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一 选题缘起

北爱尔兰具有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北爱尔兰虽然地处爱尔兰岛，但在政治上属于英国。英国长期统治着北爱这片土地，民族和种族冲突不断。尤其到了20世纪后半期，由于宗教矛盾和政治冲突，北爱几乎没有宁静的时刻，英爱纷争、北爱内部宗派斗争激烈。希尼悲愤地把这段历史称为“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命浪费和精神浪费”[2]。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北爱尔兰存在诸多二元对立的矛盾：英国和爱尔兰激烈争夺着对北爱的政治主权；人民信仰的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英帝国的殖民遗产和爱尔兰盖尔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以及英语和爱尔兰语之间的矛盾。但是激烈的冲突和分歧也伴随着英爱文化的交融。爱尔兰文化本身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在英国长期统治、英爱文化交融以及在欧洲古老历史文化影响下的爱尔兰。“如果我的土地和你的土地交界，那么我们被边界分离的同时也是被它联结的。”[3]这恰恰是爱尔兰民族文化与英国文化融合的形象写照。爱尔兰与英国、天主教与新教并不能简单地切分，也不可以用原始田园和传统风俗来取代当今的爱尔兰。爱尔兰文化已经是一种杂糅与交融，所以不应该以单纯的民族主义来定义它。民族主义和民族性本身就是一种想象的、历史性的、由具体语境决定的，而不是固定的、亘古不变的。

20世纪后半期愈演愈烈和旷日持久的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使得这一时期的北爱尔兰艺术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舆论压力以及关于艺术的社会责任的追问，他们深深地陷入了艺术创作和社会责任的矛盾中。一方面，他们要像自己的同胞和寻常百姓一样承受暴乱和冲突带来的生活困境；另一方面，又要承载民众对他们的企盼，充当种群、社区的代言人，肩负民族救赎的希望。谢默斯·希尼出生并成长在英属北爱尔兰，自小受到两种文化的熏陶。作为一个天主教家庭的后代，他的根在爱尔兰，盖尔文学是爱尔兰真正的文学传统，生活中他耳濡目染的也是爱尔兰文化传统。但是他当时读书的学校是英国政府出资创办的，接受的是来自英国传统的教育，学的是英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因此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元素的影响。诗人自己说过：“我猜想，我身上的阴性因素与爱尔兰有关，而男性张力来自英国文学。”[4]因此，诗人自身的文化场域具有双重性，置身于英国的影响和爱尔兰本土之间，就像“置身于庄园领地和沼泽潭之间”。希尼不但拥有英国的教育背景，而且其诗歌的起步与成名也始于英国。因此，希尼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局限于纯粹的爱尔兰人的爱尔兰，而是正视爱尔兰文化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正视爱尔兰文化所面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事实。

