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篇

1.闲暇不等于休闲，更不等于懒惰。懒惰是不想作为、不愿作为；休闲是为了更好地作为而暂停作为；而闲暇是超越工作世界、超越现实生活的状态。在闲暇状态，人进入了形上世界、精神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的精神与宇宙本体相通，人的心灵与“上帝” 相通。人站在本体和“上帝”的立场观照工作世界和现实人生，即庄子所谓“以道观之”。人工作的目的是闲暇，闲暇的目的是实现精神超越，因此，闲暇状态是哲学的基础。西方闲暇意识起源于基督教的“安息日”，它是上帝把天地万物造齐之后歇工的日子（“第七日”）。由于是造物的终结，所以上帝赐福“第七日”为“圣日”。可见，闲暇是一切工作的终结，是工作世界的超越。后来基督教徒在星期日做礼拜、做祷告，就是在这一日让心灵与“上帝”沟通、与“上帝”合一。可以说星期日是“哲学日”。

2.什么是“心”？

一是思维器官；

二是意识主体；

三是精神境界；

四是感情状态。

3.以“人心”为基点，分析一件事情的发生，可能有以下原因：

（1）心外因——客观条件原因；

（2）心智因——主观认识原因；

（3）心力因——主观能力原因；

（4）心态因——态度作风原因；

（5）心术因——目的动机原因。

凡做坏事者，总是用前因依次地掩盖后因，以减轻责任；凡做好事者，总是用后因依次地代替前因，以美化动机。

4.“信仰”是一种向往，“信念”是一种意识，“信任”是一种态度，三者本身并不是价值。只有确定了具体的对象或内容时，它们才可能成为价值。例如，对真理的信仰是价值，对神鬼的信仰就不是价值；正确的信念是价值，错误的信念就不是价值；对诚实者的信任是价值，对骗子的信任就不是价值。

5.“环境”就是“环”人之“境”，这一概念本来就含有以人为中心之意，它是从人的生存处境上立义的。如果没有人，就无所谓环境。因此把保护环境与人类中心对立起来，是不合逻辑的。

6.伦理是人所特有的关系准则，道德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人和自然的关系无所谓伦理，人对自然的态度无所谓道德。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是人对自然应有的态度，也是人应具有的高尚品格，但这并不是一种道德行为。因为，道德的特征是义务性、奉献性、牺牲性的，是完全为人的，利人而毫不为己、利己的。而人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然，而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自己。因此，所谓“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是不能成立的。

7.空间内容的贫乏，会使人觉得时间过得单调而漫长；空间内容的丰富，会使人觉得时间过得充实而短暂。空间状态的变化会引起人的时间感觉的变化。

8.“思路”是意识活动的线索，“思维”是意识活动的过程，“思想”是意识活动的结果。人的思考是沿着思路，通过思维，形成思想的过程。所以，要不断地开拓思路、活跃思维、激发思想。

9.学科上的科学、文学、哲学，心理上的认知、情感、意志，智力上的智商、情商、灵商，价值上的真、善、美，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这种“对应”源于人的精神结构的规律性、秩序性。

10.“志大才疏”——理想与能力失衡；

　 “力不从心”——目的与手段脱节；

　 “事与愿违”——结果与动机错位。

11.“精神”“思想”“观念”“意识”，这几个词语的功能意义是不同的。“精神”有动力义，“思想”有指导义，“观念”有认识义，“意识”有觉悟义。

12.“感触”“感想”“感悟”三者间具有递进层次：

　 “感触”所得是经验；

　 “感想”所得是观念；

　 “感悟”所得是智慧。

13.“水涨船高”“水落石出”“水大鱼多”“水清影明”等成语，都可以作为对规律的形象说明。它们表示了规律的三个特征：

（1）关系性——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关系；

（2）比例性——规律是事物之间的比例关系；

（3）秩序性——规律是由比例关系而形成的秩序。

因此，唐代刘禹锡在《天论》中把规律叫作“数”。

14.“望文生义”是主观想象；

　 “顾名思义”是逻辑分析；

　 “断章取义”是有意歪曲。

15.“事与愿违”——价值创造的结果（事）违背了价值创造的目的（愿）。创造的目的未能实现。

“力不从心”——价值创造的工具和手段不适应价值创造的目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实现目的价值（“善其事”），必先实现工具价值（器）。

“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价值目标的认同，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就不能合作共事。这体现着价值观念的凝聚作用。

16.有意栽花花不开——有为而不得；

　 无心插柳柳成林——无为而无不为；

　 踏遍铁鞋无觅处——有为而不得；

　 得来全不费功夫——无为而能得，无为而无不为。

17.“书不尽言”——文字对语言的制约，语言比文字更丰富；

　 “言不尽意”——语言对思想的限制，思想比语言更自由。

18.“言不及义”是说语言不表达价值，“言不尽意”是说语言未尽达思想。“言不及义”是对语言的价值评判，是语言的价值论问题；“言不尽意”是对语言的能力描述，是语言的认识论问题。“不及义”之言，说了等于没说，“不尽意”之言，说了还可再说。

19.“词不达意”是说语词未准确地表达思想，“书不尽言”是说文字未完全地表达语言。这两句成语，蕴含着关于书（文字）、言（语言）、意（思维）三者有内在矛盾的哲学观念。这种矛盾在于：一方面，语言可以表达思维，文字可以表达语言；另一方面，语言又会束缚思维，文字也会制约语言。

20.“要言不繁”，如画龙点睛；

　 “赘言不止”，如画蛇添足。

21.语言和思想不“明确”会遮蔽真理，语言和思想不“准确”会偏离真理，语言和思想不“正确”会违反真理。

22.语言以思维为内容，为动因；思维以语言为载体，为工具。思维主导着语言，语言制约着思维。语言密度太大，则使思维没有活动的空间，语言速度太快，则使思维没有运行的时间。表达思维结果的语言语速快、密度大，而表达思维过程的语言语速慢、密度小（有时甚至哼哼哈哈、结结巴巴、吞吞吐吐）。一个人的语言节奏，表现着他的思维节律和思维风格。沉思者的语言从容不迫，性急者的语言滔滔不绝，烦躁者的语言喋喋不休。

23.语言节奏的本质是思维的节奏、情感的节奏。因而，不能把握好思维节奏和情感节奏的人，在讲演时是调控不好语言节奏的。

24.人对语言的制约有两种情况：一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由说话的对象制约语言的特点；二是“是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由说话的主体决定说话的特点。

25.“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是对象意识，弄得不好，就言不由衷，失之于油滑；“是什么人说什么话”是角色意识，弄得不好，就不通世故，失之于死板。说话时如果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既看对象（不对牛弹琴），又合身份（不牛作马鸣），就会形成适宜之言。

26.语言和心理有内在的联系：

　 “危言耸听”是为了哗众取宠的心理需要；

　 “大言不惭”是为了欺世盗名的心理需要。

27.“街谈巷议”的不一定都是谬论；

　 “道听途说”的不一定都是谣言；

　 “高谈阔论”的不一定都是真理。

28.“深入深出”会流于艰涩，“浅入浅出”会流于浅薄，而“深入浅出”是最佳的阐释和表达境界。做到“深入浅出”却非易事，它首先要求对理论与实践、智慧与常识、道与器、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神与形两个层次的问题都有透彻而准确的理解，并能体认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要求对学理话语与生活话语（“理语”与“常语”）有丰富而熟练的掌握，并善于运用生活话语去表达学理；再次它要求对上述理论与实际、理语与常语两方面的贯通度、差异度要有辩证的把握，既不隔离又不混一。

29.“我行我素”是个体本位意识；

　 “自给自足”是自我价值意识。

30.“快乐”是心理状态；

　 “快感”是生理反应。

31.“大象无形”，是指无静止、固定的“形”，而非绝对无形；

　 “至人无为”，是指无私意、无特定的“为”，而非绝对无为。

32.“识时务者为俊杰，合时宜者为智人。”这两句话要求人们应适时而动。“识时务”是认识问题，“合时宜”是行为问题，只有在认识上识时务，才能在行为上合时宜。然而，识时务不一定观念正确，合时宜也未必行事合理。关键在于“时务”“时宜”的价值内涵与价值走向是什么。

33.“知识”易言，“智慧”难说。浅述之，“举一知一”是知识，“举一反三”是智慧；识“一叶”是知识，“见一叶而知秋”是智慧；“见微知微”是知识，“见微知著”是智慧；感到“风满楼”是知识，见“风满楼”而知“山雨欲来”是智慧；“彰往”是知识，“彰往而知来”是智慧；“由此知此”是知识，“由此而知彼”是智慧；“由表知表”是知识，“由表而知里”是智慧；认得“蚁蝼之穴”是知识，知“蚁蝼之穴可以溃千里之堤”是智慧。

34.价值实现三原则：

　 地尽其利；

　 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35.普鲁斯特说：“普遍是在个别的顶点上孵化出来的。”“个别的顶点”就是共性，“孵化”就是抽象，将共性从个性抽象出来就是普遍。

36.普遍价值何以可能？一是人类的共同人性，二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人性是从来就有的，只是人们长期以来对此无自觉认识或故不承认。而共同利益是随着全球性问题的突现和全球化浪潮的涌动才形成的，正是在此共同利益驱动下人们才自觉地反思共同人性，也据以探索普遍价值。因而，普遍价值之必要性也在于保持人类的共同人性，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促使人类的社会和谐。当然，普遍价值的建构和人们对它的认同及遵守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其间充满着复杂而激烈的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

37.经验主义是把个人的经验作为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是把书本上的理论作为真理的标准。就背离真理的客观标准——实践而言，二者都是唯心主义真理观的表现形式。但书本上的理论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和普适性的意义，因之从书本出发尽管可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却有可能是符合客观性理论的。因此教条主义并非是主观主义的。而经验主义者的出发点却完全是个人的主观经验，毫无客观性内容。它才是真正的主观主义。

38.“仁”的理想：“天下归仁。”

39.天地之“仁”是“生”；

　 人间之“仁”是“爱”。

40.“自强不息”是“勇”；

　 “厚德载物”是“仁”；

　 “格物穷理”是“智”。

41.“和”相对于杂乱冲突而言，“合”相对于分散而言，“和合”指既和谐又成为整体。

42.“诚”——存在的真实性；

　 “宜”——性质的适合性；

　 “中”——状态的适度性；

　 “和”——关系的和谐性。

43.物以“稀”为贵；

　 地以“远”为贵；

　 器以“古”为贵；

　 情以“别”为贵；

　 事以“难”为贵——难能可贵。

44.容易得到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被人轻视、被人遗忘的东西，难以得到的东西也是最被人珍惜、被人铭记的东西。人常说“物稀为贵”，事实上是“难得为贵”。稀有物之所以可贵也是因为人难以获得。人付出的代价越多，所得到的东西也越有价值，人是价值的最终尺度。

45.“物稀”之所以为“贵”，原因在于稀有之物难得。难得则意味着人若要得到它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既然付出了沉重代价，此物就会给人带来很大利益。因此，“物稀为贵” 与“难能可贵”有内在的一致性。

