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理论之魅》：中国式现代化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话语建构——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先驱李达三（John J.Deeney）教授[3]

如果我们尝试从学术史角度梳理中国比较文学的缘起与发展，就必须准确把握几组关系：其一，比较文学实践不等于比较文学学科构建。前者侧重对文学文本及文学现象的跨文化观照，后者凸显比较文学在学院体制中的位置变迁。从历时维度考察，中国比较文学显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它具有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自先秦两汉时期即开始了具有初步自发意识的跨文化活动，到晚清民国这种自发的跨文化活动走向自觉阶段，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浮出历史地表提供了强大动力。因此，在国际比较文学学术史的整体脉络中讲述中国比较文学的故事，就必须高度警惕线性历史叙述模式的话语陷阱，清醒认识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构，实际上是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中延续已久的跨文化实践与欧美比较文学学科化“耦合”（articulate）的结果。其二，中国比较文学具有鲜明的复数特征。这不仅是指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呈现出斑斓的复调景观，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内地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情境不同，比较文学的学科化进程、问题意识及方法论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此外，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化进程的主体，也表现出具有文化混杂或文化杂糅性质，如陈寅恪、吴宓、郑振铎、钱锺书等都曾负笈西行，中国文化熏陶和西方文化影响相得益彰。此外，一批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抱有浓厚兴趣兼具人文情怀的外国学者，也为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化进程贡献了独特力量，美国学者李达三（Jonn J.Deeney）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李达三在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确立，学界无论从哪个角度勾勒梳理，都不可能完全绕过他，正如曹顺庆教授的评价：“他将正在崛起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视为‘比较文学的新方向’，并为‘中国学派的诞生’而竭尽全力。”[4]作为一名来自比较文学中心地带的西方学者，李达三原本以研习英美文学为本业，曾在台湾地区学习中文，后辗转于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他秉持对中华哲学思想和中国文学的热爱，尝试将中国文学纳入更加广阔的“世界文学”图景，一方面组织学界同仁翻译编撰比较文学经典论著，开辟中国古典文论术语汇释工作，推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另一方面参与创办比较文学刊物，成立相关学会，牵线搭桥为内地学者赴香港研修比较文学提供宝贵机会，以自觉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和姿态，积极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为冷战特定语境下欧美比较文学思潮传入中国内地以及推动中国内地比较文学学科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在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一道铁幕穿过日本海、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成为横亘在亚太地区的一支“利剑”，将冷战分隔线两侧按照意识形态属性区隔为剑拔弩张的两个阵营，即便在美国本土，麦卡锡主义[5]的幽灵亦如乌云般四处飘荡。在冷战情势下，美国知识界兴起了由政府主导的“区域研究”，其实质是打着“亚洲研究”“非洲研究”“拉美研究”的幌子，处心积虑搜集边缘国家政治经济及文化信息，为美国政府调整外交政策服务。由此看来，李达三能够穿过冷战的厚重雾障，以一种凸显世界主义和人文情怀的姿态介入对中国文学与思想史的跨文化观照，实属难能可贵。

如果从文艺社会学角度考察李达三与中国比较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就必然会提到李达三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浓厚兴趣、在台湾和香港的教学研究经历，以及他与中国比较文学几代学者之间的广泛交往与深入交流。李达三幼年时遭遇经济大萧条时代，从小萌发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浓厚兴趣，尝试通过掌握语言文字技能达到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李达三虽以英国文学为专业，但他勤奋学习中文，并在袁鹤翔等人的影响下接触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一名来自第一世界国家却愿意“将心比心”“平等对话”的比较文学实践者，“他可以说是真正的中西比较文学专家，能从哲学、文化方面下手”[6]。根据李达三本人回顾，“我的比较文学研究50年的学术生涯，是以台湾为起点，转了一圈，现在又回到了原点台湾”[7]。显然，这种跨越中西文化疆界的长期生活体验赋予他思考文学与文化问题时的不同视角，能够从文化冲突与对话中汲取资源，拓展思维框架与逻辑深度，成为游走在跨文化场域中的“摆渡者”，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化进程提供了理想的“间性”视角。

