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国东干研究格局中的东干文学研究
中亚东干文学包括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口传文学已有140年的历史，书面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亚斯尔·十娃子的《亮明星》算起，有80多年历史。本书专门论述东干文学，在前言部分，想要说的是研究中考虑到的一些问题。
一 东干研究格局及其变化
东干研究，从俄罗斯学者最初的研究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东干学的形成和研究的科学化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
在世界东干学格局中，俄罗斯学者波利瓦诺夫、德拉古诺夫（龙果夫）、李福清等大家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俄罗斯学者研究最早，时间最长，成就也最高。其后，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东干学者，他们逐渐成为东干研究的中坚力量。Я.十娃子、Ю.杨善新、М.苏尚洛、Ю.从娃子、А.卡里莫夫、М.哈桑诺夫、М.依玛佐夫、Ф.玛凯耶娃、И.十四儿等，分别对东干语言、文字、历史、文学、民俗、文化等领域做原始材料的收集整理和深入研究。
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澳大利亚学者葛维达等在东干语言和文学研究方面都有新的开拓。除此之外，德国、挪威、芬兰、美国、以色列等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研究者。而近年来，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皇家科学院）院士、史易文博士在东干研究界可谓异军突起，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了东干数据库，创办了东干研究网站，吸引了各国东干研究者的目光。
国际东干研究格局的变化。苏联解体后，东干研究格局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俄罗斯东干研究滑入低谷和中国东干研究的崛起。中亚各国的独立，同俄罗斯拉开了距离，尽管我们看到莫斯科大学还有人延续他们以前的东干研究，俄罗斯人文大学也有学者从事东干研究，但是昔日的雄风已难重振。
中国作为东干民族的历史故国，东干研究起步较晚，形成的基本格局为四大板块——东干历史、东干文化、东干语言和东干文学。东干历史以王国杰的《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为代表，东干文化的代表作首推丁宏的《东干文化研究》。21世纪以来，中国东干学研究发展势头较快，主要集中在语言与文学两大领域。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基金有关东干研究的项目几乎全集中在这两个领域，有关东干研究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绝大部分都分布在这两大板块上。东干语言研究方面，林涛、海峰、刘俐李为这方面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者。
东干文学研究方面，对中国读者影响较早的是澳大利亚汉学家葛维达对东干民歌《十二月歌》的介绍和研究，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胡振华也发表过单篇介绍文章。稍后，新疆杨峰出版了东干小说散文集《盼望》，这本书虽是意译，没有完全保留东干话的原汁原味，但是却产生了较大影响。杨峰是作家，在中亚东干人那里调研时间较长，他治学严谨，所选作品具有代表性，至今仍不失其参考意义。在东干民歌研究方面，尤其从音乐角度切入，赵塔里木独领风骚，他的研究差不多是空谷足音。丁宏的《东干文化研究》中涉及文学，让读者初步感受到东干语言的韵味。海峰直译转写的李福清等编著的《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与学术价值，代表了东干民间故事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
在东干文学直译转写方面，有几位孜孜不倦的耕耘者，林涛陆续转写出版了东干口歌口溜，亚斯尔·十娃子、伊斯哈尔·十四儿等东干诗歌，穆哈默德·依玛佐夫、爱莎·曼苏洛娃小说。马永俊对东干最负盛名的亚斯尔·十娃子和尔里·阿尔布都作品进行了大规模的直译转写，他懂俄文、阿拉伯语、突厥语，又是穆斯林，具备较为全面的转写技能。惠继东直译转写并出版了曼苏洛娃的《喜爱祖国》、拉阿洪诺夫的《金黄秋天》。常文昌、常立霓的《世界华语诗苑的奇葩》一书除了对十娃子和十四儿进行学术研究外，还直译转写了两位诗人的代表作品，并对每一首诗作了点评。
