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史迹》：三十年纪念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虽然也会呈现出戾沓之气和衰怠之气，但在深处，却一直蕴藏着一种被几千年历史证实的创世之气，那就是“天地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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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出版，已经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这本书的印刷量，实在无法统计。例如，作家出版社介入此书，是初版二十几年后的事了，照理高波已过，但也很快给我颁授了《文化苦旅》丛书发行四百五十万册的“超级畅销书纪念奖杯”。其实，这还只是在说正规渠道。据调查，此书盗版本的销量，是正版的整整十八倍。

面对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我为自己作为一个华文作家而深感自豪。沧海星辰般的黝黑眼神，注视着自己笔下流出的那一些汉字，这是世上其他文字的写作者无法想象的盛景。

然而这种自豪又牵连出了一种心理亏欠：我一直没有把出版事务的“背后故事”告诉读者。以前总认为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的事情只该藏在作者心底。现在看到几代读者超常的热情，就觉得应该向他们多坦示一点什么。那些“背后故事”其实也是著作的一部分，很多读者可能都愿意听听。

“背后故事”可分三段来讲。

第一段：苦心远旅。

我年轻时，经受了社会思潮的剧烈转折。先是面对长久的极左封闭，我冒险写出了一系列论述世界人文科学的著作与之对峙。这个规模不小的基础工程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评价，我也因此被推举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还担任几所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本来，我很可以在这样的位置上延续风光，安适度日，却遇到了一个精神裂谷。

原来，改革开放引发了全方位的对比性反思，而当时的中国确实还处处贫困，又随时可见政治运动所遗留的伤痕。在这种情况下，海内外某些群落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整体质疑，“丑陋的中国人”、“民族的劣根性”等论调不绝于耳。大家都想走出一条新路，来摆脱中华文化的戾沓之气、衰怠之气。

反思是必要的，说一些过头的话也很正常。但是，当贬斥的对象扩大为一个庞大族群的整体，那就违反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宏观判断。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中国的论述。罗素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中国考察，当时的中国，备受欺凌，一片破败，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这位哲学家却说：

进步和效率使我们富强，却被中国人忽视了。但是，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

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正是这一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不管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只要文化问题能解决，无论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我都接受。

说实话，读到“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时，我有点鼻酸。因为这个论断恰恰来自那个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国家。

其实罗素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却显现出如此公平的见识。这种态度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催促我必须为自己的文化做一点事。

于是，我决定摆脱已有的名誉地位，辞职二十三次终于成功，只身来到甘肃高原。当时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而我内心的目标却更加艰深，那就是让中国人找到“集体文化身份”。这件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没有做，因此使那场运动比不过欧洲的文艺复兴。

若有可能，我还想在文化考察中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罗素说“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其实我心底已有答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虽然也会呈现出戾沓之气和衰怠之气，但在深处，却一直蕴藏着一种被几千年历史证实的创世之气，那就是“天地元气”。

要说服自己和别人，理由必须感性、具体，而不能用套话、大话自欺欺人。因此，我独自在沙漠里行走，去寻找一个个伟大的遗址。而且，首先必须是文化遗址，而不是政治遗址，因为罗素说了，“文化最重要”。

寻找遗址，就像拉着一批批不信任我们的人来到曾经发生过事情的现场，用实地、实景、实迹，让他们不能不驻足。

多数遗址一定已经荒落，那就给过去的伟大加上了悲怆。悲怆的伟大更加伟大，因为它们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我会在伟大和悲怆之间不断掂量，看看有哪些遗址还能让今天的中国人心头一热。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冥冥中都有一种“祖先崇拜”。

当时，多数同行都拥挤在出国、升职、下海的闸门口，而我却背过身去，成了一个“逆行者”，披着一件薄棉袄，穿着一双旧胶鞋，在无人的荒野间细细寻觅。

终于，在一间间乡村小旅馆，我用竹杆圆珠笔开始记述。一些今天的读者非常熟悉，而当时的读者大多陌生的地名，如都江堰、鸣沙山、西域喀什、上京龙泉府、黄州赤壁、青云谱、承德山庄、宁古塔、平遥票号、天一阁、鹿回头、岳麓书院、西江苗寨等，一一郑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

随之，拜水文化、西域文化、魏晋文化、鲜卑文化、石窟文化、流放文化、晋商文化、藏书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生态文化、废墟文化等，也逐一被勾勒。与这些文化相关，我又恭敬地请出了许多缥缈的身影。

这些地点，这些文化，这些身影，以前虽然也有史籍论及，但几乎都没有被完整地描述过。这也就是说，我完成了一次首创意义上的“文化踩点”。这些点，埋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穴位。正是这些精神穴位，接通了数千年的“天地元气”。

