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传媒为王”：新世纪文学的新驱动

尽管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是众声喧哗的话语组合，但我们依然可以透过历史的迷障与文化的迷雾捕获到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从整体上说，由于受到新世纪多元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制约，新世纪文学有着许多不同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变化，如写作化、生活化、民间化、商业化、市场化、大众化等都是进一步强化，而如技术化、消费化、全球化、媒介化等则更多是新世纪文学的“这一个”。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在新世纪的十五年期间，文学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比任何时代都要密切，而最为吊诡的是二者关系的错置与颠倒，大众传播媒介体现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方式，新世纪文学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帝国主义霸权”的制导与掌控之下，走向了既有危机又有生机的“媒介化”之路。

从理论上说，文学自身必须依赖特定的表达媒介与传播媒介才能有它的静态存在与动态存在，况且文学本身也是许多他者如社会现实、思想意义、文化价值等的媒介。王一川明确宣称：“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17]在新世纪，无论是文学的表达媒介还是文学的传播媒介都发生了变迁与更新，除传统的报纸、期刊、杂志、电影、电视之外，新的媒介如计算机网络、移动电话、手机通信等在全方位地主导着新世纪文学存在的物化形态、文本形式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观念，文学从此进入了马克·波斯特所谓的“第二媒介时代”。这些新媒介对新世纪文学的革命性影响十分显著。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对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致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媒介即信息。”他还说：“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尺度引起的，这种新尺度是被我们的每一次延伸或每一种新技术引导进我们的事务中的。”[18]新媒介的产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工具、一种新技术，而是一种群体社会的新尺度。这种新尺度必然形塑与规范着文学活动、文学机制、文学形态、文学文本、文学话语以及相关的文学观念，文学的社会意识、经济意识、文化意识、受众意识、品牌意识、经营意识、策划意识等也必然会发生深刻的嬗变。

新世纪既是一个由媒介启蒙与传播的社会，也是一个由媒介掌控与操纵的社会，可以说，媒介的影响无处不在。换言之，不是我们走向媒介，而是媒介大踏步地走向我们，甚至我们就生活在媒介之中而浑然不觉。对此，加拿大学者克楼克与库克对电视的描述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19]尼克·史蒂文森也反复重申着所谓“麦克卢汉的问题”：“传播媒介的发展在当代社会里已怎样重塑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20]迈克·费瑟斯通更是断言：“在关于后现代感受问题的种种讨论中，媒体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这使我们想起鲍德里亚关于仿真世界的例子，‘电视就是世界’）。”[21]斯诺也指出：“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22]因此，切特罗姆认为：“文化与传播的范畴不可避免地会重合。现代传播已成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观念和现实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23]所有这些名家的论述，其实都指向一个结论：“电视就是世界。”如果推而广之，那就是“媒介就是世界”。

当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一种生活、一种现实、一种观念、一种文化之后，依托于大众传播媒介固有的工具理性、技术霸权与话语生产、风尚宣推，媒介文化的汇聚与漫漶不仅是水到渠成，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特别是像报纸、影视、网络、手机等拥有高密度的受众群及高幅度的覆盖面，从而助推媒介文化走向“文化帝国主义”的顶端。周宪、许钧认为，“媒介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24]在新世纪，丛生迭存的媒介既是我们的当下生活，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当下生活。报纸无处不在，影视无处不在，网络无处不在，手机无处不在，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的听说读写知，甚至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法律、生态、文化与文学的观念。这样，媒介文化浩浩荡荡，势难阻挡，以“帝国主义”的强者姿态对他者进行着肆意的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

新世纪十五年是影视文化、网络文化、手机文化等媒介文化恣意狂欢的十五年。当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出名靠演戏上镜”、“举报反腐靠网络发帖”、“交友靠QQ微信”等有相当的合理性与影响度时，我们似乎可以断言“传媒出文化”或曰“文化出自传媒”。当然，从本质上说，媒介文化更多是一种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而非精英文化与高雅文化。但是所谓的精英文化与高雅文化，如果拒绝传媒的介入，无异于画地为牢、自断“清流”、自毁“生门”。在当下的媒介社会，精英文化与高雅文化也是媒介文化的有机构成，它们所代表的不过是与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相对应的另一个维度。毕竟精英文化与高雅文化如果不为传媒所化，那不过是孤独者的自说自话、自生自灭，绝难达到春风雨人、以文化人的境地。

在新世纪，许多高雅文化如“四大名著”、《史记》、《清史》、《明史》、金庸小说、二王书法、敦煌壁画、京剧、昆曲、黄梅戏等均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艺术人生》、《国宝档案》等影视传媒得到了极大的弘扬。拒绝影视传媒，无异于萎缩与灭亡；携手影视传媒，无异于壮大与再生。所以，无论是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与高雅文化，都难脱“传媒出文化”或曰“文化出自传媒”的定律。

诚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类推：“传媒出文学”或曰“文学出自传媒”。毕竟植根与置身于潮涌不息的媒介文化的新世纪文学，不但无法逃避媒介文化的规训与指令，还得主动适应与自觉执行媒介文化的规训与指令，这就是新世纪“文学媒介化”的“超级文化问题”。就新世纪文学而言，大众媒介既是它的外在物质传输渠道，也是它的内在审美现代性的修正器与生成阀；媒介文化既是它的启蒙者，也是它的领导者，毕竟大众媒介及媒介文化除了具有强大的启蒙意义之外，还是一个隐蔽的文化权力中心，而且是新世纪文学无法遁逃的文化权力中心，甚至是新世纪文学不得不恭奉与遵命的文化权力中心。正是这种“隐蔽的文化权力中心”的无处不在与无时不在，曾经高高在上的文学不得不为之“摧眉折腰”、“低头修身”、“移形换位”甚至是“为媒而容”，换言之，化身为新世纪的另一种工具性命名——即“媒介文学”或“新媒体文学”。无论是文学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还是文学的出版方式、传播方式与改写改编方式，甚至是文学的消费方式与再消费方式，无不因为媒介的楔入而有着厚重的媒介因子与影子，“文学媒介化”在不断地推衍。新世纪的“文学媒介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从最初的文学与媒介的联姻向媒介的文学化变迁再向文学的媒介化迁移，表征的是从“内容为王”向“媒介为尊”再向“传媒为王”的后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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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

[2] 邵燕君：《新世纪文学脉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3]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4] ［德］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5] 张末民：《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进程》，《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0年第6期。

[6] J.Hillis Miller，On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1.

[7] 张邦卫：《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8] 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络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9]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10] ［苏］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11] 转引自［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2]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3页。

[13]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周宪、许钧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页。

[14] 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5] 焦守红、李明：《徘徊与突围：新世纪头十年文学发展鸟瞰》，《湘南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6] 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17] 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18]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19] 引自［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0] ［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7页。

[21]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2] 引自［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3] ［美］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4] 参见周宪、许钧《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出自［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晔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