制度等类论文著作，与敦煌汉简相关的考古报告、汉代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研究的成果，与敦煌汉简有关的简帛研究期刊、简牍研究综述类论著，关于《苍颉篇》等小学教育类的研究和其他相关资料。在此不做具体评述，具体文献目录一并附后。

还有一部分资料与敦煌汉简书写研究有关，那就是简牍文字字典，这里对简牍文字字典编撰、摹本及其缺陷稍作综述。

陈松长编著《马王堆简帛文字编》[51]、骈宇骞编著《银雀山汉简文字编》[52]二书采用影印的办法，通过现代电脑技术，将背景色进行了处理，显示出比较清晰的图像，毛笔书写的痕迹比较清楚，笔道的粗细变化，毛笔的进入与抽出，中途的置向变化基本清楚，值得参考。在编排方面，仿照《金文编》的办法，尽可能注明字样的出处，利于查找比对。

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53]一书在图版处理上与上述二书有相似的优点，笔道基本清晰，这为我们从事微观研究提供了条件。当然，如果能将简面背景拍出，又保证字迹的清晰，一定更好，这是两难的问题，但从书写学习和研究的角度看，却十分必要。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下）[54]中附有摹本，因为对书写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摹写过程中失真的情况比较严重，仅从文字学的角度看，这种摹其外形的方式基本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但从书写来看，我们更应该关注笔形中的细微变化。换句话说，微观研究对于理解书写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将利于准确的摹本制作。

陈建贡、徐敏编《简牍帛书字典》[55]共收录2860余个字头的47000多个不同字样。凡例中说，“以研究和学习简帛书法艺术为主要目的”，所以尽量采用影印本选字，字迹不清或对字形进行重新摹写，或加以放大。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基本可以反映出书写的原始面目，但因为印刷技术的问题，文字书写背景色在去除过程中还是影响到了笔迹的效果。摹写与放大的效果更是不尽如人意。书写研究需要有极为清晰的图版，要求笔形能看得非常清楚。

四、研究思路

本书分宏观与微观两个阶段进行研究。

宏观研究从书写文化背景、简牍书写的主客观条件、敦煌汉简字体类型等方面对敦煌汉简书写状况做出整体把握，具体涉及汉代文化环境，汉代书写文化教育，简牍书写形制、书写工具与材料，书写者构成，敦煌汉简的出土及其书写内容、书写年代，重点在于对敦煌汉简字体状况的考察。

这一阶段设置两个环节：一是通过文献阅读，了解汉代文化背景，尤其是汉字书写的文化环境；二是对敦煌汉简图版进行扫描，按字体分类，进行整体观照。图版主要选用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上下册和马建华编《河西简牍》“敦煌汉简”部分。字样释文主要参照《敦煌汉简》下册所附释文。

微观研究旨在对书写本体进行深入分析与考察。本书以敦煌汉简中马圈湾汉简为例，设置笔形置向、方圆、长短、粗细、曲直、用笔方式、组合秩序与字形结构与体势等多项能反映书写状况的参数，尽可能对字样进行穷尽性分析。一方面对马圈湾汉简隶书简与草书简字例本身特点进行定量分析与描述，另一方面通过与上博简《衣》、秦简《效律》、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本、帛书《周易》、武威汉简《士相见之礼》、《曹全碑》、《大字阴符经》[56]，敦煌楷书写本和王羲之一系草书[57]等汉代前后书写情况纵向对比及与同时期不同地域书写情况横向对比，来确定马圈湾乃至敦煌汉简的书写特征，考察汉代书写状况，进而找出字体演变与书写规律。

这一阶段包括三个环节。一是扫描与制作单字字例图版，主要使用欧阳中石先生等编《章草字典》、马建华编《河西简牍》“敦煌汉简”、“武威汉简”与“居延汉简”部分、陆锡兴编《汉代简牍草字编》、骈宇骞编《银雀山汉简文字编》、陈松长编《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松江本《急就章》、余德泉等编《章草大典》、王羲之字库等；二是设置书写参数，放大图版，观察、提取参数数据，对比分析、描述敦煌汉简书写特征，找出字体演变与书写规律；三是通过纵向、横向对比，分析敦煌汉简在书写历史上所处的位置。

本书是文字学与书写学相结合的交叉课题，力图以敦煌汉简研究为中心，将汉字书写问题系统地推进到微观研究层面，以新的角度观照书写，为字体演变的描述与书写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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