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笔者虽然不是安徽桐城人，但从事桐城派研究已近二十年。在这一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不管是对桐城派还是对桐城这座城市都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曾多次到桐城考察交流。每次到桐城，都发现桐城派与桐城的联系是如此紧密。虽说桐城派消亡已近百年，但桐城派在桐城几乎是妇孺皆知，这与那些曲高和寡的传统学派在当代中国的境遇显然有所不同。经过一个多世纪时光的洗刷，每一个到过桐城的学人仍能强烈地感受到桐城派曾有的学术生命与影响力，这也是促使我对桐城派展开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桐城派因桐城而得名，而桐城也因桐城派而彰显于世。其实，自前清以来，桐城派之于桐城这座城市就具有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在清代传承近两百余年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及学术派别以这座城市命名，使这座地处安徽南部的城市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历史文化名城。桐城派由桐城人开创，并以桐城冠名，使它具有了强烈的区域色彩。这种区域色彩使桐城派对桐城人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故桐城人在桐城派中占据相当比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桐城这一特定区域而形成的同乡关系在桐城派创建初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如果桐城派一直囿于区域的限制，那么它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掀起波澜，但一代代桐城派学人通过在全国各地书院的讲学活动及其他学术传承方式，使桐城派在人员构成与影响上不断突破区域的限制，最终发展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及学术派别。当然，桐城派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派还有别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这个以城市命名的学派的学术主张不仅是对唐代以来古文运动的发展，还顺应了清代学术、文学的发展大势；顺应了当时的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这就使桐城派从创建之初就超越了地域的限制。换句话说，桐城派的学术主张不仅仅是以方苞、刘大櫆、姚鼐、吴汝纶等为代表的清代桐城学人的主张，更是以桐城的名义展现了超越桐城乃至超越时代限制的学术主张，这种“超越”也许正是桐城派的生命力与魅力所在。当今中国的不少城市都在打造属于自己的学派，对于这些城市而言，桐城派的发展史应该有不少借鉴意义。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桐城人姚鼐的这句名言既道出了一个桐城人的自豪，也道出了桐城派所以立派扬名的重要原因，即桐城派文章不仅是属于桐城的，也是属于“天下”的。这种“天下”的视野正是桐城派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派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有地方文化特色，又能突破地域局限的地方学派才有可能在全国性的范围产生重大的文化及学术影响，这种全国性的影响不仅不会阻碍地方学派的发展，反会促进地方学派的发展，同时还扩展了地方的文化美名。纵观近代以来有关桐城派的研究，也是一脉相承地体现了桐城派超越地域性限制的文化特色，来自不同地域的海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桐城派所展开的研究使桐城派研究得以不断深化拓展。

笔者近年来就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对桐城派展开研究，先期发表的一些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文章或专著就分别从文学、教育、社会思潮、文化等角度展开，本书则是尝试从学术视角展开研究。虽说学界已有不少从学术角度对桐城派展开研究的成果，但笔者力求将桐城派置于清代学术流变的大背景中进行系统研究。归结起来，本书力求展现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学派，又与清一代理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总体来看，桐城派是一个超越了区域限制，在清代学术领域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派。二是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清朝的官方学术即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三是桐城派作为清代宋学一派的中坚，虽然与汉学派攻讦不休，但纵观桐城派的发展，其严分汉宋的学术主张最终还是转向了学术上的兼收并蓄。这既是近代中国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也是桐城派历代学人学术胸怀的生动体现。当一个学派在学术上呈现出开放的态势时，这正是其学术自信的体现；反之，当一个学派固守学派壁垒时，恰是体现出其学术上的不自信。桐城派最后走向消亡，虽与近代学术与社会发展大势相关，也与其自身在最需要开放兼收的时刻转向固守门户有关。四是作为清政府官方学术维护者的身份既决定了桐城派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在学术上不可能有太多创新，桐城派及其学术思想随清政府兴而兴，亦随清政府亡而亡的命运也自在情理之中了。世上既没有永存的学术派别，也没有能永远开新的学术派别。与任何一个传统学派一样，桐城派有兴盛之时，也有衰亡之时。评价一个学派时，不能仅取其衰亡阶段的表现而对其做出整体上的否定判断。

桐城派能在有清一朝延续二百余年，发展高峰时，追随者“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天下翕然，号为正宗”，其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声势之盛，已经充分展示了桐城派在兴盛时期的文化与学术生命力。桐城派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学术宝库，不管是对桐城派发展流变的研究，还是对桐城派内在生命力的探寻，诸多方面都还值得继续深入挖掘。从扩展开来的意义上看，对一个传统学派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学术生命力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乃至是对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