46.何物有价值？

（1）“物稀为贵”——稀少之物，难以满足主体需要，故可贵；

（2）“难能可贵”——开发难度大、生产难度大、制造难度大的事物可贵；

（3）“奇货可居”——有独特性而不同于他物者可贵；

（4）“妻以夫贵”“母以子贵”——依附于、不离于贵重之物的物可贵；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47.表达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话语有三种：“江湖”话语，“庙堂”话语，“圣贤”话语。

“江湖”话语是民间的百姓话语，生动性强而准确性弱；

“庙堂”话语是官方的政治话语，意识形态性强而真诚性弱；

“圣贤”话语是学院的精英话语，学理强而生动性弱。

比较而言，“圣贤”话语最能体现和表达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

48.在书中读自己；

　 在史中观现在；

　 在诗中听心声；

　 在画中看精神。

49.艺术、技术、方术三者的关系是重叠的，三者都含有“术”的要素。然而，三者的层次和性质是有差别的，如果忽视差异，就会将高层次的“术”，降低到低层次。艺术的庸俗化就是技术，技术的神秘化就是方术。

50.作为政治权力的“势”与作为文化价值（包括知识、真理、道德、信仰等）的“道”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基本关系是：

（1）以道抗势——以文化对抗权力；

（2）以道制势——以文化制约权力；

（3）以道饰势——把文化作为强权政治的装饰品；

（4）以势扼道——用政治强权制约、扼杀文化；

（5）以势行道——以政治权力来实现美好的价值理想。

51.西方人善创新；

　 中国人善继承；

　 日本人善模仿；

　 印度人善“逃避”。

52.经济是以“钱”管人；

　 印度人善“逃避”。

　 法律是以“力”管人；

　 政治是以“权”管人；

　 道德是以“心”管人；

　 宗教是以“神”管人。

53.壮丽的日出是壮美，

　 苍茫的日落也是壮美，

　 壮美不只指雄伟之形、昂扬之势；

　 纤弱的眉月是优美，

　 圆润的满月也是优美，

　 优美不仅指细小之形，柔弱之态。

54.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包含的种种矛盾和张力：

（1）人的完善——物的成功；

（2）启蒙——救亡；

（3）精神文明——物质文明；

（4）教化——技术；

（5）人的价值——物的价值；

（6）真、善、美——利；

（7）和——利；

（8）清——浊；

（9）群——己；

（10）公——私；

（11）心理——物理；

（12）天理——人欲；

（13）道——功；

（14）古——今；

（15）中——西；

（16）礼——法。

55.一位管理者说：竞争的关键是品牌，品牌的关键是特色，特色的关键是文化，文化的泉源是历史。这是十分有见地的看法。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智慧资源，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品牌优势才能形成。对于商品竞争是如此，对于其他的竞争也是如此。

56.尊重一个民族，首先要尊重它的文化传统；尊重一个人，首先要尊重他的文化素养。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必然会受到尊重，具有良好文化素质的人必然会受到崇敬。

57.民间的精神生产产品，无论是文学艺术创作还是理论思维成果，往往有粗糙、简单甚至幼稚、笨拙的缺点，显得有些乡土气；但却有生动活泼、质朴自然、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优势，没有贵族气。因此民间的精神生产者，应该扬长避短，保持特色，不要一味向庙堂派、学院派看齐，不要执意把 “小家碧玉”打扮成“大家闺秀”，把“小媳妇”装扮成“姨太太”。如果执意如此，就会弄巧成拙，失去本真。

58.全球化浪潮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造成很大的冲击。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在探索既适应全球化潮流又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途径。于是，一方面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因素，另一方面又竭力弘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力求达到“外之不落后于时代之潮流，内之又不失固有之血脉”（鲁迅）的两全境地。然而这其中所蕴含的共性与个性、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却是很难处理的。因此，世界各民族的精神世界中，都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烈冲突。

59.东半球伤风，西半球打喷嚏，这说明全球经济已一体化，息息相关；而东半球伤心，西半球流泪，这说明全球伦理已共同化，休戚与共。“息息相关”是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休戚与共”是伦理全球化的表现。现在经济全球化已成气势而伦理全球化尚难建立。

60.反对全球化的有三种力量：

　 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民族独立主义者；

　 二是反对对外开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三是反对全球问题扩大化的环保主义者。

61.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由同一中华文化塑造、陶铸而成的，都是这一文化的载体之一。

62.中国历史久而不暂；

　 中华民族聚而不散；

　 中华文化续而不断；

　 中华观念守而难变；

　 中华哲学序而不乱。

63. 中华传统文化意义的多层次性：

（1）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

（2）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意义；

（3）对现代化的意义；

（4）对市场经济的意义；

（5）对道德建设的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意义的多元性：

（1）儒家文化的意义；

（2）道家文化的意义；

（3）墨家文化的意义；

（4）法家文化的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意义的多维性：

（1）经济意义；

（2）政治意义；

（3）精神文明意义；

（4）道德建设意义。

64.长安文化精神：

重“家”意识；

敬德观念（周）；

法治精神（秦）；

博大精神（汉）；

开放精神（唐）；

保守意识（宋以后）；

封闭心态。

65.西安传统文化的形式特征：

（1）都城文化——历史上十三个王朝在西安建都；

（2）先进文化——在西安建都的朝代中，西周是奴隶社会的繁荣期，秦朝是封建社会的创建期，西汉是封建社会兴盛期，唐代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期；

（3）盛世文化——西周有成康之治，西汉有文景之治，唐代有贞观之治；

（4）农业文化——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文化；

（5）西部文化——从地域环境而言，西安的传统文化是西部文化；

（6）封建文化——西安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封建社会中长期积淀而成的。

66.血缘关系是客观的绝对性关系，父子、兄弟、姐妹等关系无论人主观上承认与否，它事实上总是存在的。非血缘关系是主观的相对性关系，如夫妻、朋友、君臣、师生、同志等关系都可随着主观意志而改变。

67.中国人认为血缘关系地位最高、价值最重，因此，总想把亲切友好的人际关系血缘化，视师生如父子，视朋友如兄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水浒传》朋友称兄弟，就很典型。西方人重视社会关系，希望把血缘关系也社会化，认为父子、兄弟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血缘关系是等级性的，社会关系是平等性的。由此可见中西文化差异之一斑。

68.中国传统世俗文化的价值核心是“富贵”。民间神有“福、禄、寿”，福者富也，禄者贵也。相术以富贵之相为最佳，春节灯笼上常写“长命富贵”，民间家庭常以成为“富贵之家”为理想，祝人生子曰：“早生贵子”，问人姓氏曰：“贵姓？”问人年龄曰：“贵庚几何？”问人籍贯曰：“贵乡？贵府？”而在“富贵”二价值中，“贵”高于“富”。

69.中国传统文化有雅俗之辨，二者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例如，关于富贵，二者的价值观念就大相径庭。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认为仁义的价值高于富贵。而民间却把富贵作为人生的最大价值，予以追求。赞人之相曰“富贵之相”，羡人之家曰“富贵之家”，祝人之词曰“荣华富贵”，贺人生子曰“喜得贵子”。又，问人姓氏曰“贵姓？”问人年龄曰“贵庚？”问人籍贯曰“贵乡？”灯笼上常写“长命富贵”四字，神龛上常奉“福禄寿”三星。

70.“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意义有二：一是生命价值，二是伦理价值。道家重“寿”之生命价值，主张通过长寿以延长人的自然生命。炼丹、吐纳、方术都是为了长寿；儒家重“寿”之伦理价值，认为长寿的人，一可多生子女，二可四世同堂，形成家底伦理系统，三可弘扬孝道，享受天伦之乐。可见，儒、道两家都主张长寿，但是价值取向不同。

71.中国建筑的特点是平面铺开、平面扩展，而不是向上提升、向高发展。向上、向高走向的建筑有强烈的时间感，而平面走向的建筑有鲜明的空间感。时间抽象无迹，有神秘性；空间形象可见，有简易性。时间感的神秘性把人引向宗教，空间感的简易性使人面对现实。

72.中国人的餐具筷子，形象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征。取材于自然，有“天人合一”之意；两根合力，有“阴阳相济”之功；一手操持，有“太极统摄”之象；五指运转，有“五行相生”之征。

73.对联的上下两联，含阴阳相合之意，而横批则有太极统率之象。一副对联就是一幅太极图。

74.“阴阳”观念可能是母系氏族时代形成的，因而，“阴”在先，“阳”在后。

75.“糊涂”是中国人的重要价值意识，但它包含着两种相反的价值意向。有时它指的是一种头脑不清、辨认不明、是非不分、处事混乱的精神状态，如说“糊里糊涂”，“稀里糊涂”，“一塌糊涂”，“小事清楚，大事糊涂”，“人生识字糊涂始”；有时它指的是一种不拘小节、不责小过、超越是非、淡化界线的处世态度，如说“难得糊涂”，“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儒家以“不得糊涂”教育人，道家以“难得糊涂”开导人，因此，既不能一概地赞美糊涂，也不能一概地反对糊涂，要因人、因事制宜。

76.崇尚“厚重”、鄙视“轻薄”是中国重要的传统价值观念之一。具体表现为对世风淳厚、道德纯厚、品格敦厚、处事宽厚、心底仁厚、态度温厚、为人忠厚、风格浑厚大加赞赏，而对世风儇薄、为人刻薄、认识浅薄、态度轻薄、作风佻薄甚为鄙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这种崇“厚”鄙“薄”意识，起源于什么，很值得探索。我想它可能源于大地崇拜，大地是厚重、厚实的，它是人的德性的榜样，《易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77.中国人有自觉的“崇实”观念，总是赋予“实”以崇高的价值意义。赞赏诚实、笃实、朴实、真实、厚实、老实、坚实、结实、信实、务实、翔实、忠实、殷实等品格、性质和状态。赞美实行、实际、实学、实干、实践、实绩、实感、实情、实话、实力、实心、实意、实用、实事求是等风格、作风。反对华而不实、秀而不实、浮而不实、虚假不实、名不副实、言过其实、誉过其实的品行和状态。

78.记忆是人生经历在意识中的保存，而人生过程则是记忆的基础。还没有获得记忆和完全失去记忆的人，其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从出生到童年时期的一段时间，人是没有记忆的，因而在此阶段，人只有生命，没有人生。由此也可以说，记忆力强的人比记忆力弱的人人生内涵要丰富、要复杂，然而却沉重；记忆力弱的人比记忆力强的人人生内涵要简单、要单纯，然而却轻松。为了摆脱沉重，故古人主张“太上忘情”“贵人善忘”“忘怀得失”“忘情荣辱”“宠辱皆忘”“物我两忘”。为了防止简单，故古人反对“忘恩负义”“忘乎所以”“数典忘祖”“居安忘危”“好利忘义”。善忘者，会减轻生命的负担；不善忘者，会损伤生命的价值。

79.叶嘉莹先生说，她的老师教育她要“以无声的自觉，做有声的事业；以悲观的情怀，做乐观的事业”。这与朱光潜说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都是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观的具体化。

80.《礼记·乐记》言音乐之起源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其实人的一切意识，包括情感、知识、观念、思想等从根本上说都是“感于物而动”的。

81.孙晓云在《书法有法》一书中说：书法即笔法，笔法即指法。指法就是古人执笔写字时，手指使笔向左或向右转动的方法。由于转动方法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这种把艺术归结为技术的观点，可谓有得有失。得之于实而失之于偏。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既是技法的运用，又是情感的抒发，还是心意的表达。仅言笔法、指法不足以论书法。

