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现状述评

陇东南地区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丰富，特色经济富有优势，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潜力巨大。为了深入地研究本课题，首先要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作全面细致的梳理。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鉴定性评述的基础上，确定本书的研究起点。学界目前有关陇东南地区民间文艺的整理研究的成果，可分为对陇东南地区民间文艺的整理和研究两类。

一　陇东南地区民间文艺的初步收集、整理

陇东南地区地处陕甘川交界地带，是秦陇文化、巴蜀文化和藏羌文化交汇之地，境内民间文艺形式繁多、特色鲜明，如天水市的伏羲文化、女娲文化、轩辕文化、三国文化、百里石窟文化、秦安小曲、武山旋鼓、天水羊皮鼓等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间诗碑、契约文书、地方小戏等格外丰富。陇南市的先秦文化、西和乞巧文化、文县白马藏文化、成县西狭文化等地域文化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人文资源研究、保护方面，杜甫同谷诗文化、西狭颂文化、陇南金石资料、陇南小石窟艺术、白马藏族文化、三国古战场文化、特色农业文化富有特色。人文历史方面，有成县《西狭颂》、吴挺碑、杜甫同谷诗、《新修白水路记》等；在民俗文化方面，有徽县的嘉陵号子、成县山歌、康县走婚习俗等；在工艺美术方面，有玉雕、石雕、草编、竹编、根雕、蛋雕、文县白马藏族服饰等。

陇东地区的平凉、庆阳两市历史悠久，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北魏、隋唐时期最为鼎盛。早在隋代，隋文帝杨坚下令在大兴国寺修建了舍利塔和地宫，供养佛祖舍利。大云寺是武则天敕建的目前发现唯一供养佛祖舍利的圣地，其地宫和舍利石函中的金棺金椁，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葬制纳入佛教，开创了用棺椁瘗埋舍利的先河，在佛教考古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西王母文化源远流长，以西王母信仰为核心，形成了以宫庙、碑刻、文献等有形文化和神话、传说、故事、民俗等无形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化，传承了两千多年，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起着联系乡谊、敦睦亲情、寻根怀祖的重要作用。灵台县是西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的故乡。皇甫谧在医学、文学、史学和哲学等领域均有杰出成就和重要影响。特别是十二卷《针灸甲乙经》流传千古，奠定了中医针灸学科的理论基础，开创了世界针灸医学的先河。陇东老区是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根据地既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又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既是陕甘宁边区的大后方，又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重要改革试验区，红色文化内涵丰富、特色独具。

临夏、定西地区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同样异彩纷呈。流行在岷县中寨、维新部分村社的一种祭山神舞——巴当舞是我国边陲各民族历史发展、文化交融和演变的活化石，具有很高的文化与研究价值。“花儿”是流行于大西北部分地区的一种原生态民歌。其歌名是流行地区的民众对该歌种的原本称谓。2004年，岷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联合国民歌考察采录基地”，“二郎山花儿会”被列为“甘肃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大试点项目”之一。原生态的“洮岷花儿”除了它古老的音乐美之外，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增强了它的艺术美。花儿会盛大的规模，丰富的民俗事项，成为岷县广大群众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增强凝聚力的有效形式。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民间艺术包括传统曲艺、音乐、舞蹈、绘画等；特别是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河州贤孝、临夏砖雕制作工艺等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靖傩舞傩戏、保安族口头文学与语言、东乡族口头文学与语言以及临夏雕刻葫芦技艺等项目富有民族特色，闻名海内外。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明显的区位优势，使陇东南地区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当地政府注重积极挖掘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对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普查和挖掘整理，不遗余力地保护民俗民间文化，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县两级保护体系和平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库。同时，还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制度的实施，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鼓励带徒传艺，举办相关传习活动，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的创造活力。对符合条件的艺人进行申报，鼓励文化传承。

