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与境谐”：新世纪文学的新语境

自从2001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以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中国文论界所关心和争论的一个新话题，“文学终结”似乎成了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现状的归纳与未来走向的预测。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并没有听命于文学研究的权威话语和裁判指令，依然在“文学终结论”的巨大阴影中走过了第一个十五年，新世纪文学以多态化的存在大大地讽刺了“文学终结论”的臆测与妄断。十五年生聚，十五年教训，透过新世纪文学第一个十五年的繁华景象与喧嚣气象，我们不难发现：文学依然还是我们诗意的栖居所之一，文学还是文学，但文学又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文学与理想中的文学，文学正以裂变、畸变的姿态建构着“泛化”的文学行动、文学阵营、文学存在、文学空间与文学场域。正是如此，希利斯·米勒也不得不于2003年9月在《论文学》一文中申明他的辩证答案：“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设为基点。”[6]在希利斯·米勒看来，不同媒介的文学应该有不同的纪元，他所讨论的“终结的文学”应该是基于文字这种表达媒介和基于书籍、报纸、杂志等机械印刷媒介这种传播媒介的传统文学，而不是那些基于图像为主、文字为辅这种表达媒介和基于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电子媒介这种传播媒介的新世纪文学，他甚至认为新世纪文学将会在新媒介的修正、支撑与庇护下“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

正是如此，我们认为新世纪文学是在媒介制导下的文学，在这些媒介族群与媒介部落当中，对新世纪文学影响最深、制导最重的莫过于以广播、电影、电视为主的电子媒介和以网络、手机为主的数字媒介，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广告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博客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纷至沓来、争奇斗艳，这就是王一川所说的“没有媒介就没有文学”、南帆所谓的“新媒介新文学”，转生的旧媒介与新生的新媒介大大地修改着我们固有的文学观念、文学规则、文学惯例、文学思想、文学价值、文学行动、文学空间、文学形态、文学样式以及文学审美。新世纪文学身处新世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着浓郁而厚重的媒介文化、技术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全球同质文化等的烙印，而在这中间又以大众媒介生产、推介与引领的媒介文化最为显著，毕竟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媒介文化蕴含着诸如技术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全球同质文化的质素。具体地说，新世纪文学受到以影视为主的影像文化、以网络为主的网络文化、以手机为主的拇指文化的施控与受控。正如张邦卫所说的：“在媒介自身地位由依附走向操纵、由受控走向施控转换的基础之上，文学的媒介诸如报刊、出版、影视、因特网等摆脱了作为工具和载体的附属地位，转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成为文学的‘恩主’与‘掌门’，媒介的文化指令成为媒介文学的主要法则。媒介的推衍，极大地拉动了文学的进步；媒介的革命，深深地引发了文学的革命。”[7]所以，新世纪文学是新世纪大众媒介的后果之一，媒介制导不仅是新世纪文学的生存境遇与生态语境，也是新世纪文学抹之不去的基调与基色。这样，曾经主体化的文学不得不让位于客体化的文学，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媒介化的新世纪转型，这不仅是文学在新世纪对媒体霸权的一种适存策略，也是文学在新世纪的一种求生方略。所以，媒介制导下的新世纪文学，准确地说，就是媒体化语境下的新世纪文学。

在新世纪，媒介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生活既是媒介的内容，媒介也是生活的内容。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现实，即媒介现实。这也许就是现代传播媒介高速发展与迅速变迁之后最大的后果，即媒介的后果之一。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现实就只是媒介现实，而是说我们的现实更多地表现为媒介现实。“现实不是一堆无言的物质，它对我们说话，也就是说惟其出现于我们眼前、我们的意识中时，它才是对于我们而言的现实。常常不是现实沉默不语，而是我们自己的聋哑状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8]媒介现实正向我们锐步逼来，如德国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曾将其概括为“图像的世界”，法国境遇主义者居伊·德博尔将其描述为“景观社会”，约翰·伯杰名之为“影像社会”，让·波德里亚名之为“超现实”或“拟像”，马克·波斯特称之为“第二媒介时代”，杰姆逊称之为“后文字时代”，道格拉斯·凯尔纳称之为“媒介景观”，约西·德·穆尔（Jos de Mul）称之为“后历史与后地理的赛博空间”等，都十分精确地概括了媒介现实的存在。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列宁也认为：“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而存在的。”[10]毫无疑问，新世纪的社会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一种事实化的媒介现实。所谓媒介现实，既可以表征大众媒介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现实性与实存性，也可以表征大众所认知、所接受的社会现实根本上是由大众媒介所提供与建构的“拟现实”，这正如加拿大社会学家克楼克与库克所说的：“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利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11]“社会是电视的反映”，换言之，就是说在新世纪大众所知晓的社会是由电视所呈现的，比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局势、利比亚冲突、叙利亚局势、次贷危机、钓鱼岛争端、南海局势、朝核危机以及北京奥运会、底层苦难、“疆独与藏独”、汶川大地震、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大部制改革、习近平的强力反腐与强势“打虎”等，无一不是大众媒介的表达与过滤的“仿真现实”。事实上，克楼克与库克的“社会是电视的反映”与鲍德里亚的“电视就是世界”既惊似又精辟。