82.书法与写字不同：

书法是艺术创作，写字是技术操作；

书法是供审美的，写字是供应用的；

书法体现的是价值理念，写字体现的是工具理性。

因此，写得再好的字也不是书法，个人最不喜欢的书法也是艺术。

83.文学的自觉就是文学的自我觉悟、自我认识。文学自觉的标志是文学理论的形成（文学理论就是文学的自我认识）。鲁迅和李泽厚等学者，把魏晋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就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著作。而其他一些学者以文学创作作为文学自觉的标志，那么屈原创作《离骚》的时代，甚至《诗经》时代也都可以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了。其实当人们从事某种实践活动时，并不一定对所从事的活动的本质、特征、规律、价值等有自觉的认识。正如西方哲学柏拉图所言：“未经审视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亦如中哲所言“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庸》）。魏晋以前有文学创作，而无文学自觉。因此，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当以魏晋为宜。

84.散文的特质是由两个方面规定的：一是“文”，二是“散”。“文”者，文章也、文学也。散文首先必须是文章、是文学作品，符合文章和文学的规范，达到文章、文学的标准，而不是信口说话，不是口头语言，更不是语无伦次、啰唆重复的随意口语。孔子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可见，文不等于言。文的特征在于有文采，即有艺术性。“散”者，散漫、松散、散开之义，其实质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无文章规范，而是无诗歌、小说、戏剧、辞赋等文体的规范。也就是说相对于这些文体的规范而言散文是自由的、松散的。所以，散文是规范（文章文学规范）与自由相统一的文学作品。就规范言，其形神皆不能散；就自由言，其形神皆可以散。

85.诸葛亮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把“淡泊”和“宁静”，分别作为“明志”和“致远”的条件。然而，“明志”必须“淡泊”，但“淡泊”不一定非要“明志”不可；“致远”需要“宁静”，但“宁静”不一定非去“致远”不可。“淡泊”和“宁静”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人生态度，而并非仅是实现其他价值的手段。

86.“文以载道”是文章的本体论，意谓文章是用来表达道理的。语出唐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不也。”宋周敦颐《通书文辞》亦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用，徒饰也。况虚车乎？”南宋陆九渊引梭山语云：“文所以明道，辞达足矣。”

“文如其人”是文章的主体论，意指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性格相似，语出宋苏轼《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朴，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又宋林景熙《顾近仁诗集序》云：“盖诗如其文，文如其人也。”

“文可经世” 是文章的价值论。语出曹丕《典论·论文》。

87.“替天行道”是《水浒传》中梁山泊英雄的崇高理念。这一口号的政治含义是为造反制造舆论。而哲理含义却具有深义：

其一，它承认天道的存在。“天”是本体，“道”是法则，“天”和“道”是体与用的关系。

其二，它认为天道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人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人应该遵循的至上原则。违背天道应该受到惩罚。

其三，它认为天道的呈现要通过人为的作用，人有实现天道的能动性，可以替天行道。

其四，它认为替天行道是符合必然的合理的行为，因而也是道德的不容置疑的正义行动。

正由于此，替天行道就成了梁山泊从事政治活动的哲学根据。

88.《三国演义》云：刘备曾嘱孔明：“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后孔明用马谡，果失街亭。所谓“言过其实”，含义有三：一曰自我评价高于实际能力；二曰情况估计远离客观实际；三曰成绩报告大于真正事实。三者的共同性是“反映失实”。“反映失实”是产生一切错误、导致一切失败的主观原因，所以其人“不可大用”。

89.鲁迅的国民性反思与批判，深刻、精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但其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破而未立，必然造成精神空缺、思想混乱，由此会形成国人“魂不附体”“神不守舍”的精神状态。

90.封闭主义者闭关自守，闭目塞听，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拒绝开放，不图创新，并非因为强盛，已无须向外界学习，而恰恰是因为自己衰弱而丧失了保持主体性的自信和接受新事物的魄力。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一文中说：遥想汉人多么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孱奴的宝贝”，深刻地揭示了封闭主义的弱者心态。

91.人是时间的存在。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物质流，而与人有内在的统一性——时间即人的生命过程。因此，时间状态的变化，决定着人生存状态的变化。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在科幻小说《爱因斯坦的梦》中依据相对论原理构筑了三十个时间世界，在各种不同的时间世界里，人的生存状态各不相同。充分表达了人的存在对于时间的依赖性，深刻而形象地阐发了人是时间的存在这一哲理。

92.维特根斯坦说：“人类一思维上帝就发笑。”其实，人类不思维，上帝也发笑。因为在“上帝”眼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可笑的。

93.黄帝既是历史人物、传说人物，又是文化人格，是三维一体的人物形象。因此，研究黄帝，就要在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学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94.中华民族精神在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以来屡受伤害：

清政府的骄傲自大、闭关自守，使民族精神僵化；

清政府对侵略者的妥协退让态度，使民族精神畏缩；

五四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西化思潮，使民族精神断裂；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使民族精神松散；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某些极“左”政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民族精神异化；

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拜金主义），使民族精神扭曲。

95.怪圈：孙中山打倒了皇帝，而袁世凯成了皇帝；蒋介石打倒了军阀，而自己成了军阀。

96.没有了支撑精神世界的信仰支柱，人们只剩下信仰自己、信仰金钱，于是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猖獗。

97. 20世纪70年代有“农场知识分子”，20世纪80年代有“广场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有“市场知识分子”，21世纪初有“官场知识分子”，这是三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在场”。

98.文艺复兴：从神的桎梏中释放人的灵性；

现代哲学：找回失落在“物”中的重累中人的心灵；

“市场经济”负效应：人的价值失落于“利”的迷宫。

99.社会公正是社会安定的基础，社会安定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凡是存在不公正的地方就不会有安定，因而也难以发展。

100.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无论好政府还是坏政府；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无论正义战争还是不正义战争；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规范，无论法律规范还是道德规范。所有这些反对一切的“主义”，都不可能成功。

101.“无政府”并不比“坏政府”好，坏政府统治下总是伤害好人，无政府状态下必然放纵坏人。专制主义是政府功能的“过度”，无政府主义是政府功能的“不及”。子曰：“过犹不及。”

102.当普通民众身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独裁者的双重压迫，而且二者又处于敌对状态时，其政治态度的选择是非常困难的。抵抗侵略，会被独裁者所利用；反抗独裁，会被侵略者所利用。周灭殷后，伯夷、叔齐面临“以暴易暴”的战争，不愿支持任何一方，只好逃亡于首阳山中饿死。在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人民就处于这种两难境地之中。

103.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运大昌，国步甚阔，国力日强，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随着国力的增强，美国人越来越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在国际上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欺小凌弱。而且，从不自省，更不自责，越来越缺乏自知之明。于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必然走下坡路，入衰落地。这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强盛的时候，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常怀忧患意识，具有反思精神，才能保持生命活力，立于不败之地。《易》云：“亢龙有悔”，语云：“骄兵必败”，实乃不易之论。中国在近代的衰败，就是证明。

104.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成员利益的共同性，二是成员利益的相关性。而利益的相关性是形成利益共同性的基础。当成员利益的相关性形成之后，共同利益把成员紧密联结在一起，一利俱利，一害俱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时虽然谁也不愿意由于他人的倒台而危及自己，但谁也不能够在他人倒台时保住自己。于是他们只得互相利用、互相交易，出了问题互相包庇。因为，保住他人就是保住自己。

105.古代人崇拜上帝（西方）、崇拜圣人（中国），近代人崇拜英雄，现代人崇拜明星。上帝崇拜、圣人崇拜的时代是精神文化时代，英雄崇拜的时代是物质文化时代，明星崇拜的时代是消费文化时代。

106.人类的崇拜历程：神灵崇拜（上古）——圣人崇拜（中古）——君主崇拜（近古）——英雄崇拜（近代）——明星崇拜（现代）——自我崇拜（后现代）。

107.有悠久传统的世界三大宗教及其他民族性的传统宗教，足以支撑人类的信仰大厦，人类再不需要新的宗教以安置灵魂，因此宗教的创立已经终结了。现代以来及其以后的所谓新兴的宗教，都不可能取代三大宗教而成为人类的信仰支柱。

108.依宗教言，“神”在彼岸世界，人在此岸世界。彼岸世界的“神”，支配、主宰着此岸世界的人。人是见不到“神”的，所以只能通过信仰，感受神的力量，获得“神”的保佑。如果有人在此岸世界竟然自诩是“神”，自诩是由天上降临人间的“神”，那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109.基督教的担当精神、献身精神、忏悔精神是佛教所缺少的；佛教的消解精神、出世精神、平和精神是基督教所缺少的。

110.科学认识不能完全取代宗教信仰，客观事实不能完全取代艺术想象。从猿到人的进化论至今已近二百万年以上，仍有不少人相信上帝造人的教义；月亮是一个死寂星球的科学发现已成定论，人们依然仰望明月，歌唱明月，诗咏明月，借以寄托相思、抒发情思、驰骋想象。这是因为，宗教、艺术的意义是安抚心灵，而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发现事实。

111.人类的“英雄时代”随着20世纪的逝去而终结了，21世纪是平凡人的时代。无论是政治英雄、经济英雄、文化英雄、艺术英雄，还是思想英雄，在当今和未来都不可能产生。这是因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知识、信息、技术、思想等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不可能被少数人所垄断，人人都可以参与和掌握；全球化潮流把过去归一些人独占的精神资源，广泛扩散到几乎人人可触及的地方，成了人人可利用的东西，于是人人都可以从事创造，而且所创造的成果，也会为众人所知，并得到认可。当人人都可能成为英雄的时候，也就没有英雄了。所以在当今时代，还有人以英雄自居，摆英雄架势，装英雄模样，只会弄巧成拙，画虎类狗，贻笑大方。

112.人的知识既可以陶铸智慧，又可以遮蔽智慧。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而智慧是人们理解世界、辨析疑难、判断是非、发明创造的见识和能力。知识既是智慧的资源，又是智慧的工具；智慧既是知识的结晶，又是知识的指针。当人善于把知识转化、升华为能力的时候，知识就可以陶铸智慧；当人把知识僵死化、固执化的时候，知识就会遮蔽智慧。把经验知识僵死化、固执化的经验主义和把文本知识僵死化、固执化的教条主义，是知识遮蔽智慧的两种典型形式。对于知识遮蔽智慧的现象，古人也有清醒的认识，成语云：“食古不化”“两脚书橱”“尽信书不如无书”，李白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堕烟雾。”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为了防止知识对智慧的遮蔽，老子主张“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张载提出“不以见闻梏其心”。王阳明认为对于朱熹“格物致知论”具有的“务外遗内”“博而寡要”“玩物丧志”等以知识遮蔽智慧的弊病，只有通过心与物、心与理、知与行的合一才能克服。在当今这个重知识的时代，人们往往注重知识对智慧的支撑，甚至认为知识即智慧，而往往忽视知识对智慧的遮蔽。因此导致了知识泛滥，智慧匮乏。