客观地讲，当代中文学界对李达三的学术贡献缺乏系统研究及综合评价，主要关注其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而对他提出的系列颇具原创价值的理论话语的阐释尚拘限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鲜有研究能够结合新时代背景思考李达三跨文化理论的实践效能。基于此，本文倾向于采取三组短语来图绘李达三的主要学术成就：跨文化比较思维的坚守者；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进程的摆渡人；提出构建中国比较文学创新话语体系的先锋。

首先，李达三坚持认为比较文学应当具备跨文化的比较思维，这种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比较”显然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比较[8]，它要求解构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或“俯—仰”注视模式，以一种互为主体的对话姿态去接触“另一种”文化，“这不表示要向异文化投降。你有自己的标准，而这正是有趣和刺激的地方”[9]。李达三既不赞同法国学派代表人物梵·第根、卡雷和基亚过分关注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产生影响的事实联系，也警惕美国学派凸显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审美类同性，他自觉超越文学研究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二分法，主张把文学放置到整体文化语境中加以考量，“你如果不懂文化、历史背景，你就没办法作比较，文学跟文化是分不开的”[10]。这种敏锐见解实际上触及比较文学的范式危机及变革方向问题，“超越‘文学性’，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则是比较文学的必然趋势”[11]。值得注意的是，李达三突破了新批评对美国学派的覆盖式影响，以开放的学术眼光吸纳文化理论带来的机遇，但同时又拒绝掉入泛文化主义的泥淖，比如他明确区分中国文学研究与“汉学”之间的差别，始终坚守文学研究对“文学性”的重视。1978年，李达三的代表性著作《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出版，书中设专章讨论比较文学的思维习惯问题，他结合自身丰富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呼吁比较文学研究者应秉持现代人文理念，“一种习惯性与积极性的思考态度，进而透过一种在关系上呈现多度空间的视界来阅读文学”[12]。他提倡比较文学应凸显多维度的关系研究，尊重文学存在的多样性现实，积极发掘跨国文学之间的文化与审美关联，注重综合法、区分法与多样性的融合。在阐释“区分法”时，李达三认为要关注文本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与此同时还讨论了“时空连续性”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在他看来，比较思维的最终目标是走向“综合法”，“综合法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视文学为整体的研究态度，这种态度帮助我们从破碎及繁多的资料中创造出新的统一”[13]。

其次，李达三凭借其跨越中西文化的身份优势，穿行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及内地之间，一方面通过组织翻译汇编比较文学文献资料及词典手册，出版《文学批评术语汇编》《英美比较文学书目》《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资料》《中西比较文学学者名人辑录》等著作[14]，引介比较文学前沿理论，帮助中国学界有机会管窥西方比较文学的演进逻辑与理论图景。另一方面，他充分运用香港的学术资源优势，不遗余力替中国内地培养比较文学骨干人才，为19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贡献了特殊力量。李达三曾自述其学术贡献：“事实上，我和中国同行合作，旨在推动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并在促进、推动、书目编写以及非正式评论方面对中西比较文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等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15]作为中国台湾比较文学学科拓荒者之一，李达三与朱立民、袁鹤翔、颜元叔等同道者通力合作，开设课程，创办刊物和论坛，促成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台湾的繁荣。

