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一 共产国际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研究述评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自改革开放后渐趋活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发生巨大变化，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陆续开放并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自1995年开始组织编译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到2012年已经全部完成俄文翻译版，共21卷，这套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命名的文献资料，为我们厘清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今为止，已召开了14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但就“共产国际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系统全面的著述，仅有为数不多的专著和论文涉及与本书相关的内容。

就国内研究成果看，涉及与本书相关内容的专著有：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1983），杨云若、杨奎松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88），黄修荣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下册）（1989），杜文焕、刘德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1991），王廷科的《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1992），周文琪、储良如的《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1993），周文琪的《谁主沉浮——毛泽东与共产国际》（1993），申长友的《毛泽东与共产国际》（1994），曹军的《毛泽东思想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1996），刘杰诚的《毛泽东和斯大林》（1993），曹军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2001），罗重一的《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2005），周文琪的《伟人的征程：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中的毛泽东》（2006），沈志华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2007），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008），陈亚联的《道路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2009），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2010），王占仁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2010），周文琪的《史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19—1991）》（2011），田子渝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2012），袁南生的《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2014），罗重一的《共产国际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史》（2015），黄修荣、黄黎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2016）。

论文方面直接涉及本书的有：朱培民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与共产国际的失误》（1985），孙其明的《共产国际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1987），李伯明的《试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988），袁南生的《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是否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1989），陆建洪、朱敏彦的《共产国际对中共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影响》（1996），张雄、苏进球的《共产国际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新探》（2005），曹健坤的《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1927—1931年共产国际档案资料评析》（2006），曹力铁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2007），王新生的《试论共产国际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2007），张喜德的《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促进作用》（2010），张弛、黄少群的《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农村中心”思想的提出和实践》（2010），吕偲、刘丽琼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2012），周治滨的《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战略策略的分歧及其启示》（2013），笔者也有这方面的论文述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2011），《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与中国革命重心转变探析》（2014）等。

国外研究成果专著方面与本书有关的研究没有，论文仅有[苏]А.М.格里戈里耶夫的《共产国际与苏维埃口号下进行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1930年》（1981），[苏]В.И.格卢宁、А.М.格里戈里耶夫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89），[美]肖作梁的《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乡对立》（1970），[美]桑顿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1987）等有所提及。另有[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其专著《毛泽东的思想》和文章《对毛泽东的初步重新评价》、[加]陈志让的专著《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日]小岛朋之的专著《现代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等诸位学者的著作及文章中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进行了正面中肯的评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历次学术研讨会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中也有文章涉及。

上述论著在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实施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认识：苏联史学界和美国学者桑顿为代表的外国学者认为，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首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共执行了共产国际这一事先设计。对外国学者的此种观点，国内学者进行了有力驳斥，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抵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探索出来的，共产国际对此完全起着消极阻碍作用。国内学者在共产国际对这一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影响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开辟了这一特色的革命道路，共产国际对此起过某种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是消极的。自2000年以来，随着俄罗斯档案的不断解密，对共产国际在这一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上所起作用又有进一步的认识，认为共产国际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因此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些已有研究成果对本书很有启发意义，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就已有研究来看，多以中国内部环境为研究视角或多就某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缺少从世界大背景的宏观分析和全面系统的阐释和梳理。本书拟从这些不足入手，充分利用新解密的档案史料，通过国际大背景的视角，以联共（布）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方针政策的变化，进而影响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来考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整个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共产国际之影响，对此做一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深化，特别是对一些有分歧的问题进行更客观、更符合历史事实的深化，以期得出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结论。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研究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的这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探索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找到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地知道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这条革命道路之所以谓之“中国特色”，是因为它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曾被巴黎公社尝试、后被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验证的“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模式。它具有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没有从城市发动工人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而是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然后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道路之所以走了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范式武装夺取政权不同的路径，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由特殊国情决定下的特殊的中国革命，由此决定了中国特殊的革命道路。在这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是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是从中共二大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而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无法避开的。探讨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给予的影响，不仅在理论上能够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而且在实践上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走向胜利。

三 共产国际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研究的内容

共产国际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研究，重点探讨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给予的影响及作用，这种影响及作用呈现出的双重性给中国革命特别是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带来的影响；探讨共产国际之所以有此双重性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力求在宏观的国际大背景下客观、全面地揭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影响的程度，评述由此对中国革命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启示。

《共产国际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研究》是笔者读博士时一直进行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后博士毕业论文选题也源于此。做博士论文时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37—1943）18—21卷尚未出版，对和这一时期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的探讨尚浅。现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37—1943）18—21卷已经于2012年7月出版，且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全26册）也已于2011年5月出版，其中有三百余篇是首次发表，通过对这些新解密档案资料进行全面的把握，在前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争弥补当时博士论文史料不充分的缺憾，达到以下效果：第一，以整个国际大背景中联共（布）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着共产国际路线方针进而决定中共政策变化这一视角，全面考察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所给予的影响；第二，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全面地探讨共产国际对其的影响，研究二者之间的输入输出关系；第三，充分利用最新档案资料，能够对党史上一些问题进行更客观、更符合历史事实的深化拓展，如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有一个态度变化的过程，有一个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等。研究着重于充分运用新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以上三个方面弥补之前相关研究中的不足。

四 共产国际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研究有关概念的界定

（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所指时期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学界已公认的观点。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包括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从宏观角度讲，是指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探索；从微观内涵来说，则是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理论”[2]。笔者同意学界公认的观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本书主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不涉及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二）“共产国际”在书中指代的范围

本书研究的内容时间涵盖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到1943年解散的全过程，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共仍然受到苏联的影响。

从解密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自成立之日起，就和俄（联）共（布）[3]领导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共产国际是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人倡导下创立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机构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政策多在俄（联）共（布）领导人参与下制定、决策。虽然俄（联）共（布）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这个支部很特殊，俄（联）共（布）中央实际上领导着共产国际，而不是共产国际领导俄（联）共（布）。所以，共产国际的政策多随着苏俄（联）内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人后，共产国际实际上成为体现苏联外交政策的执行机关。

共产国际和俄（联）共（布）的这种特殊关系，鲜明地体现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顾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联）共（布）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苏联《真理报》的评论文章，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季米特洛夫等苏俄（联）领导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等，都对中国革命施加着程度不同的影响，都对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上起着影响和作用。所以，为了行文方便起见，对俄（联）共（布）名称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的机构、个人和报刊等，一律用“共产国际”作为标题，在具体的行文中，再进行明确区分。

注释

[1]郑德荣、王占仁：《全面准确理解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2期。

[2]王红霞：《精准理解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求索》2016年第12期。

[3]从“俄共（布）”到“联共（布）”的称谓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它是随着十月革命胜利后政权的日益巩固不断演化而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3月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又决定将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俄共（布）”是1918年3月到1925年12月对“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简称；“联共（布）”是1925年12月到1952年10月对“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简称。“苏俄”时期指的是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2年年底苏联成立这段时间，1922年12月底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