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中国经济的转轨

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既是自然的进程，又有外力的推动。几千年形成的成熟农耕文明自身在发生着缓慢的变化，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也推动着经济、政治的转型。东西方的经贸往来、交流和碰撞，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前提。

一 世界市场与中国经济变革

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17世纪末18世纪初，尼德兰，即荷兰、比利时等地区，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爆发了所谓的“农业革命”，刺激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国内，这些国家的封建领主、教会、商人等通过“圈地运动”，用暴力的手段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在获得的土地上围圈养羊，用获得的羊毛出口获取暴利。在国外，这些国家在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建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对其进行残酷掠夺，大量的金银财宝被运回母国，扩大了资本积累。到18世纪，西方各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基本完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伴随着资本主义内外扩张的同时，近代科学技术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为即将掀起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智力支持。在资本家掌握经济主导权的同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社会政治前提。随着财富的积累、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工业革命在最为发达的英国率先爆发，各种机器相继被发明并应用于工业生产，手工工具逐渐被机器代替，机器大工场得以形成。到19世纪中叶，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相继完成，最终推动着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推动下，千方百计地开拓世界市场，中国成为其瞄准的重要目标。在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际，一支庞大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双方进行了贸易谈判，但由于清政府的农耕思维和英使团的傲慢，谈判以失败结束。在嘉庆时期，英国再次派遣使团来华，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当正常的贸易往来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殖民者便会采用第二手段，使用武力打开国家的大门，强行进入该国市场。对中国而言即是如此。

到19世纪上半期，随着商业资本在中国长期的发展，货币不断向农村侵入，农村经济出现缓慢变化，主要表现为土地逐渐趋向“商品化”，大规模土地私有化，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如广东、江苏、直隶、山东各省，有些大地主拥有的土地达到千亩以上甚至十万亩以上。中国原本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市场比较狭小，商业发展总体上比较落后，并且城乡发展不平衡。其商业版图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自由市场。手工业品买卖尽管遍及城乡各地，但贸易品主要是农产物。由于工业不发达和交通闭塞，“除了几个大的商业区域与行政的中心而外，在其他许多的城市与乡村里，只有零卖的商业，手扶小车，肩背箱夹和摆小摊子的商业”[1]。其二是商业专卖。中国王朝时代长期实行专卖与特许制度，比如盐专卖制度等。通过商品专卖，封建统治者剥夺了生产者、消费者与小的零售商人的利益，而专卖商人获取垄断利益，同时，国库收入得到保证。到19世纪前期，专卖更加扩大化，主要波及盐、米、丝绸及其他商品。在专卖特许制度下，出现了一批商业暴发户。其三是对外贸易。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外国很少签订贸易协定，但并没有妨碍中国对外商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前几年，在中国已有三百个外国商人。“从这三百个商人中，英国占一百五十八个，美国占二十八个，这个数目字，表明英国在这个时候，特别比其他各国在中国所下的根要深些。”[2]由于中外之间没有设定商业协议，所以，中国政府与地方行政人员可以任意凭借意志和心理摆布一切，这是自16世纪以来，造成中国对外通商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多次列强侵华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都急于与中国签订条约，其中，很多条款关涉的都是商业问题。

商业发展的状况与工业成长密切相关。当时的中国，手工业是主力，主要是家庭工业和手工业作坊，主要部门为棉业、丝业和瓷业。这些手工业和家庭工业根本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如只有少数富人能使用丝织品，同样，棉纺织布料价格也很高。大部分家庭只能靠自给自足来解决。相比较而言，19世纪前期的中国，是工业资本严重滞后，商业资本充当主力的时代，甚至工业资本也掌握在商业资本的手里。随着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列强历次侵略中国的行动，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市场被迫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大量价格低廉的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加速了自然经济的崩溃。

二 中国经济变革与新型阶层

资本主义在中国逐利，出现了新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经济力量，其逐渐在社会经济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首先，资本家阶层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中，伴随着一批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投入，逐渐形成一批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相结合的资本家阶层。（1）买办资本家作为中间商，为外商推销商品和农副产品，运用各种手段敛财，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人是当时最懂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运作方式的一部分人。著名理论家兼买办的郑观应，面对列强通过商业对中国进行的巧取豪夺，曾主张大力发展中国商务。他说：“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贫谋一日不辍。”[3]他还试图把民族觉醒融进工商业发展之中，得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结论。（2）商人资本家开设商店、做各种杂货或洋货生意。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资本家与洋行交易，不断赚取利润，扩大资本。在特殊时代，中国的绅商是地位仅次于官吏的富有阶层，多数情况下兼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3）产业资本家在买办资本和商业资本积累的基础上产生，他们从地主、商人、买办，甚至官吏演化而来。从1872年到1913年间，近代企业创办者中地主占55.9%，商人占18.3%，买办占24.8%，且大都有官僚身份。[4]这些资本家运用手中资本，投资近代工业，矿业、丝织业、机器生产、产品加工等行业，逐渐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这时，在资本家开办的企业里产生了工人阶级。中国的第一批工人产生在外国资本家在各个通商口岸建立的一百多个企业里，到甲午战争前约有3.4万人，在洋务派的官僚资本开办的军用和民用企业里约有3万工人，在民族资本家用民间资本开办的工矿企业里，约有3万工人。总体上，到甲午战争，中国近代工人人数约有9万人。[5]中国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程度仅次于农民，他们与农民联系密切，很容易沾染上小生产者意识，故常常被帮会力量所吸引，但其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代表是确定不移的。这一新阶级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工人与农民具有天然的联系。他们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从小生产转向大生产的裹挟中，从传统农耕地区走向城市的。二者扎根于同一块封建传统源远流长的土地上，又受到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共同栖身于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乡绅、学生等知识分子，面对列强的剥削、侵略，民族的危亡状况，既有对乡村封建、落后状况的不满，又有对城市资本主义劳资对立、市民贫困的失望。在双重矛盾交织之中，他们决心改造中国，首先成为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主体力量。

三 新型阶层与新型知识分子

随着中国经济状况的变化，阶级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促成新型阶级阶层的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新型阶层为基础，出现了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也不同于新兴工商资本家的新社会群体——新型知识分子。这一新型群体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由有科举功名的旧知识分子转化而来；其二是一批经过科举，又在废除科举后，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其三是出身工商业或平民家庭的、接受新式学堂教育的人。尽管其来源有不同，但他们都植根于中国资产阶级工商业的兴起，伴随着新型实业的产生而出现。正因为如此，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尽管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又具有本质区别。其一是阶级属性不同，旧知识分子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新型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主要围绕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而进行；其二，两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不同。旧知识分子主要囿于国学和封建传统道德观念，表征为封建卫道士形象。新型知识分子主要由西学造成，他们大都经历过新式学堂教育或留学教育，接受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西方道德与价值。其三，社会责任感不同。新型知识分子具有更为强烈的危机意识、变革意识，对西方列强本质的认识更加清晰。学界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1895年发生的“公车上书”。[6]

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是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的产物，因此，它的产生、扩大及活动，对于近代社会变革与更新，具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