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思想酵素”》：何谓“思想酵素”

海德格尔曾极富历史感地说道：“不管怎么说，就我所能弄清楚的情况看来，按照我们人类经验和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能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19]的确，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虽然归根到底是由这个时代的历史实践决定，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它所处的时代的产物，但它的创立也需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即吸收人类思想史上特别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进而批判的认识和回答前人所提出的问题。由此，想要深刻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就必须要关注这种“德国人的历史性的本质的将来”[20]，将他们的思想史看作哲学思想在历史过程中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构，将不同时空背景中所呈现出来的各个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把握，尽可能地去把握这种理论格局形成的整体性。

学者俞吾金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的时候，要特别关注“思想酵素”这个前提。他指出，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它总是一个或者一些思想家通过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起来的”[21]。具体来说，俞吾金认为，滋养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思想酵素不能仅仅局限于黑格尔或是费尔巴哈，而应当首先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再到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去寻找它的哲学传统；然后还需要把黑格尔所关心的劳动、异化等问题放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去寻找它的现实传统；最后需要在法国大革命兴起的革命理论中去寻找它哲学与经济学相统筹的革命实践传统。而宫敬才教授则在此基础上指出，仅仅认识到这种“思想酵素”的重要性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关键是要研究“马克思与‘思想酵素’之间的互动机制”[22]。由此，这一章的完成就是建立一个尽量全面详细的“思想清单”，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与“思想酵素”的源流关系，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的观点和评价，尝试把他们之间的互动机制呈现出来。

具体来说，在纵向上，我们需要做历史的拓展，在考察“三个来源”之前，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思想家的影响。按照伯尔基的看法，这个探源的思路是按照年代顺序，即依据“犹太教《旧约》—希腊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柏拉图）—基督教—斯多葛主义—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主义”。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的考察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有所甄别，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影响的理论或者思潮都列入思想来源之列，而是要做具体的分析考察，即把那些对劳动观创立产生实质性重要影响的理论作为重点主要考察，按照年代顺序，厘清“思想源头”。

要全面和正确地认识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还须在横向上进行“共时性”的视域拓展。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同时代的思想家无不抱以批判讽刺的口吻，说他们是“那些最鄙陋的庸俗哲学”[23]，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对同时代的历史学、文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持简单否定的态度。相反，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具有深刻的影响意义。例如，恩格斯曾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做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24]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梯叶里、米涅、基佐，皆为法国复辟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哲学对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材料。此外，还有“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鲍威尔兄弟、杜林、施蒂纳、施特劳斯、切希考夫斯基、赫斯等人的思想，尤其是切希考夫斯基和赫斯的“实践哲学”思想对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应该做细致的探讨。

通过总体的评述，我们可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逻辑进程是一个不断超越不断批判的发展过程，其中既有对传统哲学观的突破，也有对一系列现代性哲学问题的思考。因此，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思想探源也是放在一个“全面综合”的思想背景下来审视的。具体而言，从纵向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需要考察的内容包括古希腊哲学中的劳动思想、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劳动思想、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思想、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劳动思想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劳动思想；从横向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需要考察的内容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鲍威尔兄弟的劳动思想，19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杜林、施蒂纳、施特劳斯的劳动思想，以及切希考夫斯基、赫斯的“实践哲学”思想。以下分节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