113.知识升华为智慧的环节是：在学习知识内容的基础上，融通知识的领域，体悟知识的精神，批判知识的局限，阐释知识的价值，反思知识的运用。

114.既不能因求“真”而舍弃“善”，也不能因求“善”而遮蔽“真”。“真”不能遮蔽“善”，只能遗弃“善”，“善”既能遗弃“真”，也能遮蔽“真”。

115.“真”不能遮蔽“善”，“善”却可遮蔽“真”。因为“善”总有多出“真”的部分。

116.由于宇宙的物质统一性，决定了生物存在条件的相似性，因此星际人的差异性，不会比地球上种际人的差异性大多少。

117.生命无限（长生不老）的人生没有意义；

　　无矛盾、困难、逆境的人生没有意义；

　　需要完全满足的人生没有意义；

　　绝对自由的人生没有意义；

　　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人生没有意义；

　　只有欢乐没有悲哀的人生没有意义；

　　只有自己一人活在世上的人生没有意义。

118.财富、权力、伟大、勇敢、美丽无论达到何种程度，都不能抵御死亡；贫与富、贵与贱、强与弱、勇与怯、美与丑、善与恶，无论其差异多么悬殊，在死亡面前都一律平等。死亡是公正的。

119.富贵与贫贱、享乐与受苦、荣华与屈辱、伟大与平凡、杰出与平庸，这些人生的差别无论多么悬殊，在死亡面前全都消释。因之，死亡是最公正的标尺，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120.中国人常用“永垂不朽”“精神不死”“流芳千古”“音容宛在”等词，表示对死者的悼念。这些词语蕴含着人对超越有限肉体生命的希冀和企求。人对有限肉体生命的不满足性和实现肉体生命无限的不可能性，使人只能去追求精神生命的永恒，以精神生命的无限去超越肉体生命的有限。

121.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以及人对自身生命有限性的自知和不满，是人追求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人对“人生在世”的有限性的自觉和不满，决定了人对“人活一世”的价值性的追问和追求。可见，追求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就是追求超越——超越生命的有限以达无限。超越有两条道路：一是肉体的永生，二是精神的永垂。道教走的是第一条道路，儒家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肉体的“长生不老”之路，事实证明是走不通的，于是，人只能走精神“永垂不朽”的超越道路，即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终结之后，使精神进入无限之域。而实现这种超越的方式，概括言之，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通过“德、功、言”的永在，使生命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由此看来，人生的价值，也就是人超越有限生命的方式。

122.因为人的生命的有限，才有人生的价值问题；生命的有限性使人产生了超越有限的追求。价值的实质就是超越。假如人的生命是无限的，人就不会有主体意识、能动精神、创造活动、超越追求。因而，也就是不会有价值问题。由此看来，死亡是价值问题之源。

123.沉思生命的价值，是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也是人生苦恼意识产生的开始。人生的苦乐感、悲欢感、吉凶感、安危感、祸福感，都是由人的价值意识派生的，因而都与价值意识息息相关。

124.“盖棺论定”这一成语蕴含着深刻的生命哲学意义，它意味着：生命是过程，而死亡是终点；生命是认识，而死亡是真理；生命是存在，而死亡是本质；生命是有限，而死亡是无限；生命是选择，而死亡是界限；生命是自由，而死亡是必然。因之，人的存在是向死而生，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可以说，“盖棺论定”是中国人的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命题。

125.人存在于主客体关系之中，所以受到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的制约。客体的制约使人“身不由己”，主体的制约使人“力不从心”。人是在“身不由己” 与“力不从心”的双重制约中创造生活、实现价值的。因此，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心想事成。

126.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人“身不由己”，主观条件的限制使人“力不从心”。精神有能动性所以才会“心有余力”，认识有主观性所以才会“各执己见”。

127.人生的矛盾：（1）理智与情感；（2）道义与利益；（3）物质与精神；（4）功利与审美。

128.人生的一些矛盾是超越时代、超越个人，而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的。如德与智、情与理、欢与悲、苦与乐、离与合、群与己、义与利、爱与恨、福与祸、生与死等，都是永远存在、普遍存在的。所谓“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129.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人以自然生命承载价值生命的过程。用王夫之的话说是“以生载义”的过程。人生的差异，不在于自然生命而在于价值生命。富贫、贵贱、穷达、祸福、顺逆、甘苦、荣枯、寿夭……不同的人生际遇和人生状态，都体现着某种价值，也都是人生的内容。因此，不能说富、贵、达、福、顺、甘、荣、寿的际遇是人生，而贫、贱、穷、祸、逆、苦、枯、夭的际遇不是人生。因此，当人失去了富贵、幸福、荣达、甘甜等价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人生——虽然是另一种价值的人生。

130.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重视客观处境的价值，而忽视主体态度的价值，其实主体态度的价值比客观处境的价值更高、更重要。因为，很多客观处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主体态度却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例如，面临困难，可以采取“知难而进”与“知难而退”两种态度；面对顺利，可以采取“乐以忘忧”与“居安思危”两种态度。张载云：“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高度弘扬了对待富、贫、生、死的一种崇高的主体态度。

131.“居安思危”是蕴含辩证法的思维，它要求人们在顺利中认识困难因素，在平安处看到“危机四伏”，在前进时防止“险象环生”，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中想到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可能。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而“居安思安”“居危思危”则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132.“安身立命”有两种方式：一曰安居乐业，二曰安贫乐道。儒家重前者，道家重后者。乐业者是现实主义，乐道者是超越主义。然而无论是“业”还是“道”，只要能乐在其中，就是高境界。

133.和谐的人生，是形神并健、理欲统一、情理平衡、义利兼容、义生俱立、德智兼备、德业并举的人生。亦即真、善、美统一的人生。

134.人有“两个家园”——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生活家园是有限的，精神家园是无限的；生活家园是现实的，精神家园是理想的；生活家园是经验的，精神家园是超越的；生活家园是形而下的，精神家园是形而上的。人运用科学设计生活家园，通过哲学追求精神家园。

135.人的价值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中确定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总是主体而物总是客体。因此，人的类价值不过是说人是主体而已，除此之外，别无他意。至于个人的价值，应该是作为客体的个人对于作为主体的个人、群体、社会的意义。

136.人的生命与人生价值——人生价值的生命学阐释：

（1）人的肉体生命的有限性和人对这种有限性的自知、不满和不安，是人生价值的根源；

（2）追求生命的超越性（超越肉体生命的有限性而追求无限性）是人生价值的本质；

（3）人的生命过程的生活性（实践性、能动性）是人生价值的寓所，有意义追求和价值实现的生命过程才是生活，动物有生命而无生活；

（4）“立德、立功、立言”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

137.人的价值包含人类价值与个人价值两个层次。人类价值的实质是人类是价值主体，既是创造主体，又是享有主体。也就是说，一切价值，既是“人为”的又是“为人”的。个人价值也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个体的自我价值，即自给自足（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二是个体的社会价值，即我为人人（自己满足社会的需要）。有人把社会满足个人的需要（人人为我）误认为个人的价值，其实它指的恰恰是社会对于个人的价值，也就是社会价值。因此，个人的价值可以概括为自我实现和贡献社会的统一。

138.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准，概括言之，约有三种：一曰自然寿命的长短；二曰物质享受的多少；三曰社会贡献的大小。自然寿命如果脱离了后两者，只不过是纯粹的形式，所以不能孤立地作为标准。或者说它是一个假标准。享受的多少是自己作为主体对社会和他人给予自己的东西的衡量，并不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衡量，因而，也不是真正的标准。所以，只有社会贡献的大小是衡量人生价值的真正标准。

139.人类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新的问题，当代人在技术日进、物质日富、生活日裕的同时，却面临着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精神危机的困扰。为了探寻出路，哲学家们又重新反思人的本质、确立人的位置。于是“人是什么”“人与万物是何关系”的问题又提上哲学议程。而对问题的回答又难免重蹈覆辙：或把人提升为“神”，或把人还原为“物”。走前路者较少，走后路颇多。哥白尼的日心说曾把人的居所还原为物，达尔文的进化论曾把人的种类还原为物，社会达尔文主义曾把人的社会还原为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曾把人的意识还原为物（性本能），而今，把人的精神还原为物者有之（如精神细微物质说），把人的情感还原为物者有之（如爱情化学分子说），把人的道德还原为物者有之（如自私基因说），把人的文化还原为物者有之（如人文物性延伸说）。固然，“以神论人”，有利于确立人的崇高地位；“以物律人”，有助于打破人的中心地位。然而，人既非“神”，亦且非“物”；宗教神创论者把人神秘化，庸俗进化论者把人动物化，庸俗唯物论者把人物质化，都不是正确的定性定位。人源于动物又高于动物，人具有精神又不是神灵，西方哲学有“人神之辨”，中国哲学有“人禽之辨”，都为确定人的性质、确立人的地位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孔子说的“天地之性（生）人为贵”，既承认了人的自然来源，又高扬了人的价值地位，可谓不易之论。

140.当以绝对上帝、无限宇宙、整个地球为参照系来看人的时候，人是渺小的，当以地球上某一物为参照系来看人的时候，人是伟大的；当以受制性为视点观察人的时候，人是渺小的；当以能动性为基点来看待人的时候，人是伟大的；当以物的优势估价人的时候，人是渺小的，当以人的优势傲视物的时候，人是伟大的。人的伟大与渺小，是从不同的参照系进行考察而形成的不同观点。因此，人是伟大和渺小的统一，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存在体。

141.“天地之性（生）人为贵”，是说人是天地之间最高贵的存在，即最高的价值。这里的价值不是指个人的价值而是指人类的价值，不是指人类的社会价值而是指人类的自我价值。人类的自我价值的含义有三：（1）人是宇宙间唯一的价值主体；（2）人是宇宙间最高的价值客体；（3）人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人作为类的价值没有社会价值，只有（人类）自我价值，即（人类）自己与自己构成价值关系，（人类）自己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142.人的优越性与人的主体性是相关相依的概念，二者都是相对于物而言的。人具有高于物的优秀品质，是人能处于支配物的主体地位的原因；而人处于支配物的主体地位，又是人具有优秀品质的证明。所以，用人的优越性来规定人的价值，必然会推导出用人的主体性来规定人的价值。于是乎，“人的价值”与“人是价值主体”实质上就成了内涵相同的命题。

143.人的存在不同于动物的存在，二者的存在都是“生存”。动物的“生存”仅是“生命存在”，而人的生存含义是：（1）为生而存——以生活为存在的目的；（2）以生而存——以生产为存在的手段。

因而，人的存在是自觉性存在而非自然性存在，是能动性存在而非适应性存在。自觉性和能动性统一于实践，所以，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动物在“生存”而人在“生活”。

144.人的生存是生产和生活的统一，生产是工具使用过程，生活是价值实现过程。人们常说“搞生产”“过生活”。生活中体现着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理想，是值得“过”的；生产是人谋取生存条件的基本活动，是需要“搞”的。人依靠工具理性指导生产，依靠价值理性指导生活。动物只有生存而没有生活。

145.生产是为了物质生活能够持续，生育是为了自然生命能够延续。二者是人的基本需要，故孟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