李达三和刘介民有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交往，双方互通书信多达188封，这些信件后来被编译成《见证中国比较文学30年（1979—2009）：John J.Deeney（李达三）、刘介民往来书札》（1979-2009：Ret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of China，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10.）公开出版，详细记载了李达三积极筹措经费支持内地学者赴香港中文大学研修学习，帮助他们走上比较文学教研之路。该书收录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两位中外学者为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勠力同心、精诚合作，这种超越世俗功利的学术情谊不仅成为学界美谈，还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史价值，正如李达三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所述：“也许，我们这些从有限的视角进行的学术交流，仍旧可以在更广泛范围的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留下一个谦虚而真实的注脚。”[16]李达三竭尽所能惠泽学苑，其去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向复旦大学图书馆捐献藏书，《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1期开辟“纪念专辑”，深情缅怀这位对中国比较文学做出特殊贡献的先驱者。陈思和教授作为曾经在李达三帮助下赴香港访学的受惠者，坦诚指出这段弥足珍贵的访学经历为其学术研究注入了国际眼光，他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对于引领推动中国内地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对于曾经在文化废墟的浩劫中苦熬的人来说，不仅在知识领域得到了启蒙，更是在精神领域，获得了根本性的提升。当时的国内同行们都好意地称之为比较文学领域的‘爱荷华写作中心’”[17]。谢天振教授以创立和发展译介学理论而著称，他也曾在《译入与译出》中表达对李达三的感谢：“由于他的邀请，我在1986年作为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比较文学中心的访问学者在香港待了10个月，从而有机会全面接触中外比较文学论著，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比较文学理论基础。”[18]

最后，李达三具有高度敏锐的学术创新意识，身体力行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创新话语体系建设，其中提到的若干观点和做法，即便放在当下观之亦毫不过时。作为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热爱者，李达三态度鲜明反对欧美比较文学对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有意忽视和消极误读，指出：“要让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真正具有国际化的内涵，首先必得涵括世界各主要的文学传统；其中，中国文学当然也是一大主流。”[19]这就为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比较文学话语场域中的合法地位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思路。此外，李达三特别注重比较文学原创学术话语建设的价值，1982年10月31日，他在写给刘介民的回信中阐明了这一观点：“当西方的学术话语不适用时，把富有特色的中文词和概念译成恰当的西方语言，使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都能更好地领略中国文学传统的精髓而奥妙的洞察力，便是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20]可以说，李达三远渡重洋，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遥远的东方古国开启了关于比较文学的“另一种”（alternative）探索与实践：例如，他前瞻性地察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现代转换的必要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当中国台湾比较文学界充满激情讨论“阐发研究”时，一种中西对话与古今转换的尴尬现实已然出现，即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难度要大于现代背景下中西文论之间的对话。学者们习惯于采用英美新批评理论解读诗歌，套用结构主义叙事学阐释小说，更不用说文化批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空间批评等西方文化理论的搬演。在事关能否坚守中国文论主体性的重要关头，李达三建议学术界应当高度重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思考如何使用符合现代汉语及现代审美趣味的语词表述古代文论话语，从而传承和延伸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资源的生命力，这种希望构建现代模式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为他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从知识分类学和谱系学的意义上说，所谓“学派”的命名往往带有后见之明，是对某一具有典型特征的学术群体或思潮的不甚精当的概括描述。当我们用“法国学派”来指称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等一批学者时，合理之处在于凸显了法国比较文学的主导研究范式——“影响研究”，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遮蔽了法国比较文学学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美国学派的命名也存在同样的困境，虽然雷纳·韦勒克、亨利·雷马克、哈利·列文等学者都大张旗鼓推崇“平行研究”，凸显没有事实联系的文本类同性以及文学跨学科研究，却无法遮蔽部分美国学者仍然醉心于影响研究范式这一事实。相比之下，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化进程与欧美存在明显时差的中国比较文学而言，“中国学派”的提出则极富前瞻性。

学界普遍认可“中国学派”这一关键概念由李达三率先提出，如孟昭毅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词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初，李达三（英文名约翰·迪尼）于1972年在台湾大学外语系主讲‘比较文学方法论’时，似乎就曾有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说法。”[21]曹顺庆也高度评价李达三倡导和推行“中国学派”的卓越贡献：“他将正在崛起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视为‘比较文学的新方向’，并为‘中国学派’的诞生而竭尽全力。”[22]基于此，学界在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展开系统梳理时，都会津津乐道李达三如何以远见卓识为中国比较文学创造出足以引发国际同行高度关注的文化符号，“中国学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渲染为李达三跨文化理论的代名词。

那么，李达三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学派”？这一名称仅仅是话语层面的能指游戏，抑或要尝试重构世界比较文学地图？其对于询唤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出场有何意义？它是否标志着出现一种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并行迈进的比较文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李达三采用China Complex而非Chinese School来指称“中国学派”，根据其本人解释，所谓“中国学派”并不是一个精准的学术命名，也丝毫没有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一争高低的意图。这样做的动机有三：