在中国的研究者中，始终执着于东干文学的学术研究层面，且形成研究团队的是兰州大学（这个团队中，有的毕业后分到其他单位）的研究者。
这个团队都是常文昌教授的硕博研究生，先后发表东干文学研究（包括博士和硕士）论文的共计16人。从知网统计数字来看，21世纪国内有关东干文学研究的各种论文有近90篇，其中85%以上的论文出自兰州大学东干研究团队。这个团队已出版东干文学研究学术著作6部（包括国外出版的俄文著作），在国外发表论文多篇。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东干文学研究项目7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东干学研究的崛起。挪威东干研究者史易文来兰州大学访问座谈说，他去过许多国家，还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东干研究者密集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多次以专题栏目，推出多组东干文学研究论文。开辟专题栏目的刊物是《兰州大学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华文文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宁夏大学学报》《天水师院学报》《社科纵横》等，每组论文多则4篇，少则2篇。其他刊物如《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外国文学研究》《广东社会科学》《民族文学研究》《贵州社会科学》 《暨南学报》 《井冈山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甘肃日报》等报刊也发表过这个团队的有关东干学的文章。
二 东干文学定位
苏联时期，东干学隶属于汉学，为汉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50年代，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成立了东干学部，这是苏联唯一一所东干学专门研究机构。现在又更名为“汉学与东干学研究中心”。在中国，东干学在整体上，又划归回族学。有关东干民族与文化的资料和论文，一开始在《回族研究》和《民族研究》等相关刊物上发表。而东干学的分支又分别划归别的学科，如东干语隶属于西北方言。
同上述概念相联系，东干人在东干语中称自己的文学为“回族文学”，而中国则称之为“中亚东干文学”或“中亚回族文学”。一方面为了区分中国回族与中亚回族，另一方面考虑到俄语中的通用东干概念，我们将名称定为“中亚东干文学”。
一方面，中亚东干文学曾属于苏联多民族文学中的一部分，也属于中亚多民族文学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亚东干文学的源头，尤其是口传文学最初是从中国带来的。东干文学以西北方言为主体，又借用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周围民族的某些语汇，同时还体现了回族的文化心理与风俗习惯。也就是说，东干文学是在中亚自然、经济、社会环境及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它有中国的种子，却是在中亚东干民族的土壤中生长的。一方面，它受俄苏文学、吉尔吉斯文学及哈萨克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中国西北民间文学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它不是中国回族文学的一部分，只是中国回族文化在中亚大地上的传承和变异。
由于中亚东干文学是用中国西北方言创作的，它的族群又是中国回族后裔，因此，我们将东干文学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
华语文学比华文文学的概念更好。语种是文学种类的最主要的标志，在世界较大的语种文学中，按惯例通常划分为：英语文学、德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讲，德语文学包括德国作家、奥地利作家等。因此，华语文学与英语文学、德语文学等正好在概念上是对应的，这是其一。其二，东干文学不是用汉字书写，而是用33个俄文字母外加5个新字母拼写而成。它的文字是东干文，因此华语文学包容东干文学更为贴切。
把东干文学放在世界华语文学的框架中考察，它与其他地域的华语文学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把东干文学称为“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把东干诗歌称为“世界华语诗苑的异卉”，东干小说称为“世界华语小说的奇葩”。
三 东干文学最耀眼的闪光点——语言
东干文学闪光点比较多，这里只想强调的是，它的语言的独一无二性。东干书面语言，代表了东干语言的最高水平，可惜，东干语学者注重田野调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很少注意书面语言的典范性，很少吸收书面语言。
