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为了新诗在当代中国的繁荣
——卷末语
缘起
这本七人合集的缘起和上园饭店不无关系。1984年春，一个读书会在上园饭店举行。这是一家新建饭店，位于北京的西北角。一年多过去了，1985年隆冬，又一个读书会的地址凑巧又是这里。
从第一个读书会到第二个读书会，上园饭店给一大群诗评家提供了结识机会。他们虽然大多过去不曾谋面，然而早就熟悉彼此的名字，以文会友，上园饭店的相聚使他们一见如故。
两个读书会的参加者虽然不尽相同，友谊却是相同的，面对面的切磋，北往南来的鸿雁，深化了讨论，也深化了友谊。于是，一个念头应运而生：合出评论集子。于是，又一个念头不谋而合：书名一定得有“上园”二字，以纪念在这家饭店萌生的学术友谊。这个念头得到重庆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他们不但将本书立即补入选题计划，而且想方设法加快出书速度。
《上园谈诗》的作者只有七位，唯一原因是篇幅有限。好在七位作者的诗学见解大概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上园”朋友的。通过这个集子也许还能结识更多朋友呢！入集作品大多曾公开发表过，现在按照一定顺序分辑编集，希望能给读者诸君提供一个学派的整体性印象。少数作品由作者或编者作了些许更动。此外，还收入了穆仁、刘光、黄虹三同志的书简和张志民、周政保同志的论文，它们和本书的内容有关，大多也是公开刊发过的。如果这个集子能收入更多朋友的著述该有多好！但就是现在这样，本书也已超过了二十万字，好在来日方长，且把这个愿望留给明天吧！
现在，请允许我依照入集的七位朋友的居住地区从北到南地对他们作一个简单介绍。
东北的阿红50年代初期毕业于南京大学，著有《漫谈诗的技巧》、《探索诗的奥秘》、《诗歌技巧新探》和《漫谈当代诗歌技巧》，最近又与人合著了《诗歌创作咨询手册》。北京的朱先树长于对诗坛作全景式观照。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著有《追寻诗人的脚步》，编有《中国当代优秀短诗赏析》和《假如你要作个诗人》，后者是重庆出版社近年的畅销书之一。山东的袁忠岳和江苏的叶橹都在大学年代就显露出理论才华，而又都曾被1957年那股“奇异的风”卷到荒漠的远方。袁忠岳以基础理论研究见长，叶橹以敏锐的诗美感受力著称，他们现在都在大学执教，后者的《艾青作品欣赏》即将出书。杨光治和朱子庆则在南国的花城。杨光治文思迅捷，快人快语，是《野诗谈趣》一书的著者。作为诗歌编辑，他对诗坛状况的把握是敏锐的。朱子庆算是七人中的“小字辈”了。他1982年从中山大学毕业，是《诗刊》优秀评论奖的得主。吕进在重庆工作。为了让有兴趣的读者获得更多满足，本书特意附录了四篇文章。
七位作者的诗学见解接近，这当然完全不是指同一角度、同一层面、同一风格的重复与平行。欧洲好几种语言中的“抒情诗”都源于古希腊的“里拉”一词（英语的“lyric”，俄语的“Лирика”等），即“七弦琴”。七弦琴的七根弦奏出各自的乐音，彼此既不会雷同，也不能相互取代。（就是每一根弦，也在变换自己的声音呢！）然而，它们又和谐于同一旋律里。
至于《上园谈诗》作者们各自的具体见解，自然就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了，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直接阅读他们的诗论。我在下面写的，只是编完本书以后产生的零碎随想。
第一点随想
这个集子的求实意识。
本书作者们似乎对趋时缺乏热情，正如同他们对于诗的变革充满热情一样。表现在文风上，他们对朴实的寻求，对“新名词轰炸”的拒绝，都给人突出的印象。
诗学面临的对象是最丰富的非常规世界，最不具备实体性的流动世界，它是现实的幻影，它是良知的馨香。用非诗规范要求诗，用非诗人规范要求诗人，用全民族诗歌的使命衡评每一首具体作品，或者，用对时髦潮流的追赶去代替对诗的认真审视，都会使诗学丧失求实气质。
诗学的基石是理解。马克思在1892年1月16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过：“所有的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1]
新时期诗人在作多方面尝试。诗人的心是敏感的，又往往是脆弱的。在艺术道路上，他们常常会为现实生活中的那位“同貌人”的纠缠所烦恼。心灵艺术家最需要的正是心灵的同情与抚慰，认真的艺术变革最需要认真的关注与探讨。以理解作为基石的诗学才有可能成为诗人的诤友，诗的诚实伴侣。
