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方法：何谓“整体性视域”

“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13]，在哲学解释学中，“视域”既是理解者的“前见”，也是文本本身的“历史境遇”。解读文本必须实现两者之间的“视域融合”，即带着理解者身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理解视域”，与创作文本的作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境遇中所创造的“文本视域”，发生双向互动。但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双向互动不是“共时性”，而是一种“历史性的”追问，即把对文本的理解看成一种“人与历史文本的对话交往关系”，一方面让“理解”成为一种不断流动着的、在历史处境中创造性地展现意义的事件，另一方面让理解者本身在具体化的活动中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重构，并以个人的审美选择丰富文本存在于当下的意义。

那么对于本书所做的研究来说，这样的“视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整体性视域”与哲学解释学中的“视域”有何区别呢？

在本书的写作中，哲学解释学的方法是以一种“滴灌”的方式融入文本解读中的。具体来说，哲学解释学的“视域”是整个方法的“切入口”，一方面，它积极肯定了理解者前见的历史意义，也把文本的理解视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特别强调文本解读的解释学处境，注重文本的“历史语境”与“当下语境”的视域融合。另一方面，它肯定由于“视域融合”而发生的效果历史观，这不仅使得文本意义最终获得一种对原初语境的超越和创新，也使得理解充满对于解释者主体地位的“当下语境”的反思。

这种哲学解释学的方法具体落实到本书的研究中，就体现在：其一，尊重文本依据。文本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后世解读者的珍贵宝库，在结合文本语境、历史语境的基础上，注意挖掘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各个阶段理论阐释的内在逻辑，从中摸索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本书的总体思路。其二，结合文本语境。文本的研究不是简单地描述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而是要把握在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理论研究本身的嬗变形态，这是本书尽力为读者呈现的研究结果。其三，除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外，还需对国内国外学者对于马克思劳动观的研究、评论、分析和批判，结合当代所发生的新的劳动形态的变化以及所出现的伦理困境的遭际，“历史视域”“理论视域”“当代视域”地融合中进一步开阔视野和研究思路，这是本书在最后所做出的研究展望。

当然，哲学解释学的“视域”也是需要被审视和批判的，因为其过分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而消解了“理解的客观性”，可能会陷入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沼，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由此，这也是我们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指导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域中突破“伽达默尔框架”而不断深化拓展的内容。而“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正是对此问题的有效解决方式。

学者张荣军和谭培文对这种方法的具体含义做了分析，指出“整体性方法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真理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性整体。……二是指任何个别只有与整体联系起来时，这个个别才是这个整体中有意义的个别”[14]，并认为要正确地认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就需要以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哲学视角和经济学视角的双重释读。学者张雷声进一步指出，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内容，具体来说，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包括“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共识性与历史性相统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统一”[15]这三大视角。可以说，以“整体性”作为方法，就是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是融合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总体的理论框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其思想渊源、基本概念、主要特征、核心论题、批判对象还是其实践追求、理论旨趣、终极价值，都是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的整体，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分阶段、分主题的理论研究，不能是一个各自为政、截然分裂的样貌，必须要把研究建立在方法的整体性、理论的整体性和形态的整体性逻辑上，由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开放的、发展的、系统的把握。

具体到本书的研究中，就是要做到：一是对文本的解读必须回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得来概念、如何看待问题、如何运用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中去，只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概念的基本思想、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才能明确解读依据的原则，理解文本的具体所指。二是要精准把握贯穿在文本语言内在的“实践的语言逻辑”，就必须从文本产生的历史阶段的“逻辑”起点出发，进而理解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马克思到底在说什么”的难题。从“历史过程”的视角把握思想家的“逻辑线索”，我们可能会认识到，把“理解”放在一种“活动关系”中去考察它作为“历史问题”的多重意义，比获取一个分析学意义上的精确意义界定更具有价值。三是当我们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出发，企图去批判另一种解读模式或者另一种解读成功时，我们也必须秉承着这种“批判”的思维，去认识当前学术交锋背后概念框架间相互嵌套的复杂性，不要只看到各自的概念框架的存在，而进行“自说自话”的条件循环，而应当坚持一种真正的交流对话意义上的全面、辩证、系统的多维解读路向。四是文本的“理解”是可以被“时代化”的，而且是必须被“时代化”的，因为这是实践问题倒逼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直面时代问题、在不断“出场”的逻辑中确证其当代价值的需要。但在进行时代化的解读中，我们必须注重其理论体系的整体制约，这种制约既要回归作为“一块钢板”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体系之中，也要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体系之中。在时代化解读基本概念的同时，更需把握和挖掘的是蕴藏在这些概念背后的方法论原则，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考察现实、反映时代、解答问题的思想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