东干书面语言具有与中国现当代书面语言及世界华语文学语言的不同特点。东干书面文学的价值仅从它的语言看，就摧毁了人们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科书中所获得的中国作家口语化的认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
东干书面语言采用彻头彻尾的口语，将汉语书面语言荡涤得一干二净。这不是有意为之，是汉字失传后，东干人与中国书面语言失去了联系，他们不会汉字，没有经过汉语书面语言的任何训练。而中国作家都是念过书的，都受过多年书面语言的训练，因此即使刻意追求口语化，或运用方言口语，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书面语的影响。
试比较一下，东干报文章题目“心劲大的科学人”，要在中国报纸上，就应当是“顽强拼搏的科学家”。这个“心劲大”是很生动的口语。阿尔布都小说“莫斯科喀山车站，人丸圪垯的呢。”有译者意译为“莫斯科喀山车站人如潮涌。”像蜜蜂或蚂蚁一样“丸圪垯”，比习惯了的书面语“人如潮涌”更新颖。阿尔布都小说中写一个残废军人送葬说，“他送的哪一朝的埋体？”要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他送的什么葬？”送葬是汉语说法，送埋体则是回族用语。这里“哪一朝”特别精彩。东干人将以西北方言为主体的东干话叫作“父母语言”或“亲娘语言”。
人们公认老舍是运用北京口语的典范，与赵树理为现代文学俗白的双璧。恰好阿尔布都通过俄文版将《月牙儿》译成东干文。比较一下，老舍的“焉知”还未脱净文言的影响，阿尔布都则译为“还不知道呢”。老舍的“欲睡”也是较文雅的书面语，阿尔布都译为“丢盹”。原作月牙儿在“碧云上斜挂着”，也有点文绉绉，东干文则译成在一块“青云彩上吊的呢”。都证明东干语是彻头彻尾的方言土语，它没有夹杂书面的雅言，但是它的艺术表现力是令人信服的。
阿尔布都的回译有些地方比老舍原文更精彩。“我有好些必要问妈妈的事”，东干文译成“把她心呢的事要透问的来呢”，这里西北方言中的“透问”比一般的“问”更传神，更贴切。“透问”的含义，往往是对方不想说，而通过婉曲的诱导，使其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是阿尔布都翻译过程中的神来之笔，令人叹服。
可惜相信白话万能的老舍，生前会见过十娃子，但并未看到阿尔布都的译文。假若能看到，老舍一定会比我们更惊喜。即此一端，可以感受到东干文学的研究价值。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尽管保留了不少方言土语，可是在文学创作中，都用书面语。只有东干文学是个例外，这个例外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
老舍原作《月牙儿》 “把字句”总共37个，而东干译文多达334个，后者是前者的9倍。
东干文《月牙儿》不是由汉语直接转写，而是由俄文转译的，《月牙儿》在苏联是由 A.吉什科夫从汉语译成俄文，我们手头的俄文版《老舍作品选集》所收的《月牙儿》是吉什科夫翻译，1957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月牙儿》东干文的发现，令我们惊喜不已，仿佛发现了东干文学星空中的一颗未命名星辰。此前，人们比较东干文与汉语，缺少一个抓手，往往选取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再比较东干作家和中国翻译家的译文。我们偏爱《月牙儿》，提供4种文本，老舍原作好找，本书不予收录。而收录3种文本，一是吉什科夫的俄文文本，二是阿尔布都根据俄文文本翻译的东干文文本，三是我们从东干文回译转写的汉字文本。我们相信研究者从比较中可以发现很多东西。
四 东干作家作品研究
东干作家作品的研究始终是东干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东干人公认的两大杰出作家是十娃子和阿尔布都。将十娃子定位为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认为阿尔布都在东干小说中的地位相当于十娃子在东干诗歌中的地位。这种看法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笔者曾把十娃子和阿尔布都称为东干文学的“双子星座”。