过去一个历史时期，庸俗社会学的诗学与诗处于隔膜状况甚至对立地位。一些评论对有情的诗进行无情的肢解后，最后“抽”出的那几个给予肯定的诗行往往恰是败笔。更不用说以“哨兵”自诩的评论了——诗人遇到它们，简直是百分之百的“秀才遇见兵”，还谈得上什么理解呢？
当然，理解不是诠释性、附庸性、无个性的别称。理解是为了超越——对诗的心心相印的推动。
真正的理论超越离不开人类创造的各种思想财富，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后者是人类理论思维在近代的一大迈进。诗表现的被再造过的心灵是诗人心灵与社会历史的联结，而且，吟唱主体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正是把文艺（包括诗歌）纳入社会历史框架进行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诚然不能代替诗学，它却能给诗学以俯视诗歌的历史高度。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实践中（包括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人类思想财富中吸取营养）求得发展。我们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具有寻求真理的同等自由，应当永远结束那种认为人的思维与行动的一切结果都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是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那些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命题，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疑会有助于诗学沿着求实道路的前行。
第二点随想
这个集子的创新意识。
珍视既往的诗学遗产绝不是盲目崇拜过去。诗学的生命力在于它不仅仅停留于对已发现的诗歌艺术规律的阐发，而是利用已有轨迹继续向前开拓。
新时期是一个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时代。新诗也在刷新：诗美规范的刷新，诗歌接受的刷新，诗坛格局的刷新。
诗的发展加强了诗学改造和加宽自己构架的紧迫性。诗学应当是多角度的，借助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美学等的内部研究；借助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的外部研究。诗学应当是多方法的，除了发展传统研究方法外，还应当求实地吸收其他方法（符号学、现象学、接受美学、系统学、信息论、控制论……）中的普遍性因素以丰富自己。
克服思维惰性，打破思维定式，是我们时代诗学令人振奋的努力。诗学研究重心正在移动：由客体到主体的移动——审美不是欲念的满足，审美判断有着更复杂的心理因素，主体的回归，是诗学极重要的进展；由外到内的移动——诗成为诗学直接、主要的审视对象，细微深入的研究多起来了；由一到多的移动——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的审美结构被更多地发掘出来。“高级广告”“分配赞扬”式的评论、“车水马龙”式的评论（胡乱引用一点车别杜、马列、《文心雕龙》再加一点“水”）在新时期将会极少有机会为自己寻觅到一个坚固的立足点。
与诗的发展同步的诗学才会得到时代的尊重、诗的尊重。这种例子中外都有很多。18世纪莱辛写出《拉奥孔》，针对温克尔曼《关于在绘画与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的陈旧观点阐述了诗歌从封建宫廷趣味和古典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所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课题。这样的著作在当时就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歌德回忆说：“这部著作把我们从一种可怜的静观境界中拉出来”“像闪电一样照亮了我们”。
丰富的诗歌现象不是原有的诗学规范所能容纳的，而诗学的创新要求诗评家素质的变革。诗学研究是一种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没有明晰分界线的领域。在对于诗的一般感觉终止的地方，创新意识的诗评论才真正开始。当代诗评家的素质首先应当不因循守旧，有变革的锐气与明慧。
