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初的文化政策与清朝官方学术的确立

“义”是桐城派“义法”说的学理核心，所谓“义”其实就是程朱义理。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桐城派常常被视为程朱理学的坚定维护者。当然，这正是桐城派在有清一朝得以产生、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要厘清桐城派在清朝的文坛、学界长盛不衰的原因，有必要对程朱理学在有清一朝的地位稍作说明。

清入关以后，在文化、学术上迅速认同儒家文化。顺治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就发工修缮孔庙，并亲祭孔子。大致在康、乾时期，程朱理学定于一尊的格局就确定下来。这种一尊格局在以下两个方面得以清晰体现。

其一是康熙本人对朱熹的推崇。[12]康熙曾说：“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瑕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13]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中，皇帝的喜好与选择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选择及学术取向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4]

其二是程朱之学被清代统治者上升到了维护“治统”的高度。康熙对朱熹的推崇并非仅仅缘于对其学术的喜爱，康熙等清朝历代帝王所以弘扬朱子之“道”，目的最后还是落在对清王朝“治统”的维护上。康熙在《四书明义》序中对此表述得很清楚：“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所系。”乾隆也曾说：

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为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泽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事业，治则实功。[15]

乾隆的这段话包含着一系列的逻辑判断：治统的合理性来源于道统，道统之“明”则来源于学之“正”，故学之“正”事关治统。乾隆这里对治统、道统及学术关系的表述较为典型地展现了一个传统专制王朝的统治者对学术地位、学术功能的看法与定位。在乾隆看来，清代统治的合理性与周、程、张、朱子一线的理学紧密相关。“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这句话将理学的政治功用及理学在清代的政治地位表述得淋漓尽致。

对于清初统治者何以要将程朱之学定于一尊，钱穆有颇为精当的表述：“遗民不世袭，中国士大夫既不能长守晚明诸遗老之志节，而建州诸酋乃亦倡导正学以牢笼当世之人心。于是理学道统，遂与朝廷之刀锯鼎更施迭使，以为压束社会之利器。”[16]钱穆于此将“理学”称之为“正学”，所谓“正学”，强调的是学术在政治意义上的正统地位。在康熙等清朝帝王手中，所谓正统学术无非就是“压束”“牢笼”社会的利器。由此看来，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中，权力才是决定一种学术是否具有正统地位的根本所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当一种学术与权力搭对并为权力服务的时候，它自然就会获得权力的庇护与支撑。理学强调治统、道统的维护，自然能获得权力的庇护。康熙年间，康熙帝的两项举措就直接提升了理学地位：一是朱熹得配享孔庙，位居十哲之次，这是程朱之学正统地位得以确立的最重要标志；二是朱注四书五经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读本，这就从教育制度及官员选拔制度两个方面确立了程朱之学的权威地位。

程朱理学在清王朝被定于一尊大致起于康熙年间，而崇尚理学的桐城派也恰好起于康熙年间，这种巧合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个联系就是清王朝的权力需要与学术迎合之间的联系。当然，这种迎合不一定是刻意而为之，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即某种学术、某个学派的主张正好符合权力的需要并因此受到当权者的青睐。偶然也罢，刻意也罢，学术一旦与权力结盟，也就成为了权力的一部分，其命运也就与权力相始终了。如果以水比权力，以舟比学术，古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倒也很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清代政权与官方学术之间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持道统论的桐城派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故其兴衰起落不仅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也与清王朝的盛衰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程朱理学被定位为清朝的官方学术，与清朝的统治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神圣性与合理性的理论工具，这就是桐城派所赖以生长的政治学术“土壤”。在这块特殊的学术“土壤”上，那些适宜的学术“种子”自然能生根发芽。桐城派以古文宣扬程朱之“义”，就是适宜在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一颗“种子”。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能很容易理解桐城派在康雍时期的异军突起并在清代绵延达二百多年之久的内在原因了。即便是在乾嘉时期汉学风头最盛的时候，处于发展低谷的桐城派仍能与汉学派展开正面交锋，它所依恃的就是居于正统的学术地位与皇权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