十娃子和阿尔布都等作家的书面文学作品，代表了东干语言的最高成就。笔者曾写过这样的体会：“天生阿尔布都，就是让我们领略东干语言的艺术魅力。”一般中国人觉得东干话土气，而十娃子和阿尔布都等东干作家把东干语言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诗歌创作方面，第二代诗人曼苏洛娃、拉阿洪诺夫、依玛佐夫继承了十娃子的诗歌传统。第三代诗人——以十四儿为代表。国外研究界对十四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发现十四儿，是继十娃子之后，中亚东干诗坛上最富于创新精神且成就最高的诗人。此前，我们称他为东干诗坛上的“黑马”[1]，现在又称他为“东干诗歌的月亮”，这是我们读了《快就夏天飞过呢》后产生的新的想法。如果把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十娃子比作东干诗歌的太阳，是东干诗歌的乐观派，那么诗人十四儿则是东干诗歌的月亮，他抒写了更多的忧郁情绪。两位诗人相辅相成，使我们更完整地看到了整个东干精神世界。十四儿诗歌的突出特点是：由东干民族记忆出发所形成的忧郁情结，对民族和人类生活与命运的哲学思考，诗歌内容的丰富性与艺术表现的创新性。《黑马从滩道跑掉哩》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诗人写道：“黑马从滩道跑掉哩，/热头压西山的时节，/照住迟气跑掉哩，/化到光里头渐渐。//黑马从滩道跑掉哩，/那塔儿水多，青草不欠，/那塔儿新鲜风刮的呢，/那树木青草甜甜。//黑马从滩道跑掉哩，/把缰绳忽然扽断。/是谁把它没挡的住，/晚上照住大宽展。”这里的“迟气”是晚霞，十四儿诗中的“早气”是早霞。“大宽展”俄文版译为自由。全诗主体意象是黑马，黑马挣断了束缚它的缰绳，向着自由美好的地方跑去，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象征诗。《丫头坐的哭的呢》，也不是写实，现实生活中哪有太阳落了，霞光消失了，由此而引发小孩子哭泣的？这类作品摆脱了一般东干诗人写实的局限，对人类追求自由、对人的命运的思考是很深刻的。
东干小说家哈桑诺夫、哈瓦佐夫、尤苏尔·老马、依玛佐夫、白掌柜的、曼苏洛娃、尔里·张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他们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东干人的精神世界。
东干儿童文学创作不乏优秀的作品。有的语言相当出众，方言口语提炼得干净利落，有的想象奇特，有的机智幽默。
五 三维关系与中国视角
中国的东干文学研究除了作家作品研究，诗歌、小说和民间故事、口歌口溜及文学批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维关系的研究上，一是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二是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三是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我们把它称作东干文学研究的三维关系或三大支点。
与俄罗斯文化联系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司俊琴概括为显性与隐性两种影响。十娃子的《北河沿上》说：“天山背后，/牛毛汉人住的呢，/长的金手。”最初看到直译转写为“长的精瘦”。从文义上看，也是通的。可是，原文为 shou。 “瘦”，东干人的发音是 sou，而不是shou，这就成为一个疑点。十四儿认为应该是“金手”，民间有“金手银胳膊”之说。十四儿这个看法正是源自俄语。司俊琴教授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就引述俄语中“金手”即能工巧匠的解释，并以曼苏洛娃小说中的“金手银胳膊”为例，说明东干语对俄语的仿制。有了这些证据，直译转写成“长的金手”就有理有据了。
三维关系，贯穿于我们的整个东干文学研究中，也贯穿于每个作家的研究中。我们有了许多例证，但仍然需要深化，需要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发现更多的东西。
中国学者的优势是什么？同东干学者和俄罗斯学者相比，我以为就在于中国视角。同外国学者比较，我们对中国文化更了解。试举几例：
李福清与东干学者收集的《东干民间传说与故事》（俄文版）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与学术价值，但《韩信三旗王》中，16处出现“三旗王”都写成旗帜的旗，东干故事并没有说是旗帜的旗，其实都应写为“三齐王”。中国史料记载韩信封为“三齐王”，古有三秦、三晋、三吴、三楚的说法，与三齐都属于地域名称。
澳大利亚学者葛维达，她的东干研究在中国很有影响。有些直译转写特别好，如“女寡妇”与“男寡夫”的汉字转写很得当。其开拓性的直译转写，功不可没。但个别地方，就发现译文的问题了，试举两例。民歌《王哥儿放羊》中状写王哥的情妹妹，有一句汉译为“三寸打的金链格哉哉”，正确的译文应是“三寸大的金莲格哉哉”。这里不是打制的三寸金链，而是形容旧时缠过脚的小脚女人走路的样子。旧时妇女最小的脚叫“三寸金莲”，四寸的叫“银莲”，超过四寸叫“铁莲”。这样翻译，中国文化的内涵就出来了。又如译文“六月里五伏天，王哥儿放羊荒草滩。”中国人把最热的天气叫伏天，分为三伏。而没有五伏。原来东干话把“入”叫 wu，农历六月入伏。我们还发现，十娃子的《桂香》与黎锦晖的《可怜的秋香》基本一样，十娃子通过什么渠道看到《可怜的秋香》，仍然是一个谜。东干词汇中，有一个词“待诏”——理发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据传唐朝有个理发师叫刘全，手艺精湛，选入宫廷，为待诏，给帝王后妃理发。后来在陕西户县落户，繁衍子孙。户县秦渡镇现在有个村子叫待诏村。