我在寻找这些点的过程中，总是由惊讶而投入苦思。苦思的结果，几乎与传统的历史观念都不一样，这么多不一样，使我领悟到文化思维正面临着一次根本性的大转型。那么，怎么才能让广大读者也参与这种大转型呢？我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文体，那就是用细声慢语的质朴叙事，来牵引宏观的诗情。我相信，即使是陌生人，也很难拒绝质朴的真情。

这就可以进入“背后故事”的第二段了：意外轰动。

当这些在小旅馆写的文章以《文化苦旅》的标题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连载并出版后，形成了远远出乎意料的轰动。上文已提到惊人的印刷量，那还是指大陆，而更让人诧异的，是全球华文世界的超常热情。

特别是台湾地区，当时与大陆还有重重隔阂，互不了解，但这本书却把隔阂全部穿越了。据著名诗人隐地先生说，《文化苦旅》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本岛的家家户户”。《文化苦旅》中的文章还被收入了当地教科书，这对大陆作者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突破。在年轻人中间，则兴起了一种时尚，叫作“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一群台湾作家还以这个书名出版了专著。

写作《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柏杨先生在台北见到了我，一见面他就说：“两个字，羡慕。羡慕你以大规模的文化遗迹考察，重新定义了中国人。”

此外，一些华人聚居的国家也一次次邀我演讲，每场都人潮涌动。李光耀先生说，二十世纪后期海外华人重新对中华文化产生感动，主要是因为余秋雨先生的书。

这些盛况并没有让我得意，却让我强烈感受到了各地华人的心理饥渴。他们本来也有很多书可读，却一直期待着有人能用千年实证，唤起长埋心底的生存尊严。而这种生存尊严，就来自能够超越种种隔阂的文化，以及文化中所蕴藏的“天地元气”。

因此，我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我顺势应邀到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演讲“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又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演讲“中华文化的八大长寿基因”。这些演讲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甚至成为联合国网站的“第一要闻”。

这样的势头必然会触犯到国际间的某种势力，于是就有“背后故事”的第三段了：风波来去。

让世界各地华人找到了“共同的精神遗址”，这对那些靠着对立来谋生的人来说，简直是釜底抽薪。因此，这么一本温和的散文书，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但是，要直接否定一部大家喜欢的文学作品很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避开作品，制造谣言，形成风波，掩埋作品。这是他们轻车熟路的专业。

发起者，是一个至今活跃在美国的政治人物。

主导者，是香港的《苹果日报》。该报直到二〇〇九年五月才公开发文呈示自己的这个身份。

实施者，是广州的一份报纸和一群老人。这些老人几乎都是“十年动乱”中的风云人物。选他们，实在是主导者的一片苦心。因为他们只想趁人们年久失忆，用栽赃的方式来洗白自己的历史，而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以“大批判”的方式任意诽谤。这种“颠覆名人”的阵仗很能吸引读者，一时在传媒间气势不小。我也如他们所愿，成了“有争议人物”而半明半晦。

然而，可安慰的是，正是在风波之中，正是在诽谤源头，香港一批教授为香港市民开列“古今中外必读书”八十本，《文化苦旅》和我的另一本书也在其中，成为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中能够进入两本书的唯一者。后来应民众要求减到五十本，我的两本还在。可见，《苹果日报》在香港也难以侵凌高层文化。

风波终于过去了，所有的谣言都已不攻自破。几个参与造谣的老人突然产生了法律担忧，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犯下了诽谤罪，先后拐弯抹角地向我道歉。我托人转告，本人不会起诉，他们尽可以安度晚年。

风波过去原因很多，我只想强调其中两点——

一、丑，永远不是美的对手。我写这本书，始终追求着一种宁静而又弘深的东方大美，而那些诽谤文章，总是显露着一种嫉世之丑。朗朗天道，茫茫人心，最终都会站在美的一边。

《文化苦旅》已经证明，我所要的美，只能产生于个体生命在苍天大地间的探寻和创造。整个过程，都要避免与丑纠缠。因为一纠缠就会减损了“天地元气”。因此我自始至终，不做任何争辩。后来只在《门孔》一书中写了一篇介绍风波的文章，轻松地向读者做了一个交代。

二、这么多年过去，中国文化已经可以不在乎一切侮辱。虽然仍有一些外国人和中国人总在诬蔑，但在整体上，“天地元气”已被激发出来，很难抑制。这，也是风波终于过去的大背景。

经历了这场风波，我更明白了，有力而又有效地阐释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因此，下狠心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了人类各大古文化的遗址，来与中华文化对比，写出了《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然后，又系统地以国际观念和现代观念解析中华文化元典，写了一整套“基建性”的学术著作。大规模的考察和写作，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使我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社会交往，仍然是远离热闹，独自寻路。这一切，都是《文化苦旅》的后续脚印。

突然想起我写的几句诗——

路途荒凉，

我无鞭无缰，

却听到远年的马蹄细碎，胡笳低响。

唐诗的断句总有点凉，

原来沙地都是未化的霜。

其实我大半辈子的人生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辛丑年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