146.生产是生存的基础；

　　生活是生存的意义；

　　生育是生存的延续。

147.生存是人生的前提，而生活是人生的内容，生活中蕴含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人生中的生老病死、富贵贫贱、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吉凶祸福等各种不同境遇，都是生活的内容，其中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张载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西铭》）就是说，富贵贫贱对于人生都是有意义的。

148.人的生存方式包括六个方面：

一曰生产方式；

二曰生活方式；

三曰生育方式；

四曰教育方式；

五曰思维方式；

六曰交往方式。

149.人的意义、人的价值是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和终极关怀。西方文艺复兴，是人在神的统治下追求自身价值的运动，西方的现代哲学和文化思潮又表现了人在“物”（钱）、“技”（科学技术）的奴役下追求自身价值的意向。中国“文革”中，人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笼罩下，在革命运动推动的“政治机器”上，失落了价值和自由。于是有解放思想、批判“文革”、提倡人道主义、反思人的异化等思想文化热，以此求人的价值复归。然而，在当前的商品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人又成了“经济机器”上的零件，成为“金钱”的奴隶，成了市场运转、竞争中的被动者，于是又一定程度地失落了自由的价值（精神、道德、自由）。于是一定程度地出现了“精神文明”弱化、道德沦落、世风日下、官场腐败、社会治安不好、犯罪严重的现象。人们又对此不满，希望能强化精神文明。可见，切身利益与终极关怀，社会发展与人的增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偏，偏向任何一边，就会出现价值失衡。

150.“人被物役”“己被群役”“我被人役”“心被形役”是人异化的四种方式和状态。儒家只批判“人被物役”“心被形役”的异化状态，却陷入了“己被群役”“我被人役”的困境，道家对这四种异化状态都持批判态度，但又有弱化人的主体能动性之弊。就中西方比较言之，西方人主要处于“人被物役”“心被形役”的状态，中国人主要处于“己被群役”“我被人役”的状态。人类至今仍处于克服异化的漫长、艰苦的征途之中。

151.中国古代哲人反对“人被物役”，是为了确立和强化人的主体性；当代哲人反对“物被人役”，却又要弱化和消解人的主体性。由此看来，“与物为友”才是人与物的最佳关系。而要建立这种关系，人类还须走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152.科技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工具，人文是调协人际关系的方式。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只有调协好人际关系才能结成社会，只有结成社会才能运用科技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因此，人文在逻辑上先于科技。

153.“欲”是人对外物贪恋、追求、征服、占有、享受的欲望。“欲”的对象越多，力度越强，持续越久，人对外物的依赖性就越甚。于是，“人被物役”（成为外物奴隶）的程度就越深。反之，“欲”的对象越少，力度越小，时间越短，人对外物的依赖性就越弱。从而，“人被物役”的程度也越浅。可见，“人欲物”与“物役人”的程度成正比。“人欲物”本来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然而却潜藏着使人丧失主体性的危机。由此看来，古人说“无欲则刚”正是要通过“无欲”来维护和强化人的主体性的。

154.人应“安分守己”。“克隆人”是人替“上帝”做事，“揠苗助长”是人替自然做事。二者都越出了人的“权利界限”，都是人不“安分守己”的表现，必然归于失败。

155.人的价值目标是“多元一体”的系统，是“多样和谐”的结构。它表现了人的需要的多维性、多层性和有序性。因此，顾此失彼的单一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价值的失衡和价值的不和谐，从而引起整体的社会危机和个体的精神危机。“文化大革命”中，政治路线的绝对化导致了道德沦落、信仰异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的绝对化导致了道德失范、信仰缺失，就是有力的证明。

156.人既要学会做事，又要学会做人。做事是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做人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包括“群己关系”和“人己关系”两类，前者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后者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又可分为人伦关系（父子、兄弟、姐妹等）和人际关系。

157.人的精神调控系统由法律意识、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四种要素构成，任何一种因素欠缺，都会引起精神的失调或失控，进而导致行为的失调或失控。

158.自律的价值高于他律，自律的精神贵于他律，因为自知、自明、自觉、自律都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都是人的主体性的标志。然而，人的自律是有局限性的。自律的局限性在于它只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程度上、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发挥作用，产生效果。这种有限性源于人的内在的复杂性、矛盾性，即人的私利、私欲和私心的存在。因此，无论在道德领域还是在法律领域，都不能把遵守规范完全寄希望于人的自律，而应该在提倡自律精神的同时，辅之以外在的制约力量，即他律。

159.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心灵就是良知，沉淀于人的品格就是德性。规范表现于道德行为，良知决定着道德自觉，德性塑造着道德人格。

160.什么是良心？良心就是人心中的“天地之道”或“公道”。这里所谓的“道”，不是天地的客观规律，而是人世共通的价值标准。人们的价值标准共识，内化于个人的心灵就是良心。人如果违反了共通的价值准则，就是昧了良心。所以，俗语说：“天地良心”，又说：“公道自在人心。”

161.“道德”对于人的意义：

（1）人的生存条件——人只有生产才能生存，只有结群才能生产，而要结成社会就必须有道德来协调人际关系；

（2）人的为人标志——道德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之一，儒家以道德为人禽之辨的根据；

（3）人的价值动力——人的价值在于贡献，愿意为社会贡献是道德自觉的表现；

（4）人的才能统率——才能的动力靠道德激发，才能的方向靠道德指导。

162.“自我完善”是私德的目标；

　　“与人为善”是公德的标志；

　　“与物为友”是天德的要求。

163.道德的外延构成包括个人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道德的内涵构成包括道德认识（德言）、道德情感（德感）、道德意志（德心）、道德行为（德行）。

164.谦虚是一种美德，但却有深刻的认识论根据：世界是无限的，未知领域是无限的，而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即使对于其他个人而言我的认识也会有缺欠。谦虚就是建立在承认自我认识有限性基础上的待人态度。这种态度，会推动自己不断求知、不断进取。所以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65.道德上处理“公私关系”的状态是有层次的。由高而低的递降层次是：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私而不公——损公肥私——化公为私。

166.“见利忘义”与“见利思义”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价值矛盾。这是因为“义”与“利”表现了人的两大需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物质需要源于人的个体生存本能，精神需要源于人的群体生存本性；物质需要源于人的自然本能，精神需要源于人的社会属性，而人的这种二重性是永恒的。因此，“义利矛盾”具有永恒性。

167.“义与利”“理与欲”“情与性”都是人生的双重火焰，双方都是必要的。但“蓝色火焰”——义、理、情比“红色火焰”——利、欲、性更美丽，更能表现生命的本质。因为，“红色火焰”是生命的初步燃烧，而“蓝色火焰”是生命的充分燃烧；前者近自然性，后者具社会性；前者源于本能，后者基于自觉。

168.道德不排斥功利，但却超越了功利。所谓“不排斥功利”，就是说道德与功利可以兼顾，可能统一。如果“见利思义”“以义导利”“义而后取”的话，可以做到“既义且利”“既富且仁”。所以，追求功利并不一定会导致道德沦落，“见利”未必“忘义”，“为富”未必“不仁”。所谓超越功利，就是说道德的意义高于功利、多于功利、大于功利。所以，功利目标的达到不等于道德境界的实现。而且，唯功利目标的追求，无论是“唯权是争”于官场，“唯利是图”于市场，“唯名是求”于文场，都必然会引起道德的沦丧。因此，当道德与功利不能兼得、发生冲突时，人应该“舍利求义”，以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169.“公利”与“私利”是一对矛盾，“道德”与“利益”是一对矛盾。然而，不能简单地将“公利”等同于“道德”，将“私利”等同于“非道德”。因为，作为与“道德”对立的利益既可以指“私利”，也可以指“公利”。以“公利”言，其谋取之途径既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如果不顾诚信、不顾正义，用投机取巧、诈骗作伪、行贿收买的手段去谋取，也是不道德的。以“私利”言，其谋取之途径也既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如果用辛勤劳动、诚信不欺、光明正大的途径去获得，就是道德的。因此，为“公利”不一定合“道德”，“公利”未必就“合义”。

170.如果说“需要”是价值动因的话，那么，“利益”就是思维的动力。人们思维的指向、思维的强度、思维的境界，归根到底都是由“利益”驱动的。首先，人们总是在思维那些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对象，而不去思考那些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对象，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其次，越是与利益关系密切的对象，越是关涉自己重大利益的事物，人们对它思维的力度越强，程度越深，持续越久；再次，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公共利益认同的层次越高，思维的境界就愈高。个人利益认同于公共利益的层次可分为家庭、群体、民族、人类、宇宙五个层次，由此，思维的境界也会逐层升高。当一个人的思维达到为人类利益而思维的层次，进而再上升到为宇宙大全而思维的境界，那他就是圣人、哲学家。哲学家应是思维境界最高的人。

171.认识论要求人站在世界之外认识世界，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客观真理；伦理学要求人处在利益之外去服务公众，认为只有如此，人才有为公的美德。其实，认识者总在世界之中，所以认识中不可能没有认识者的主观烙印；为公者总有个人利益，所以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活动中，不可能完全超越服务者的个人利益追求。前者可称为“客观中有主观，主客互渗”，后者可称为“公利中有私利，公私互融”。

172.“见异思迁”的原因在于：“异”者具有不同于常物的特殊性质，它能够给人们带来新的感觉、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从而开拓新的视野，提供新的知识，创造新的境界。

173.人有时会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然而，何谓违心？人为什么要违心？却有待深思。“违心”即违背内心的意愿。人之所以违背内心的意愿说话、做事，原因有三：

（1）遵从规律，规律是不依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违心从理）；

（2）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违心从众）；

（3）屈从压力，外在压力强大，如果违背会遭损失，对己不利（违心从力）。

174.“真理与价值”“科技与人文”“知识与道德”“人欲与天理”“利益与道义”，都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源于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反映人的现实生活和理想境界的矛盾范畴。

175.在终极关怀上立宗旨，

　　向最高境界处下功夫。

176.付出心血，耕耘心田，栽培心花，美化心境；播种爱心，培育善心，坚守良心，升华道心，就能使人心旷神怡，心安理得。

177.孤独是无依感，寂寞是无助感，二者是一种崇高的内心感受，也是一种极大的创造源泉。

178.自在——自己决定自己的存在；

　　自然——自己顺应自己的性状；

　　自主——自己确立自己的地位；

　　自由——自己支配自己的取向；

　　自觉——自己认识自己的意义。

179.“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在《红楼梦》中被引用来形容超脱红尘、四大皆空的境界。然而，现实的人却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他虽然可以“赤条条来”——生，但却不能“赤条条去”——死。人生来时是“自然人”，而死去时是“文化人”。人从生到死，都处于“文化化”的过程中。到死亡时，已积累成一个带着沉重负担、怀着无数牵挂的厚重的文化载体。并非来时那种“赤条条”“无牵挂”的状态了。