这些例证都说明，中国视角可以发现许多别人未发现的东西。
六 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互证与互补
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具有互证与互补性，阅读东干作品遇到某些疑难之处，常常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找到答案；反过来，中国文化中某些失传的东西，在东干文学中还鲜活地存在着。这不仅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成为我们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方法。
阿尔布都的小说《惊恐》与唐传奇白行简的《三梦记》第一梦刘幽求故事有惊人的相似。《三梦记》第一梦说，刘幽求夜归，路见一佛堂，闻寺中欢歌笑语。他俯身一看，只见儿女杂坐，环绕共食。其妻也在其中。刘掷瓦击中杯盘，佛堂顿时人影全无，方才所见荡然无存，回到家中，原来妻子在家中所梦与刘所见完全一样。阿尔布都完全采用了《三梦记》的故事框架，扩展成2800字的小说。李娃上街卖完土产，夜半归来，路过金月寺，见妻子打扮得像孔雀一样，坐在一堆阿訇和乡老中间，一边喝酒一边调情。李娃捡起石块，从窗子上砸进去，灯灭了，刚才所见瞬间消失。显然，阿尔布都很可能通过唐传奇的俄文译文受到《三梦记》的影响。
又如，十娃子把钢笔叫“钢生活”，这种叫法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几近失传。五六十年前，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把毛笔叫生活。由此可以断定“钢生活”就是钢笔。这是以西北民间口语来证明东干语的含义。再从书面文献记载看，清人黎士宏在其《仁恕堂笔记》中记载：“甘州人谓笔曰生活。”不仅口语中有，文献中也有了。近年来方言研究已成为语言学中的热点，陆续出版的银川方言、西宁方言、西安、陕西方言、兰州方言等西北方言词典差不多都收入了将毛笔称为“生活”的民间旧有说法。如此多重证据，与东干语互证，就十分可靠了，直译转写起来，心里就踏实了。东干语也有将笔称盖兰，这是汉语所没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东干人保留了我们失传的东西，有些是我们现有民间文学中找不到的。如故事《要上树的鳖盖，江呢浪去的猴》，翻阅《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卷，都没有类似故事。莫斯科大学研究者所做的口歌口溜卡片，其中有一条：“亲亲亲，不亲，亲亲门上送礼行。”礼行，礼物。意思是亲戚的亲与不亲，取决于送礼的多少。又如，东干学者收集的“不怕贼偷，但怕客来”，还有“不怕军荒，但怕年荒”,“但有军荒，就有年荒，军荒大不过年荒”。这些在中国谚语大全中都无法找到。
关于阿卜杜拉。十娃子和十四儿都对阿卜杜拉十分推崇，并受其影响，称其为伟大的回族诗人。20世纪50年代，苏联著名杂志《星火》介绍过阿卜杜拉，说他是19世纪陕西回族诗人，并发表过他的几首俄文译诗，其中有一首是《给后辈的信》，由俄文翻译过来，其中两句是：
世上什么都有，一切都为人，
只是回回一无所有。
宁夏出版的大型文学史《回族文学通史》也未收入这位回族诗人。阿卜杜拉在俄罗斯评价很高，在中国却被遗漏了，令人遗憾。
七 东干文学研究的几个层次
东干文学研究，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方面，东干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东干民间故事和口歌口溜虽有好几种东干文版本，但仍不完整，有的口歌口溜并未收入。作家的作品也比较零散，需要广泛收集。中国是东干人的历史故国，东干研究起步较晚，东干资料几乎从零开始收集。
其次是直译转写。对于中国广大读者和各国汉学家来说，东干文的汉语直译转写是需要的，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做这项工作。东干诗歌、小说、民间故事、口歌口溜的直译和转写相继出版，扩大了东干文学的阅读面。而直译转写，保留了东干语言的原汁原味，是值得肯定的。