一则“中国学派”从地理空间上涵盖了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内地，彰显出鲜明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在这一共同体内部，基于近代历史遭际大相径庭，比较文学的知识地形和学科化进程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也同样是一个具有复数意义的表述。

二则凸显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领域，推动这一生发于东方古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浮出历史地表。如果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以基督教文明圈内部的文化影响与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其理论特质以“同源性”和“类同性”为特征；那么，中国学派要想在国际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中赢得合法位置，就不能陷入一味“求同”的怪圈，而应当正视中西文化异质性的客观事实，理直气壮挑战欧美比较文学单一同质的视野局限，将“异质性”纳入比较文学的问题域，“说明以法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研究并不足以涵盖世界上所有的文学”[23]。李达三坦言“中国学派”的提出，既是作为思考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的总结，也是一种朝向未来的宣言和期许，它的最终目标是“以期与比较文学中早已定于一尊的西方思想模式分庭抗礼”[24]。

三是尝试从哲学渊源、方法论及价值属性等维度探讨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理基础。1977年，李达三撰写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在台湾《中外文学》发表，次年出版著作《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该书详细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思维习惯、东西方比较文学史等问题，并在“结语”部分着重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李达三看来，中国学派方兴未艾，是一个处于现在进行时和一般将来时交织状态的新生事物。作为“晚发现代性国家”，中国比较文学应在吸收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优点之时避免其缺陷，这种价值定位源于中国古典哲学所倡扬的“中庸之道”，它也奠定了中国学派既没有自居主导位置、雄霸一切的勃勃野心，也非标新立异的符号表演，“相反地，中国学派只是在提供其自身的经验与见解，以作为有助于形成个人比较文学观的一种可能的范例”[25]。在方法论层面，该书第一章“中国研究与比较方法”给出了很好的答案，那就是比较文学从业者均需接受基本原理的严格训练，主张一种综合研究、复合研究和科际整合式研究。具体论之，首先要重视“巩固基础”，加强现代化研究工具及设施建设，组织出版术语汇释及词典；其次要持续推进合作，由区域性合作走向全球合作；最后是锻造批评话语资源，“真正了解关键性的术语能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中国‘文心’特征。把中国特有的文学敏感性的术语翻译出来，也许是本世纪中西比较学者唯一最重要的任务”[26]。

在价值属性层面，李达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凝练出著名的“五大目标”。目标之一是发掘中国文学中蕴含的“民族性”元素，但同时警惕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为丰富世界文学大花园贡献中国力量。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李达三如数家珍概括出中国文学值得世界关注的若干面向：中国文字的“形意结构”对于现代诗歌理论与电影研究产生了重要启发，影响了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和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此外，李达三反对本质主义的“史诗观”，明确否定了“中国没有史诗”这种主观臆断，驳斥西方意义上的“史诗”不是唯一模式，中国的史诗要契合于中国思想文化要义，“崇文”而非“尚武”。目标之二是推展非西方国家（“地区性”）的文学运动。李达三从中西比较诗学角度梳理出西方文学侧重“模仿”而中国文学更显“神思”，由此形成了中国的抒情文学传统。目标之三是“做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发言人”[27]。为实现这一目标，李达三指出要重视第三世界和边缘国家文学的贡献，但又拒绝狭隘的地区主义，因此中国学派应当是中国经验和世界视野的有机结合。目标之四是推动构建一种真正世界化的比较文学，它要求摒弃一切形式的文化优势心理，解构由来已久的西方文化霸权，打破边缘国家文学对西方文学的仰视姿态。目标之五是通过相互借鉴营构出真正意义上具有世界文学性质的比较文学，“东西各国都应以谦虚的态度，客观地检视自己的文学遗产，彼此互相吸收或融合；如此一来，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比较文学方可应运而生”[28]。