由于特殊的成长背景和经历，希尼始终处于两种不同文化、两种不同信仰相互碰撞但又相互交织的前沿地带。这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境地给希尼带来选择的尴尬和痛苦的同时，也丰富和延伸了其个体生命体验，“交汇地带”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也为希尼提供了创作出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景观的机会。这种生命体验是痛苦的，但有助于希尼更好地理解两种不同信仰、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在诗歌创作中，希尼竭尽全力去探寻一种既能保持诗歌的文学独立性和审美性，又能实现其社会意义的写作范式。同时，希尼阐述了他的平衡观念：“我们无须放弃对爱尔兰的认同，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可伸缩的定义：人们在多个文化身份中协调的理念应该受到推崇。我建议北方的多数派也能回应这一平衡的提议，开始在爱尔兰框架之内而非之外考虑问题。”[5]希尼的这一认识也帮助他逐渐走出身份认同和选择的困境，逐渐消解由于持续的英爱冲突和宗教矛盾使每个北爱诗人、作家都面临的现实责任的巨大压力，能够更客观、直接地解决身份选择和诗歌创作之间的矛盾。在散文集《全神贯注：1968—1978散文选》中，希尼又一次对自己的创作身份提出疑问：“诗人何以恰当的身份生存和写作？诗人与自己的声音、故土、文学遗产和当代世界的关系是什么？”[6]并借用叶芝的话语回答：“如果我们懂得自己的思想，它们就会通过我们的意志发出声音，因此感动他人。这不是因为我们了解或者考虑他人，而是因为所有的生命形式有着共同的根源。”[7]这对于他超越民族身份的自我界定，从更深层面探索诗歌技巧、提高诗歌艺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诗歌中，希尼通过景观呈现表达了多元的身份选择。虽然景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具有的文化特质，与意识形态、民族情愫、身份认同等紧密相关，并参与政治、文化和身份的构建。正如学者段义孚所言：“景观是一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8]景观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凝聚着文化政治、地缘记忆和家园情感，特别是在民族和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景观成为形塑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同时，景观代表了处于一定社会阶层的人们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方式。在景观中，人们通过想象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通过景观，人们塑造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以社会角色和别人交流。[9]希尼诗歌通过记忆、历史和语言呈现了北爱尔兰莫斯巴恩的自然景观、北爱尔兰农民和手工劳动者的劳作景观、远古时期埋藏在沼泽中的尸体景观、维京人入侵爱尔兰岛时留下的历史景观、地名诗以及语言景观等，使其成为诗人表达身份选择、回答“诗人何以恰当的身份生存和写作”等问题的途径，即希尼通过诗歌中的景观书写找到了一种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的写作范式，在新的写作范式中，希尼既不否定自己客观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又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和不同信仰中进行协商和沟通，构建了一个兼顾现实责任和艺术审美且开放、多元的写作空间。

二 选题意义

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无疑是当代最出色的诗人之一，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赞扬希尼说：“他的诗作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10]希尼是把平凡生活转化成诗的高手，不写重大题材和严肃主题，但用惊人的语言能力、把握美感的能力、诗歌直觉以及非凡的想象力，将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事件展示出来，并把握其中稍纵即逝的隽永。因此，爱尔兰文化传统由于诗人的妙笔生花而得到很好的呈现。由于诗作特有的爱尔兰文化意蕴，以及爱尔兰特殊的政治、民族、宗教纷争的大背景，希尼在当代文学中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作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同时，希尼作品中所呈现的美丽壮阔的爱尔兰风貌、浓厚的家庭温情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倾心关注等都已获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并正在获得更多读者，众人称他“叶芝之后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11]并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谢默斯·希尼不仅仅在爱尔兰广受欢迎，他的诗作也具有世界性和代表意义，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本书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希尼诗作研究，提出多角度研读其诗作的视角。

新时期的景观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跨学科的特征。景观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对象，而且是可以被用来解读的文本，体现了社会和主体身份形成的过程。同时，景观被认为是一种审美、习俗和意识形态秩序的体系，在政治、阶级和民族身份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尼的诗歌呈现了具有爱尔兰特色的景观，通过景观本身反映了作为生态自然的爱尔兰地理地貌。同时，在希尼诗歌中作为文化表征方式的景观，也与爱尔兰的政治、历史、记忆、民族文化、国家认同和身份构建等紧密相关。在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现实语境下，希尼通过诗歌中景观的呈现表达了对政治、身份认同等敏感话题的观点，并做出自己的身份选择。可以说，通过诗歌中的景观描写，借用景观表达看法和选择，希尼避免了使文学创作沦为政治的附庸品和牺牲品，保持了诗歌创作的独立性和艺术的审美性。从景观角度研究希尼诗作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景观研究的内涵，为景观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由于出生于北爱尔兰这样一片政治敏感、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的土地，评论家甚至读者总是不自觉地给希尼贴上“爱尔兰诗人”的标签，把他刻画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斗士。希尼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描绘了大量富于魅力的爱尔兰田园风光、乡间劳作、沼泽土地，展现了爱尔兰最原汁原味的传统。但与此同时，诗人通过对这一系列的景观书写，避免了对“英国”或“爱尔兰”、“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等身份的单一直接的选择，构建了多元身份认同。实际上，希尼通过诗歌中的景观书写在现实语境下把复杂的身份选择纳入一个多元、开放的写作空间中，在表达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同时，保持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性，在艺术创作和现实责任中获得平衡。希尼的选择为世界上承受文化分裂的文学创作者的写作提供了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