东干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层次是进入学术研究层面。学术研究要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但是，从更高的要求看，东干学研究需要不断突破，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就东干文学而言，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还远远不够，一是面不宽，二是深入研究欠缺，三是东干文学的现状，特别是对中亚各国独立以来的东干文学研究很少。东干民间文学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2014年9月，在奥斯陆“东干民间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其中一个议题便是东干口歌口溜的解读问题，要从语义学的角度弄清每一条谚语的内涵，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人心不足蛇吞象（相）,tan心不足吸太阳。”东干人保留了这条完整的谚语，国内谚语大全之类的书只收了第一句。这条谚语的来源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第二句有人写作“贪心不足吸太阳”，这同第一句不对称，而且吸太阳的主体也是人吗？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解释说，东干人认为tan是一种动物，有的说是龙，有的说是狮子，很可能是一种神话动物。类似难解的谚语还可以举出一些。东干文是拼音文字，口歌口溜的含义往往要通过俄语解释或汉字定位才能弄明白。要彻底解决其中的问题，需要东干学者与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
八 东干文学的直译转写
直译转写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一是校勘问题。陈垣在《校勘学例释》中总结出四种校法，一为对校法，二为本校法，三为他校法，四为理校法。这几种校勘方法对校正东干文原文或直译转写的汉文，都有启示意义。对校法，是几种不同版本的对校。东干文文本中极个别地方原文校对有误，我们力求在直译转写中也予以订正。如十娃子有一首诗题为《我把烧心绑住呢》，出版于1988年的《挑拣下的作品》中的“绑”少了一个字母，成了“包”。而最新出版于2006年的《五更翅儿》沿袭了这个错误，未能校出。回过头来，查对出版于1980年的《天山的音》，才发现更早的版本可能是诗人亲自校对的，是正确的。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如十娃子《滩道》中“金刚太阳”，令人联想到甘肃方言“精刚晌午”（没有云彩的烈日暴晒的正午），以十娃子同一本书中的另一首《春风》互相参照发现，“金刚”的含义与甘肃方言并不一致。《春风》中写太阳：“它的金光，/把春风都钻透呢，/就像金刚。”这是前一首“金刚”的最好注脚。他校法，是以他书校本书，以前人之书或所引者校之。理校法，我们理解其含义为于理通达。国外不熟悉西北方言的汉学家问笔者如何发现直译转写的错误，以什么为标准？理校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办法。严复主张翻译要信、达、雅。东干文的直译转写与其他语言文字的翻译一样，但也要信，也要达。我们发现，信与达有时并不完全一致，东干人的某些习惯用法，我们可能觉得别扭，不太通达；但更多情况下信与达是一致的，往往能从不通之处发现误译。举一个例子，有转译的这样一首儿歌：“赶早的饭，上午端；上午的饭，二压三，洗锅抹碗鸡叫唤。”这是东干语中的陕西话，说的可能是做饭费事，或者是做饭人不麻利，紧做慢做就迟了。但这样转写意思不通，“二压三”更无法理解。细细琢磨，应该这样转写：“赶早的饭，晌午端；晌午的饭，日压山，洗锅抹碗鸡叫唤。”理校有利也有弊，要判断准确，否则就会出错，正如陈垣所说，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直译转写要防止主观武断，既要明白东干人怎么说，又要知道东干人不怎么说。大凡太文绉绉的语句，就要问一问，东干人是不是这么说？直译转写中如何处理音义一致的问题？在处理音义问题上，有的注重音译，译者可能也知道东干文的含义，如十娃子《北河沿上》中“也没喝过尼罗的水，/没压过kang。”不加注释，中国读者很难理解其中“kang”的含义，“kang”就是渴。又如东干诗中“睡懒觉”转写为“睡浪觉”或“睡朗觉”，读者也不明白意思，东干人“懒”的发音为lang，是甘肃武威口音。把十娃子诗中的“芍药”译成“佛爷”，读者也就跟着弄错了原意。“月亮月亮渐渐高”，按东干文发音译为“月亮月亮节节高。”十四儿的一首诗题译为《节节，节节……》，开头译为“节节，节节冰的呢，/我的热心”，其中的“节节”也是渐渐的意思。本书直译转写在坚持音义一致的原则下，更注重义。上述几例我们统统译为“渴”、“睡懒觉”、“芍药”、“渐渐”，还原东干文字的本义，同时注明东干人与现代汉语的不同发音。这样处理，可能更便于读者阅读，同时也为读者和语言学家了解语音提供了便利。
直译转写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即东干方言本字转换成汉字该怎么写？方言中有些字有音无字。陕西人为“biangbiang面”创造了一 