当然，创新的内核仍是求实：求实的突破、求实的推动。离开这个内核的华丽辞藻、玄乎术语、哗众取宠与创新是绝缘的。
第三点随想
这个集子的多元意识。
新时期诗坛是多元结构。以年龄、创作方法等作为标准在诗人和诗评家中划分优劣新旧是可笑的。不同心理类型、文化结构、思维方式、个性追求的老中青诗人和诗人群在作各种变革、尝试；不同经历、气质、心态、风格的老中青理论家和理论家群也在作各种探索。多流派、多学派的竞赛与共同发展有益于新诗艺术的进步与繁荣。反过来说，诗坛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只有诗人和诗评家的意志、情感、个性、爱好受到尊重的时候，只有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成为事实的时候，诗坛才会结束一元格局。
习惯于用“一花”“一家”的病态眼光去打量“百花”“百家”的健康世界将是可笑的。致力于一种风格、一种流派与学派对创新垄断权的寻求本身就很陈旧。竞赛不是一统天下的霸业，竞赛是友谊。多元格局的诗坛就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而言是一元的。因此，像丁国成在谈到理论争鸣时说的那样，“仅仅理论的对峙不应该成为友谊的障碍”。[2]应当推崇好诗，不管它的作者属于什么流派；应当赞成正确的见解，不管它是谁提出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新诗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文革”前是蓬勃发展，同时又开始积淀了一些潜在的危机，“文革”是这些危机合乎逻辑的发展。新时期则是新诗的成熟与探索期，流派的出现是成熟与探索的主要标志之一。评论应当促进创作流派的形成。比如说，在我看来，当今诗坛上有一个庞大的中青年群体，在和全国的诗人一起作出贡献。这些诗人分布在北起新疆、南到广东的辽阔地域，而评论对这个群体的瞩目与支持显然不够。
这个群体注重诗的内视性，他们回避对外在现实进行广泛描绘和分行叙述。他们将诗笔伸进人的内心生活，充分展现精神世界的丰富，寻觅着超脱的、真纯的诗美。同时，他们又充分运用诗的抒情主体的无名性去达到高度的艺术概括性，从内视角去积极地对时代给予诗的表现，拒绝离开对时代的观照而躲进封闭的自我。
这个群体在艺术上不守成规，他们似乎总是处在永恒的流动过程中。以傅天琳和刘湛秋先后出版的几部诗集为例，就很有利于这个立论。这些中青年诗人总是在突破——突破别人，也突破自己。他们的艺术胸襟宽广，既注重横的批判借鉴，也刻意于纵的批判继承。他们力求形成风格，但是十分回避落入“定格”。
这个群体看重读者。他们确信：使读者无所适从的诗不能带去审美愉悦，而诗的最后完成总是仰赖读者的参与意识、响应状态与再创造活动。我所说到的这群诗人的形式、技巧能力是强的，但是他们不屑玩弄技巧，形式只是他们传达诗情、和读者实现心与心的感应的手段。“形式”是经布丰、温克尔曼等的使用而成为艺术的基本概念的。其实从词源学出发，“形式”一词在拉丁语里原指罗马时代记录用的在蜡板上刻字的铁笔。也就是说，形式是工具，而不是价值本身。离开读者，诗人是难以实现自己价值的。
新时期诗歌变革促成了中青年群体的形成，在新时期诗歌变革中也有这个群体的贡献与功勋。为此，本书特意编选了一辑中青年诗人评论。
总之，多元结构的诗坛上各种流派都有自己的特色。促进它们的发展与成熟，促进它们之间的竞赛以及在竞赛中的相互借鉴，首先需要评论具有多元意识而不是相反。
春天在期待
编完《上园谈诗》，窗外早已响起迎春的爆竹声。春天，繁荣的季节。八十年代的中国春天，变革的季节，为了新诗的繁荣，需要大胆的变革。春天正期待着我们。
把随想匆忙草出，也来不及征询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尤其是几位入集的作者）的意见了。好在这只是个人随想，而不是对本书的任何意义上的概括。是为“卷末语”。
丙寅年正月初四于西南师大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改定于北戴河
（吕进主编：《上园谈诗》，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1] 马克思：《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2] 丁国成：《古今诗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