180.人是自然的入侵者，

　　病毒是人的入侵者。

181.“入乡随俗”是对社会的适应；

　　“与时俱进”是对时代的适应。

182.与时俱进；

　　与民同心；

　　与人为善；

　　与物为友。

183.俗语“蛋”的诠释：

　　思维不清的人是“粘蛋”；

　　能力不强的人是“笨蛋”；

　　意志不坚的人是“软蛋”；

　　心术不正的人是“混蛋”；

　　作恶多端的人是“坏蛋”。

184.“通天理”“知国情”“懂人伦”“明世故”，此四者，为智者的标志。

185.畏惧有“道德性畏惧”“心理性畏惧”和“认知性畏惧”三种。“道德性畏惧”是由于担心私利的丧失和私欲的暴露而产生的畏惧；“心理性畏惧”是因为情感脆弱、意志薄弱而产生的畏惧；“认知性畏惧”是由于认识不正确、能力不自信而产生的畏惧。因此，要克服畏惧，必须从淡化私欲、优化心理、服从真理三个方面提高修养。人云：“无欲则刚”“仁者有勇”“无私无畏”“义正辞严”“知耻近乎勇”是从道德上言勇；又云“艺高人胆大”“智者有勇”“理直气壮”是从认知（包括技能）上言勇；又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是从心理上言勇。

186.人与人不同的根本不在于外貌，也不在于外在的生活方式，而在于精神境界、内在世界。精神包括心理、感情、思想、观念的差异，使人与人产生了极大的不同。有魅力的人，就在于其精神、气质的魅力；平庸的人，就在其精神、气质的平庸。

187.心中的酸甜苦辣：

酸——嫉妒心；

甜——满足心；

苦——伤感心；

辣——愤恨心。

188.常发议论易使人心烦意乱；

　　常发牢骚易使人心灰意懒；

　　常发感慨易使人心浮意动。

189.人生应该：

　　立实然之地；

　　识必然之理；

　　做应然之事；

　　呈自然之态；

　　养浩然之气；

　　葆超然之心。

190.人即使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也要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

191.只有“乐天知命”，才能“安身立命”；

　　只有“通情达理”，才能“合情合理”。

192.止，而后能观；

　　静，而后能思；

　　空，而后生慧。

193.水静则清，人静则灵。

194.语云：“大其心容天下物，平其心论天下事，虚其心受天下善，潜其心观天下理，定其心应天下忧。”可谓得道之言。特别是“平心论事”“潜心观理”“定心应忧”之说，甚有见地：

“平心”即公平之心，无公平之心，论事必偏，偏则有失；

“潜心”即潜入之心，事物之理，蕴于深层，浮浅之心，岂能认识；

“定心”即坚定之心，可忧之事，或险或阻，唯心志坚定，心态稳定，心绪宁定，方可处之泰然，应对有方。

195.心境要宽畅；

　　心情要舒畅；

　　心理要晓畅；

　　心态要和畅。

196.心境宜广；

　　心力宜强；

　　心路宜宽；

　　心气宜和；

　　心情宜平；

　　心事宜简；

　　心态宜静；

　　心性宜善；

　　心意宜真；

　　心志宜高。

197.虚心之境：

　　万籁俱寂；

　　万色皆空；

　　万物俱隐；

　　万事皆忘；

　　万念俱灰；

　　万虑皆消。

198.少年时要有进心；

　　青年时要有热心；

　　中年时要有定心；

　　老年时要有退心。

199.老无所求，老有所用，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夕阳。

200.坚信不疑者，往往易执迷不悟；

　　疑心惴惴者，往往会忧心忡忡。

201.执着而不执拗；

　　迷恋而不迷信；

　　热衷而不热昏；

　　自信而不自负；

　　自省而不自侮。

202.太好强其实软弱，因为他不能承担失败；

　　太要好也是私心，因为他不能容忍缺失。

203.“人各有志”——选择的自主性；

　　“人各有命”——选择的制约性。

204.“回头是岸”是复归；

　　“立地成佛”是升华。

205.“随遇而安”是无为主义；

　　“转危为安”是有为主义。

206.浪费金钱是劳动的浪费；

　　浪费时间是生命的浪费。

207.“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能理解君子的善良、宽宏、高尚；反之，“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也不能认识小人的狭隘、卑鄙、奸诈。原因在于，人都以自己的心地为尺度测度别人。因此，准确地认识人，实属不易。

208.处人之道：

　　了解——了解情况；

　　理解——理解心情；

　　谅解——谅解缺点；

　　化解——化解矛盾；

　　和解——和谐关系。

209.大义凛然地立世；

　　大气磅礴地做事；

　　大度宽宏地待人；

　　大智若愚地求知；

　　大心无外地体物；

　　大公无私地修德。

210.人情亦应有，

　　人格要坚守。

211.“不期而遇”是缘分；

　　“不约而同”是机遇；

　　“不谋而合”是知音；

　　“不劳而获”是奢望；

　　“不求而得”是侥幸。

　　不期而遇、不约而同、不谋而合，乃人际关系的最佳境界。

212.一个人如果从不反思自己而整日对人评头品足、挑肥拣瘦、说三道四，甚至指指点点、敲敲打打，其品必不足论，其人必不可交。

213.责人太严则无徒，

　　责己太严则多悔。

214.仁者的待人方式：

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他人宽容、尊重；

感情：“仁者，爱人”——对他人关怀、爱护；

行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他人帮助、支持。

215.记得人的好处；

　　理解人的难处；

　　学习人的长处；

　　宽容人的短处。

216.露才扬己，恃才傲物，是学品失落的“有效途径”，是人格贬值的“快捷方式”。

217.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的人，众人必定会把他看得很轻。所谓“自视甚高者，他视必轻”。

218.“自视甚高”“自命不凡”是主观主义的自我提升，并不反映这个人的客观实际。因此，当他遇到胜过于或相当于他的人时就会有失落感。《小王子》一书中说：小王子来到地球上，看到花园里有许多玫瑰花，他感到很伤心。因为“他的花儿曾经告诉他，她是全宇宙仅有的一朵玫瑰。而这里，单是这个花园里就有五千朵玫瑰花，长得跟他的花儿一模一样！”而且小王子还设想，如果他的玫瑰看到这种景象一定会气得要命，甚至会因为羞辱而自杀。这个寓言故事很好地描绘了自负者的失落感。

219.甘愿吃亏的人，不但不占人的便宜，而且总是让利于人，所以总有一种不欠于人的自足感、不畏于人的安全感、无愧于人的光明磊落感，所以人常说“吃亏是福”；知道满足的人，不但没有过分的贪求，而且对自己已经得到的十分满意，所以总有一种不被欲望所苦的快乐、不为竞争煎熬的快乐、不受挫折困扰的快乐，所以“知足常乐”。

220.尽管有的人“不可理喻”，甚至嘲笑“理性”的古板，谩骂“说理”的迂腐。但是你对他还是要“晓之以理”，而不应“施之以力”。这并非因为“理”的功效重于力，所谓“千古胜负在于理，一时强弱在于力”。而是因为“以理服人”是文明的表现，是人自己的价值标志。

尽管有很多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甚至讥笑你“淡薄功利”是不识时务、不合潮流，但你仍然要“义以为上”“义然后取”。这并非因为道义可以换来更大、更多的利益，或者可以获得好的名声。而是因为道义的价值高于利益，热爱道义、实现道义是人的超越性的价值标志，是人生意义所在。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尽管有人怀疑你做善事的动机，非议你做善事的意义，但你仍然要多做善事。这并非因为“做善事”终归会获取人们的理解，甚至会得到人们的好评和赞扬，从而为自己赢得荣誉和好处。而是因为“善”本身就是崇高的价值，与人为善、与世为善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尽管事业会有挫折和失败，也会因挫折和失败给自己造成损失，甚至还会受到他人的嘲笑和讽刺。但你仍然要创造事业，这并非因为事业的成功会使你名利双收，而是因为建功立业是人生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

尽管有人对你怀有戒心，甚至怀有敌意，你仍然要以温和的态度、诚恳的善意待人，这并非因为温和、诚恳的态度，会获得他人的好感，而是因为“温和”“善良”“诚恳”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品德。

221.“赞扬人”的意义（不是吹捧，更不是拍马）在于“处事”和“为人”两方面：

从“处事”说，人是做事的主体，只有肯定他的工作，赞扬他的功绩，就会激发人积极参与、热心服务、乐于奉献、甘于牺牲的精神的能动性；

从“为人”说，赞扬人是对人的劳动的尊重和崇敬，特别是对那些默默无闻，也不求闻达的平凡劳动者的尊重和崇敬，人是以工作和劳动而显示其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的，赞扬人的工作和劳动就是尊重人的价值。

就自己来说，做好事应不求人去赞扬，对他人来说，做了好事一定要去赞扬。尊重他人是一种道德。唐人诗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谈项斯”即是此意。

222.吹捧是赞扬的异化；

　　巴结是亲近的异化；

　　谄媚是热情的异化；

　　奉承是尊敬的异化；

　　吹牛是自信的异化；

　　标榜是坦率的异化。

223.“表里如一”是真；

　　“心口如一”是诚；

　　“言行如一”是实。

224.心口不一者，伪而不诚；

　　表里不一者，假而不真；

　　言行不一者，虚而不实。

225.言不由衷者伪；

　　名不符实者虚。

226.不诚者，言不由衷；

　　寡智者，言不及义。

227.以花言巧语辩护自己，也往往会以甜言蜜语媚惑别人。

228.“浮”是一种停留在表面上而又能移动的状态和性质，这种状态和性质如果用于对人的评价几乎都是贬义的。如浮夸、浮躁、浮华、浮浅、浮滑、浮光掠影等。之所以用“浮”作为贬义评价，是因为“浮”是虚而不实、伪而不真的外在表现。而人的品质是以真实为贵的。

229.玩物者未必丧志；

　　玩命者未必丧身；

　　玩人者必然丧德；

　　玩世者必然丧心。

230.没有精神追求的肉体是无价值的“行尸走肉”，离开肉体基础的精神是无生命的“孤魂野鬼”。灵与肉的和谐、统一是人存在的最佳状态。

231.浮躁的心态、空虚的头脑、漂泊的灵魂，都是不幸。但灵魂的漂泊比头脑的空虚更不幸。给头脑充实内容，给灵魂寻找家园，给心情安排宁静。

232.当一个民族沉溺于物欲享受，执迷于物质利益，受缚于功利意识，就必然会淡化和消解道德、哲思和诗意，从而使这个民族精神空虚、思想贫乏、人格低下、语言粗俗，日渐脱离人类文明上升的轨道。

233.古人言性爱、情欲，认为性与爱、情与欲的统一是两性关系的美好境界。人如果有性无爱，有欲无情，那就沦为动物了。

234.情感依人际关系可分为亲情、爱情、友情、人情。亲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爱情以异性关系为基础，友情以朋友关系为基础，人情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人际关系的基础不同，情感的内涵和方式各异。其界线不宜混淆。

235.人做事，人是事的主宰；事炼人，事是人的熔炉。是什么人就会做什么事；做什么样的事，也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事是人本质的显现，也是人之本质形成的条件。

236.人做善事应具有：

　　坚定不移的信心，

　　坚忍不拔的决心，

　　坚持不懈的恒心。

237.思想认同是行动一致的主导，“齐心”才能“协力”；

　　观念更新是行为变革的先导，“革心”才能“易行”；

　　精神提升是性格养成的前导，“存心”才能“养性”；

　　心灵优化是形象美化的动因，“洗心”才能“革面”；

　　心意正直是语言流畅的前提，“心直”才能“口快”；

　　心术端正是动机真诚的主导，“正心”才能“诚意”；

　　精神专一是志向实现的保证，“专心”才能“致志”。

238.“同舟”是缘分，“共济”是义务；既已“同舟”，应该 “共济”。“并肩”是平等，“携手”是和睦；只有“并肩”，才能“携手”。

239.对于事业可以有三种对待方式：

一是将其作为谋生手段；

二是将其作为生存方式；

三是将其作为人生乐趣。

而人生乐趣才是事业的最高境界。冯友兰以哲学为“概念的游戏”，陈省身以数学为“数字的游戏”，就达到了以事业为人生之乐的境界。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此之谓也。