字，笔画超过60画。按照这种办法再创造大量的方言字，中国的汉字不知要膨胀到多少，汉字的繁难又要增加多少。东干文是拼音文字，这些方言字的拼写在东干文中不成问题，可是用汉字一一写出，就不容易了。现有的汉字没有对应的合适的词汇，转写过程各人很难统一。于是东干文中一个词可以有多种转写法，比如“但怕”、“单怕”、“耽怕”、“担怕”四种直译转写并存。而西北方言词典还有“惮怕”的写法。遇到这种问题，往往举棋不定，真可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九 关于东干文
东干文是世界华裔族群中唯一的拼音文字，现在通行的东干文已有60多年的实践，如果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用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文字母创制东干文算起，就有近90年的历史。东干学者和俄罗斯学者从创制文字，到使用过程中制定正字法，解决了拼音中的许多难题。应该说，这是东干人对传播中华文明所做的一大贡献。
汉字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完全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是行不通的。但是东干文的历史价值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它保留了大量的资料，至今还在应用并发挥着它在传播文化中的作用。
将东干文与中国的汉字拉丁化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周有光去世后，不少媒体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他本人生前反对这样的称呼。汉字拼音化讨论与实践，从西方传教士开始，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有过几次高潮。因此，汉语拼音不光有之父，还有拼音之爷，拼音之祖。
我们梳理了中国汉语拼音化的历史线索，提供了俄罗斯和东干人的经验，以供相关专家研究。
十 把建立东干数据库作为东干学的一项大工程来做
中国是东干人的历史故国，但是东干研究起步晚，东干资料几乎从零开始收集。2014年笔者去伦敦，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借到伊玛佐夫和十四儿的东干语言和文学研究著作，那里还有3卷本《俄语—东干语词典》。这令我们大喜，同时也大为吃惊。国内任何一个图书馆绝对没有俄文和东干文版的东干研究原始资料。
而挪威的奥斯陆大学近几年建立了东干学数据库，扫描上传了大量资料，涵盖了自1900年以来的东干研究资料。这些资料有东干文和俄文的，也有英文、中文和日文的。同时还采用了编年、分类等多种编排方式。有志于东干研究的人，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从网上浏览下载。尽管所收资料尚需补充和完善，但是，这一工程无疑是值得敬佩的。
目前，西北师范大学已启动了国内首家东干语数据库建设，其构想宏伟，令人鼓舞。我们期待这一工程取得胜利。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扩大范围，建立整个东干学数据库，希望国内有志于东干学研究的机构，有志于东干学研究的青年，花大力气，把建立东干数据库作为一项大工程来做。
本书的研究过程，打一个比喻，就像滚雪球似的，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展。因此，收入的研究成果，不免存在某些例证重复的缺陷。尽管做了技术性处理，仍然留有某些痕迹。作为东干文学研究者，我们期待将来在高质量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一部《中亚东干文学史》。
作为东干研究者，我们深知要将研究深入推进，实属不易。许多人觉得中亚东干族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有赶赴中亚访问的，制作视频的，写点见闻的。但是沉潜于东干学研究，全身心投入者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东干学研究之不易有关，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何莫邪说：“遗憾的是，东干研究门槛很高，对专业要求近乎苛刻。”[2]他的说法很有道理，以东干文学研究为例，要会俄语，这不仅因为俄语借词约占7%，而且某些表达方式也受俄语影响；要懂东干文，要精通西北方言，否则无法阅读原始的东干文本；要熟悉伊斯兰文化，甚至要懂点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同时，还必须是文学研究的内行。
东干研究亟待更大的突破，希望有更多研究者通力合作，占领东干研究的高地。
[1]常文昌：《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东干文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2]林涛：《东干语调查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