媒介现实的生成与定型，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渐变的动态过程，而在新世纪由于旧媒介的维新与新媒介的创新，如商业出版、大众读物、广告标牌、影视传媒、网络媒介、移动手机等，大众媒介的工具理性得以恣意的彰显，从而华丽转身为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审美文化等掌控性与制导性极强的功能主体，媒介现实的霸权也就实至名归了。媒介现实的霸权必然导致对植根于媒介社会、媒介现实的新世纪文学的制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世纪文学从根本上说是媒介制导的文学，这一点与“五四文学”的启蒙制导、“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民族制导、“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革命制导、“十七年文学”的政治制导、“新时期文学”的改革制导有着截然不同的禀性。

媒介制导下的新世纪文学，必然会情难自禁地步入“媒介化”的发展路径，这既是一种屈从，也是一种依附，还是一种合流，更是一种攀附。进入新世纪，大众媒介对文学的劝服早已转变为一种情难反抗、势难抵抗的征服。考察一下新世纪的文学现象，我们就不难发现：文学与传媒的联姻早已转换为传媒对文学的统治，文学只有依循传媒的商业法则、消费原则与文化指令才能拥有苟延残喘、生聚延续的曲径。对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深刻的论述，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与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结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12]被祛魅了的世界已经走向世俗化与消费化，被祛魅了的文学也已经走向媒介化。

在新世纪文学走向媒介化的动力过程中，新媒介如影视、网络、手机等担当了幕后推手的角色，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定位权。其实，所谓的新媒介其实是一个相对发展的概念。20世纪加拿大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将电视看作新媒介，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也将电视看作新媒介。而在新世纪，电视已经很难说是新媒介了，更多地我们把计算机网络、移动电话、智能手机等看作新媒介。当然那些在高科技支撑下的、升级换代的旧媒介，其实也是广义的新媒介。以网络为例，由于电脑与网络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成为人们驰骋遐想、表达自我的天地，当代人在网络上便捷地查阅资料、浏览新闻、发送电子邮件、发表作品、表达见解、QQ对话、视频点播、视频聊天、博客播客、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远程教学等，已形成了一种与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网络文化，以往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的审查制度在网络上基本没有了制约力，反对权威性、追求自由表达成为网络文化的基本特征，随意性、粗鄙化也成为网络文化的某种倾向。随着网络与移动手机的无缝对接，当代人曾经炫耀过的“你上电视了吗”、“你上网了吗”渐被为“你博客了吗”、“你微博了吗”、“你微信了吗”所一次又一次刷新。这样，新世纪文学在媒介的翻新中便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涅槃新生。

对新世纪文学而言，媒介的最大后果就是新世纪文学的媒介化，它既存在于文学的终结点上，也存在于文学的起始点上，新世纪的文学花园不过是媒介文化的一隅。这样，新媒介如影视、网络、手机等对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新的意味、新的形式。新媒介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进入了我们的审美生活，并引起了其从外到内的量变与质变。例如与商业出版相关的“青春文学”，与影视相关的“影视文学”、“影视小说”，与网络相关的“网络文学”、“博客文学”，与手机相关的“手机文学”、“短信文学”等，无不都是新媒介的直接后果。这样，新世纪的审美创造也因媒介的“外爆”而出现了文学的“内爆”。可见，媒介绝非物性与技术性，它内蕴着诗性的基因，有着审美创造的功能质素。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13]诚如此，新世纪的新媒介不仅塑造了我们，也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审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