240.个人在历史上总是有作用的，但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是完全可以由他人取代的。一项由众多人参与和从事的社会性事业，它的成功，参与者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在由众多人组成的群体中，任何一个人的作用都可以被另一个人取代。所以历史不能离开众人，却可以离开某一个人。古人云：“功成不必在我”，俗话说：“离开我地球照样转动”，说的就是个人作用的可取代性。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认识和胸怀，就能够正确估价自己在群体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而耿耿于怀，也不会因自己的离去而对事业的命运和前途忧心忡忡，更不会以自己的去留为要挟给群体施加压力。

241.“自我标榜”“言过其实”“贪天之功”，乃为人不诚的三大表现。“自我标榜”者“傲”，“言过其实”者“浮”，“贪天之功”者“伪”，凡有此三病者，不宜深交，不可大用。

242.对待错误的态度有五种：

一曰闻过则喜——欢迎批评；

二曰悔过自责——自我批评；

三曰改过自新——改正错误；

四曰文过饰非——掩盖错误；

五曰诿过于人——把错误推给别人。

243.对工作宜默默无闻；

对善事应津津乐道；

对成绩不沾沾自喜；

对名利勿孜孜以求；

对权位勿扬扬得意。

244.凡是达到合度就应停止，避免过度，此谓“适可而止”；凡是获得最佳成果就应回归，避免向对立面转化，此谓“见好就收”。然而，适可而止谈何易，见好就收也难。

245.“做成”一件事，有知识和技能就够了；而“做好”一件事，不仅需要知识技能，还需要意志、情感、理想、美感、精神、人格的全面投入。如果说，“做成”一件事，需要“全力”投入的话，那么“做好”一件事，则须“全人”投入。

246.老生常谈的话，最不易谈清，因为人们往往对它谈而不思；

　　习以为常的事，最不易做到，因为人们往往对它漠而不尊。

247.性急则易患冒进主义，因为情势未至即做决定；

　　性缓则易患保守主义，因为情况已变才做决定。

248.对小成绩沾沾自喜，必然对小失败闷闷不乐。

249.志大才疏之人必然眼高手低。

250.热衷于“以虚论实”易犯教条主义；

　　拘泥于“以实论实”易犯经验主义。

251.“力不从心”是能力问题；

　　“漫不经心”是态度问题；

　　“漠不关心”是感情问题。

252.应养成：

　　平静的心境；

　　平和的态度；

　　平实的作风。

253.勤为立身之基，

　　仁为道德之本，

　　孝为百善之首。

254.合情合理为世间立法；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无私无畏为自我养德。

255.要做好一件事，必须具有客观物质和主观精神两方面的条件。主观精神条件是：心境要宽，心智要明，心力要足，心态要好，心术要正。如果心境不宽，心智不明，心力不足，心态不好，心术不正，必定坏事。

256.一个人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必须德、才、时、空四者兼备，四者得宜，做到度德而处、量才而行、应时而动、择地而居。即发挥自己的道德优势与人相处，根据自己的才能特长选择职业，及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善于利用环境创建基地。

257.只要出之以公心，持之以诚意，用之以良方，就无事不可为，无难不可克，无坚不可摧。

258.“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是人设计目标、追求目标应该采取的积极态度和心理艺术。因为目标的高远可以使人振作精神、激发活力、克服惰性、排除困难，还可以使人努力创新方法、优化工具。总之，可以推动人最大限度地发扬主体能动性。西方人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也表达了这种观念。

259.沉潜而不张扬，稳健而不慌张，付出而不贪求，灵敏而不麻木，勤奋而不懈怠，是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

260.明哲保身者很难临危受命。

261.只有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敏锐的问题感觉、主动的问题态度，才会使思想充满活力，使工作富有生机。如果对问题厌倦无趣、麻木不仁，把有问题当成无问题，把大问题说成小问题，把问题的搁置当成问题的解决。那就不但会使思想萎缩、工作衰退，而且还会使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达到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地步，从而使自己完全丧失了主动性，最终被问题打倒。

262.即使得到的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也要学会举一而反三、闻一以知十，这就需要思考。

263.风景美丽的地方必定有益于美化人的心灵，但适宜于人居住的地方却未必适宜于人工作。

264.“画虎类狗”是歪曲真相；

　　“画人成鬼”是颠倒黑白。

265.对于婚恋的追求，如果沉湎于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双白童话境界”，就必然在现实中陷于只有“白马”而没有“王子”，只有 “白雪”而不见 “公主”的失落境地。

266.如果一个人谈话或发言时，不分场合，不顾身份，不识时宜。只顾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那么，即使观点正确，见解深刻，也会显得不成体统。因而，不受赞许，甚至使人反感。

人类一出现在大地上，就为把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而不懈努力。而到了今天，人类中一些人似乎觉得自我提升太累了，又想把自己下放到动物中去，于是不断放纵自己的自然本能、膨胀自己的生理欲求。

267.功利冲击道德、科技冲击人文、世俗冲击高雅，是现代化的负效应。

268.“发乎情止乎礼”“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两句话蕴含着感性与理性、自由与规范、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统一。中国儒家希望以这种统一来实现人的精神生态、价值世界的平衡。这一观念对“重情轻义”“重欲轻理”的当今社会，甚有警示意义。

269.系统哲学家欧文·拉兹洛在《巨变》一书中说：全球系统遵循着复杂巨系统的进化历程，人类而今已经处于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如果人类继续盲目追随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走下去，世界人口和消费增长的曲线同全球生态承载能力下降的曲线迟早会交汇，从而引发全球性生态灾难。人类要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必须进行一场“意识革命”，改变现在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并且创造出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新理性整体文明。为了创建这种未来文明，首先，应该尽快抛弃五大“恶性迷思”，即（1）大自然取用不竭；（2）自然是个大机械；（3）人生是为生存斗争；（4）市场能分配利益；（5）消费越多越出色，以及一系列过时的观念。其次，采用尊重文化、国家和民族差异的双赢博弈。最后，推行全球伦理和采用“以让别人也能生活的方式来生活”的原则。他还认为，由老子的“自然主义”、孔子的“社会纪律”和佛陀的“追求自我证悟”所形成的中华文化，在现代，“即便无法避免科技导向的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可毫无困难地适应甚至改良西方科技”。由此看来，拉兹洛所说的“新理性整体文明”，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既是对包含五大“恶性迷思”的西方理性的超越，又是对中华文化智慧的吸纳。这对于我们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华文化，很有启发。

270.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能动性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个限度就是规律，包括客体事物的规律和主体自身的规律。现代人遭遇的诸多重大问题，例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等，莫不是过度发挥人的能动性而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老子的自然无为哲学确有纠偏救弊之益。

271.“科学发展观”是规律与价值的统一。从规律的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的各领域各构成要素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运动发展规律。社会发展应遵循这种客观规律。从价值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都是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所以是发展所应该坚持的价值取向。因此，坚持以人为本，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和谐，使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相结合，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相协调，使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的发展相兼顾，这些既是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又是对美好价值的追求。

272.“以人为本”的含义有四：

（1）相对于“神灵本位”（上帝、祖先、神）的以人为本（人文主义）；

（2）相对于“物质本位”（财富、工具）的以人为本；

（3）相对于“官权本位”的以人为本（民本）；

（4）相对于“天命本位”的以人为本（人道、人力）；

（5）相对于“社会本位”的以人为本。

273.“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定位：

（1）作为世界观的以人为本，认为人是世界的本体，以费尔巴哈为代表；

（2）作为认识论的以人为本，认为人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最高判定尺度，如普罗太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3）作为历史观的以人为本，认为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以马克思为代表；

（4）作为价值观的以人为本，认为人是世界上最高的价值存在者，其他价值都是由人的价值派生的，以康德的“人是目的”为代表。

274.“以人为本”的含义有二：一是作为“工具理性”的以人为本，其含义是把人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基本工具和根本力量，即“依靠人而发展”；二是作为“价值理性”的以人为本，其含义是把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的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即“为了人而发展”。

275.“以人为本”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双重含义。作为“工具理性”的以人为本是指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决定性因素和力量，从事任何工作、完成任何任务，都要立足于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作为“价值理性”的以人为本是指人是价值主体、价值尺度，也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任何工作都应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的利益和幸福、人的权利和尊严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为至上目标和终极关怀。

276.我们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反对“以物为本”的“目中无人”的发展观；我们要树立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调的发展观，反对只追求经济增长的“见利忘义”发展观；我们要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观，反对“伤天害理”的破坏自然的发展观；我们要树立当代人的发展需要和后代人的发展需要相兼顾的发展观，反对以牺牲后代人利益为代价的“断子绝孙”的发展观。

277.中国人头上悬着三把“双刃剑”：

一是市场经济，其积极作用是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竞争机制，使资源配置合理化，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消极影响是易导致利益追求的唯一化，使道德价值、人格精神贬值，即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拜金主义盛行。

二是现代科学技术，其积极作用是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使物质生活迅速提高；其消极影响是易导致工具理性绝对化，使价值理性、人文精神失落。

三是全球化，其积极作用是给资源共享、资金引入、人才引进、技术交流、经验学习、文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机遇；其负面作用是在霸权主义、西方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冲击下会导致国家主权控制力和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弱化，使传统美德、民族精神失陷。

因此，如何在“双刃剑”的挥动下趋利避害，是中国人在21世纪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278.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相对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衰弱、落后而言的，所以“复兴”意味着使中华民族重新强盛起来、文明起来，重新进入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因为，这种处于世界前列的发展状态和水平，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以，谓之“复兴”。然而，复兴并不是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繁荣。

279.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

文化矛盾：传统与现代；

工具矛盾：手工工具与机械、电子工具；

产业矛盾：农业与工业；

经济矛盾：产品与商品；

体制矛盾：计划与市场；

政治矛盾：专制与民主；

方略矛盾：德治与法治；

观念矛盾：一元与多元；

价值矛盾：道义与利益；

主体矛盾：群体与个人；

社会矛盾：乡村与城市；

阶层矛盾：农民与市民；

意识矛盾：感情与理性；

分配矛盾：平均与差距。

280.市场经济的原则以经济学言之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以哲学言之是利益交换原则。就是说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希望在市场上获取利益，而且是最大利益。所以“唯利是图”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因此，道德、情感、信仰、知识、艺术等非利益因素对于从事市场经济活动而言，在实质上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本质上必然导致真、善、美等价值的失落。所以，当人们或国家采取市场之外的方式如行政方式、教育方式等来维护、提升这些超功利价值时，诚然会起到一定的价值保持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价值危机。要使非利益、超利益的价值得到根本上的维系和弘扬，就必须超越市场经济本身。

281.公众人物对社会风气、道德风尚影响巨大。官员和明星是当今的两大类公众人物。官员的腐败和明星的放荡是导致世风败坏、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

