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研究目的 意义及范畴

一 研究目的及意义

《金瓶梅》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代表了以世俗题材为中心的长篇虚构叙事文体的兴起，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自小说一问世，就引起了强烈争议，可谓毁誉参半。而正是官方、民间、学界之间此起彼伏的纷争使此书不断被批判却又不断被重新审视。因此，不同层次的“话语场”如何建构《金瓶梅》的意义和价值并对此书跨越时代和地域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何种影响，便成为一个值得讨论和深思的议题。

总的来看，进入20世纪之后，《金瓶梅》才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被纳入国内外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框架之中，并通过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话语体系得到了系统性的研究和阐释。20世纪中期以来，日本与美国《金瓶梅》研究尤为突出。80年代以后，中国《金瓶梅》研究也开始崛起。随着国际《金瓶梅》研究的兴盛，国内外学界的交往也日渐增多。相比较而言，中国与日本金学界联系较为密切。同时，国内对西方《金瓶梅》研究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翻译和介绍了不少相关研究著述，但从总体来看，还显得不够充分，不少有关《金瓶梅》的海外研究资料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自8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金瓶梅》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值得探讨和关注的学术著述。

概括而言，本文的研究目的至少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是对《金瓶梅》在美国的研究状况做出资料性的梳理。通过整理新的研究材料，给国内学界提供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海外汉学的理论研究视角。其次，以跨文化视域为基点，对新材料进行总结、归纳，进一步探讨英语世界的研究特色和所存在的问题，指出其研究中的得失，如难以避免的“文化误读”和“过度阐释”等跨文化研究中的热点议题。最后，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出发，探讨《金瓶梅》在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的“文本变异”现象。《金瓶梅》在英语世界被接受和认同的过程，正是其被“重构”和“变异”的过程。以这本明代奇书为个案，有助于了解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及古典文学应如何走向世界，如何应对跨文化中的各种棘手问题，这对于复兴中华文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的意义在于以《金瓶梅》在英语世界的研究状况为基点，进一步折射出域外汉学的跨文明特质。比如说，不少研究《金瓶梅》的欧美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论（如明清小说评点）的影响，而在一些华裔学者著作中，则显示出中西两套不同理论话语体系，这显然都具有跨文化的意义。

总的来看，英语世界的《金瓶梅》研究一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国际视野，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难以避免的文化过滤与误读现象，这就涉及中西异质文化背后所存在的天然差异。关于《金瓶梅》这部明代奇书，欧美汉学界与中国学界在不少问题上显示出明显的不同，对此并不能武断地做出是非评判，而是要进一步考虑到背后所涉及的中西文化不同的语境。站在跨中西文化的立场来看，中美学界的关系如同“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异质性”，然而，正是这种异质性，使两者之间获得互补和交流的可能。要避免“独白体”，使“自我”的言说与“他者”的阐发形成对话，就必须突破人为的设限，打破异质话语之间的鸿沟，为“自我”与“他者”之间创建跨文明的对话平台。探讨《金瓶梅》在英语世界的研究状况，正是试图构建这种跨文明的沟通和交流的对话平台。

二 研究内容及范畴

本文的研究内容为英语世界的《金瓶梅》研究，因而有必要对研究的基本范围做出说明。

第一，本文所指的“英语世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总体性的学术范畴，主要指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欧美国家和地区。就《金瓶梅》在英语世界的流传和接受来看，主要以英国和美国为中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瓶梅》早期的英文版就已经在英国出版。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整体性、系统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汉学界。因此，由于英语世界《金瓶梅》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美国汉学界，本文将主要以美国学界为研究重心来挖掘。

第二，从研究主体来看，英语世界的《金瓶梅》研究者具有鲜明的跨国性与跨界性。不少汉学家很难仅仅从“国别身份”来界定其学术影响力。比如“英语世界”中最早一部关于《金瓶梅》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韩南就具有鲜明的“跨国性”。1960年，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完成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瓶梅〉的创作和素材》（A Study of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此文在英语世界乃至国际金学界都具有开拓意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韩南的身份具有鲜明的“跨国性”。他出生于新西兰，本科和硕士就读于新西兰大学，博士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并曾于1954—1963年期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之后，韩南来到美国，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并担任过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因此，很难说韩南是纯粹的“美国汉学家”，因为他显然也深受英国汉学的影响，所以将其归结为英语世界的汉学家更为妥当。类似于韩南这样的欧美汉学家并不在少数，其跨国和跨地域的特殊身份特别值得注意。

此外，英语世界的《金瓶梅》研究涉及不少华裔学者。他们的身份天然具有“跨文明”色彩。总的来看，这其中有一部分是随祖辈生长于欧美的华人，有些是从大陆或港台留学于欧美或在欧美从事文学研究的华裔学者。而从性别来看，女性学者在《金瓶梅》研究中占据了不小的比重，并涌现出一批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而这种主体身份的差异，也直接或间接体现在研究之中，这就涉及跨中西异质文化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三，从语言及文化背景来看，英语世界《金瓶梅》的学术研究以英文为通用语言，但并不排除某些汉学家的中文著作。由于这一部分汉学家长期受到美国汉学学术体制的影响，因而从学术背景上来看已经具备跨文化的意义。

因而，美国的《金瓶梅》研究需要兼顾多个层次及因素，但从整体来看，主体脉络清晰而完整。其核心文献资料主要来自美国学术体系之内，如汉学相关的各种学术科研机构、协会社团、出版社和期刊等。但在某些边界上可能存在一些需要澄清之处，对于特殊的材料，笔者将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说明。

立论于“英语世界”，这一方面是为了使研究范围更为明确，另一方面也使研究对象更为集中，从而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出《金瓶梅》在西方的研究特点。然而，这并非是要制造一种封闭或自我设限，而是将英语世界《金瓶梅》研究界作为一个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参照系，从而使国内学界能够通过对比和研讨，然后反观自身，以至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金瓶梅》这部明代长篇虚构叙述文学作品。因此，尽管日本、欧洲等美国之外的《金瓶梅》研究不属于本文的中心范畴，但这绝不代表可以忽略，正相反，这一部分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提供了一种跨越中西文化的开放视角。只有在这种多元化的比较视域之下，才有可能实现异质文学理论话语之间的互补、互证与互识，真正促成国际《金瓶梅》研究之间的交流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