结语

李达三与中国比较文学之间建立起的深厚情缘，本身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共享与跨文化交流的典型个案，也从经验层面阐释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必经之途——经由他者视域的观照，赋予民族文学若干文化杂糅元素，使之能够突破文化生产者语境的规限，与文化消费者达成一种协商关联，“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终胜利取决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与外国同行之间的协同努力”[29]。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李达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化进程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话语建设所提供的原创性贡献，应当归结于他能够自觉解构任何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坚守平等对话的立场，以鲜活丰富的中国经验为基础，从中发掘提炼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走向与理论关键词。李达三不仅为筚路蓝缕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翻译出版了大量工具书和资料汇编，而且始终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思考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文化史与比较文学学科化进程之间的复杂关联，适时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等原创性理论，诸如此类跨文化理论与实践颇具创新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术话语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是一个与西方现代化模式迥然而别的概念。长期以来，学界误以为西方现代性/现代化模式是全球唯一的标准，将之放置到“先在的真理”位置上，以至于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得出“历史终结论”的夸张结论。事实上，历史并未终结，各国现代化模式都在本国社会历史情境的特定框架下向前发展，世界现代化的图景并非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空间，现代化的多元形态将当今世界装扮得绚丽多姿。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成为折射和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中国比较文学的知识生产也应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保持同频共振，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由“文化大国”转向“文化强国”，凸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辨识度和显示度，“要通过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在当代新的文化语境中为自己定位，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30]。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定位与话语建构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要求其担负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良好中国形象的重任。那么，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出是否合理？是否如严绍璗先生所担忧的会坠入另一种形式的中心主义？“中国学派”如何在批驳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避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李达三在他关于“中国学派”的积极倡导中，早已审慎指出“中国学派”的提出，旨在“挑战了西方单一同质的视野，为比较文学打开一条新路”[31]。因此，“中国学派”既非话语层面的能指游戏，它有着清晰具体的问题指向和价值诉求，也非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完全对应的学派思潮，它受中国古典中庸思想及“天人合一”哲学的影响，完全摈弃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彰显一种“互为主体、平等对话”的比较文学理念。从这一意义上说，李达三在半个世纪之前大力倡导“中国学派”，显然具有学理和实践的双重价值。有关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构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以协调共生与和平发展为本质特征，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32]。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共同体”理念被充分凸显，比较文学成为人们追求共同体美学和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载体。为了实现这一美好愿景，需要足够重视比较文学的“科学性”面向，即要从学理上解决“为什么要比较”“如何比较”“比较为何”等重要论题。李达三在构建“中国学派”的蓝图时，特别重视比较思维及跨文化研究方法论，强调专业训练的重要性，“接受一个良好的学院训练，应该是一辈子做学术研究——不论其为专攻式的、由科际整合式研究——的基础”“锻炼独立的思考与分析，以及培养比较性质的思维习惯”[33]。如果说，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主要方法，美国学派倡导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那么，中国学派在方法论的建构过程中经历了“阐发研究”“双向阐发”再到“文化模子寻根法”“跨文化对话研究”“整合与建构研究”“变异学”等范式探索。截至目前，这种缘于跨文化研究方法论的焦虑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比较文学界，尽管探索依旧“在路上”，但是那种警惕照搬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文本的“反强制阐释”意识已逐渐成为共识。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区域共同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是一条必须考量的路径[34]。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表述，这些都为当下思考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坐标提供了重要参照。李达三在对西方比较文学进行审视和反思时，高度评价亚洲文学的价值，坚决反对那些有意无视/遮蔽亚洲文学的狭隘思维，凸显了亚洲文学的丰富性与差异性，这种颇具前瞻性的分析为中国比较文学注入了新的问题域，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对中西文学关系的梳理发掘，还应当突破欧美比较文学长期以来占据的“中心视点”，将关注视域转移到亚洲区域内部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东亚、南亚与西方文学彼此之间缺乏重要的交流，是未来亚洲文学比较研究最需补赎的”[35]。探索并思考一种存在于欧美话语体系之外的比较文学新模式，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另一种”可能，这或许就是我们真诚纪念和缅怀李达三教授的深层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