282.当代人文的际遇是：

以功利为目的的知识在遮蔽智慧；

以大众为主体的文化在取代哲学；

以消费为取向的娱乐在毁坏诗歌；

以金钱为尺度的价值在消解精神。

283.有的人：

对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

对工作，大象屁股推不动；

对学习，猴子屁股坐不住；

对公财，泥牛屁股擦不净。

284.焦虑是陷入矛盾之中，企图摆脱而又难以自拔的心理状态。难以自拔故“焦”，企图摆脱故“虑”。现代社会，矛盾交织，困难重重，易陷其中，难寻出路，所以，人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代为甚。使人常有“拔剑四顾心茫然”之叹。

285.即使世道沦落到官场无真人、市场无真货、文场无真作、情场无真爱的地步，杀场也会有真刀，战场也会有真枪。

286.“个人主义”是世界观问题，其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老子天下第一”，“各扫自己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拜金主义”是价值观问题，其信条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享乐主义”是人生观问题，其信条是“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酒足饭饱，活着就好”。

287.在“言论与道德”的关系上要反对“言而无信”的虚伪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要反对“知而不行”的空谈主义；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要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

288.“虚而不实”是空谈主义；

　　“玄而不实”是抽象主义；

　　“华而不实”是形式主义。

289.“浮而不入”——现象而无本质，表面主义；

　　“大而无当”——抽象而不具体，抽象主义；

　　“华而不实”——形式而无内容，形式主义；

　　“述而不作”——守陈而无新意，保守主义。

290.浮躁风气：

理论基础脆而不坚；

学习态度浮而不入；

思想观点浅而不深；

志趣目标游而不定；

办事作风华而不实；

待人接物伪而不诚。

291.经商的最低层次是“见利忘义”；

做官的最低层次是“仗势欺人”；

治学的最低层次是“抄袭剽窃”。

292.官做“疲”了就拖沓；

官做“油”了就圆滑；

官做“懒”了就应付；

官做“狂”了就挥霍。

293.官场斗争的实质是争权夺利，官场斗争的方式“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294.中国当前一些官员权力蜕化的基本特征是“化公为私”。其具体表现为：把“立党为公”的政党观蜕化成“结党营私”，把“执政为民”的权力观蜕化为“以权谋私”，把“大公无私”的用权方式蜕化为“假公济私”。

295.一些官员大搞政绩工程，然而，却把应该为民造福的政绩，变为了为己升官的资本。在这种异化的政绩中，人民已不是政绩的利益主体，而成了政绩的工具。人民成为政绩工具的同时，也就成了官员的工具，于是所谓创造政绩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成了一些官员利用人民创造政绩为自己服务了。

296.语云“政声人去后”。当一位官员在位的时候，人们或乞于权力，或畏于权势，或待于权绩，不愿意、不敢于或不便于对官员做出真实的评价；而当一位官员离开岗位之后，这些制约人们评价的因素都不存在了，人们才会如实地评价一位官员的政绩、政德和政风。因此，那些在位官员受到的赞扬，往往是虚而不实的，甚至是伪而不真的。

297.言过其实、私重于公、才高于德的人不可大用。

298.思想无新见、语言无生气、工作无创意、人格无魅力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299.秩序是一种状态，是各种因素排列、组合而成的有条不紊、有序不乱的平衡状态。秩序有两类：一是客观事物自身固有的秩序，二是由人建立的秩序。人所建立的秩序是由制度、规范来维护的，因而，它可能是对社会发展有利的好秩序，也可能是对社会发展有害的坏秩序。对前者要维护，对后者则要破坏。所以，不应对一切秩序都唱赞歌。

300.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是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中前进的。前者是时间纵轴上的认识，后者是空间横向上的观照。在一纵一横的双向交叉中，既继承历史（顾后）又设计未来（瞻前），既借鉴东邻（左顾）又学习西舍（右盼）。进而，确认自己现在的处境，决定自己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的方式。

301.能自立才能自主；

　　能自主才有自由；

　　有自由才会自然。

　　民自富是自立；

　　民自定是自主；

　　民自化是自由；

　　民自性是自然。

302.政治文明包括政治人格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执政方式文明三大方面。其中，政治人格文明包括勤政、善政、廉政三种品格。

303.坏的制度或体制可以使好人变坏，可以使常人受害，可以使无辜者受累。而好的制度或体制不但可以使好人受益，还可以限制坏人为恶。

304.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没有权力的监督必然走向失败。如果群众监督，没有权力作为支撑，依然不能产生效果。因此，要实现有效的监督，必须赋予群众以权力；民主是赋予人民群众权力的方式，所以，民主的实质是民权。

305.少数人拥有的权力，应该维护多数人的权利，如果侵犯了多数人的权利，权力就变成了权势。对于普通人来说要争取权利，制约权力，反对权势。

306.正义是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问题，仁爱是人际关系的情感关怀问题。一个社会的道德风貌、社会秩序，取决于正义和仁爱两个方面，而且，正义是仁爱的基础。如果只讲仁爱，缺乏正义，脆弱的情感纽带，是难以维护社会安定、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仁爱多有，正义缺失；等级制度下的仁爱（爱有差等），终究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多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口号，就是对社会正义的呼唤。任何社会，如果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特权严重、等级森严，必然会激起人们的正义呼声。

307.“合理性”的含义有三：

一是合天理——客观事物的规律；

二是合公理——人民群众的共识；

三是合思理——思维活动的逻辑。

由于人民群众的共识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所以，合公理就是合公利。

308.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变化是表层的，精神层面的变化是深层的。而深层变化比表层变化对一个社会前进来说地位更重要，影响更深远。所以，衡量和评价一个社会的发展变化，仅有物质性标准是不全面的，还应有精神性标准。意大利女记者访问中国时曾说：“这么大的社会，变化如果仅仅是在经济上，而忽略文化精神方面，那么任何变化都不会是真正的变化。”其言甚有见地。

309.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无论是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前进，国家如何变迁，一个民族都会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因为，在文化传统中，积淀着这个民族生成以来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情感和生存意识。如果离开了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就不会处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于是，这个民族也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在历史上，凡是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民族，都会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丧失了民族个性，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消亡。因此，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运、精神命脉，它关系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310.在当今时代，每一个民族，都只能在共性与个性的矛盾中探寻自己的文化位置。因为全球化的浪潮把普世性的价值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民族文化的个性保持又是每一个民族的内在要求。于是一个民族就只能在认同共同价值准则和固持自我价值个性的矛盾中，求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在当今时代，一个游离于共同价值之外的民族很难得到发展，而一个失去自己文化个性的民族又很难生存。如此看来，文化价值共性与文化价值个性的矛盾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矛盾。

311.在综合国力中，经济实力可以计算，军事实力可以看见，政治力量可以感受到。而文化力量却算不出、看不见，感受不到，只能通过心灵去体悟。因此，人们往往容易忽视文化的力量。人感受不到文化的作用，犹如鱼感受不到水的作用一样。

312.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经济、政治、文化都是推动力，然而，由于三者的力量源泉不同，其作用的性质和特点也各异。经济力量源于利益，故是一种物质性力量；政治力量源于权力，故是一种制度性力量；文化力量源于心灵，故是一种精神性力量。经济力量最实，可以计算；政治力量“虚实兼备”，可以看见；而文化力量最“虚”，只能领悟。

313.文化的意义：对于国家的主体地位而言是精神支柱，对于国家的团结统一而言是精神纽带，对于国家的生存发展而言是精神力量；对于个人的素质结构而言是精神素质，对于个人的价值实现而言是精神动力，对于个人的人生品位而言是精神境界。因之，国家要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个人要不断加强文化修养。

314.在阶级社会中，文化的创造主体与享受主体是分离的，劳动人民是文化的创造主体，却不能充分享受文化；剥削阶级是文化的享受主体，却并非都去创造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的创造主体与享受主体一体化，劳动人民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享受者。

315.西方有学者云：知识分子不但应当是社会的良心，而且应当是社会的天线。此言甚是！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应当热切地关心人类的命运，承担历史的使命，体现终极的价值；作为社会的天线，知识分子应当敏锐地感应人民的疾苦，感知社会的问题，感触时代的脉搏。而且，作为社会的良心和作为社会的天线二者是统一的：“良心”是“天线”的基础和动力，只有热切地关怀而不是麻木不仁，才能够敏锐地感应；“天线”是“良心”的工具和标志，只有敏锐地感应而不是冥顽不灵，才会去热切地关怀。“良心”和“天线”都体现着知识分子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关系，“良心”是情感上的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天线”是认知上的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316.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的精神性、观念性，使社会科学人才的功利性尺度失效；其活动方式的独立性、个体性，使社会科学人才的公众化程度降低；其成果实践效应的长期性、无形性，使社会科学人才的速效性价值失落；其社会作用的反思性、批判性，使社会科学人才的受欢迎度被消解；其学科领域的意识形态性，使社会科学人才的认可度难以普遍化。因此，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在当今社会往往不被重视。

317.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必须把国家的道德建设、社会的道德教育、个人的道德修养三者结合起来。而且应以个人的修养为本。

318.我国当前道德的主要问题：一是善恶不辨，二是言行不一。善恶不辨是“失范”，言行不一是“失真”。善恶不辨的主要表现是见利忘义、化公为私，言行不一的主要表现是洁言污行、美言无行。因此，道德修养的关键是：义利统一，以义导利；言行一致，以行践言。

319.道德建设本质上是人的建设，其宗旨是立人（确立人的价值），其内容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其途径是依人（依靠人的自觉性）。

320.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塑造道德主体的意义在于：

（1）确立道德基线；

（2）划清道德界限；

（3）形成道德系统；

（4）继承传统美德；

（5）体现时代精神；

（6）增强道德自律。

321.“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尊道、用器是人的生存方式。然而，要处理好尊道与用器的关系，却非易事。若离器言道，会犯教条主义、理想主义、信仰主义，失之于“虚”、失之于“玄”；若离道执器，会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世俗主义，失之于“陋”、失之于“俗”。而要真正做到既以道观器、用器，又依器见道、立道，从而实现“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在为人、处事、立世、修身、养性等方面的有机统一，必须有大智慧，必须有高境界。《中庸》云：“极高明而道中庸”，《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尘”，此之谓也。

322.“中国”一词有多重意义：有政治的中国（作为政权主体的中国）、民族的中国（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文化的中国（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中国）。由此，“爱国主义”也就有政治上的、民族上的、文化上的多种意义。

323.“爱国主义”有三大基本功能：

一是反对外国侵略；

二是增强民族团结；

三是振奋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有三大理解误区：

一是狭隘民族主义（排外）；

二是文化保守主义（拒变）；

三是绝对忠君主义（愚忠）。

324.“爱国主义”是思想、情感、精神、行动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思想是对祖国的认同，情感是对祖国的热爱，精神是对祖国的忠诚和信念，行动是指投身于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事业。

325.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家国一体（爱国是爱家的延伸）、君国合一（忠君与爱国相交织）。其主体内容是促进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近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爱国与忠君相分离、中学与西学相结合，其主体内容是反侵略、反封建、振兴中华。

现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统一，其主体内容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当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一体多元，其主体内容是开拓创新、实现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