二　陇东南民间文艺的初步研究

张维（1889—1950）是甘肃在民国时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在陇右史地和民间文艺文献整理方面颇具功力，其所著《陇右著作录》《陇右金石录》《陇右方志录》诸书以及《陇右文丛》《陇右诗抄》《甘肃史料辑录》《仇池史料》《陇右史抄》[52]等，集陇右地方文献之大成，其中包含不少陇东南地区民间文艺的基本文献。冯国瑞先生对陇右地方文献亦多整理之功，其辑的《守雅堂稿》[53]、《麦积山石窟志》等亦对陇右地方文献多有收集。赵子贤先生（1908—1980）生前致力于西河乞巧歌的收集整理，编有《西河乞巧歌》[54]，这是目前收录西河乞巧歌最全的一部书。国家民委组织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涉及陇东南地区特有民族的有《东乡族简史》[55]《保安族简史》等[56]，提供了上述民族民间文艺的基本线索。西北师范大学刘基主编《华夏文明在甘肃》历史文化卷、创新发展卷[57]，每卷又分为上、下两册，共4册100余万字。马自祥《东乡族》[58]、白志勇《甘肃东乡族史话》[59]等专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东乡族的族源、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等，马自祥编著的《东乡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60]是目前整理出版的第一本研究东乡族古籍的专著。马少青著《保安族》[61]、《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62]，杜鲜、彭清深主编《保安族——甘肃积石山县大墩村调查》[63]，郝苏民主编《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64]等，论述了保安族民间文学的审美特征。平凉市出版了《平凉史话》系列丛书、《灯盏头戏曲志》《西王母民俗录》《梦幻西王母》等一批书籍。陇东学院齐社祥《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65]，曲涛《庆阳特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卷》[66]，高新民、高原《庆阳特色文化研究·岐黄文化卷》[67]，刘治立《庆阳特色文化研究·农耕文化卷》[68]等对庆阳地区民间文艺进行了论述。郗慧民《西北民族歌谣学》[69]、周亮《花儿的文学性与音乐性关系及传承研究》[70]等主要论述了“花儿”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及其审美特色。

就研究论文而言，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著名学者赵逵夫先生《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71]《从〈二郎爷赶山〉的传说说到白马人的来源与其民俗文化的价值》[72]《陇东、陕西的牛文化、乞巧风俗与“牛女”传说》[73]《牵牛织女传说的考察》[74]等，这些论文深入探讨了陇东南地区西河乞巧习俗、牛郎织女传说的文化内涵，拓展了陇东南民间文艺的研究深度。兰州大学柯杨先生长期以来从事“花儿”的研究，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如《“花儿”溯源》[75]《河州花儿——回族人民生活与文化的缩影》[76]《花儿会——甘肃民间诗与歌的狂欢节》[77]《莲花山花儿程式论》[78]《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创新》[79]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甘青地区东乡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口头传统当代传承调查》[80]对东乡族、撒拉族、哈萨克族进行了田野考察。有关东乡族民族文献的研究论文参见陈文祥《东乡族研究现状及其前景展望》[81]，马亚萍、王琳《20年来东乡族研究述评》[82]等。马峰明《忧郁的民族　　悲怆的花儿——试论东乡族花儿的美学特征》[83]、杨志娟《大河家的故事——保安族民俗文学述评》[84]、伦珠旺姆《水：精神家园的神话喻体——保安族神话传说话语分析》[85]对东乡族、保安族民间文学做了论述。魏泉鸣《保安族“花儿”的格律》则论述了西北“花儿”艺术的审美特质。

三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从上述研究现状的梳理来看，目前的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呈现出不断开拓、不断深入的良好局面，一些学界著名的一流学者如赵逵夫先生等也积极从事陇东南民间文化、民间文艺的研究，发表了诸多开拓性、原创性的成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就整体而言，陇东南民间文艺研究还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陇东南地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上处于未开发状态，绝大部分文化资源尚未得到挖掘、整理。仅徽县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达20余项之多，更谈不上深入、系统的研究。嘉陵号子徽县缺乏专业的音乐人才，无法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致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能开发，深以为憾。康县南部乡镇至今流传将男方“嫁到”女方家的婚俗，和云南泸沽湖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可以媲美，是非常值得发掘的旅游资源。由于没有专家系统的研究、开发，相较于云南泸沽湖摩梭人走婚的旅游价值，康县婚俗至今不被外部所了解，更谈不上什么文化效益。

二是陇东南民间文艺整体研究尚处于初级的起步阶段。首先，许多民间文艺形式活跃在广大乡土社会，田野调查，全面的考察、收集、整理工作尚未充分展开，故我们至今仍然摸不清陇东南民间文艺的全部家底。其次，目前的研究仅仅在远古伏羲女娲文化、西和乞巧文化、牛郎织女传说、“花儿”等个别课题上具有一些高质量的成果。其余大多数的民间文艺形式无人问津，或无高质量成果问世。

三是地方民间研究人士和高等院校专业科研人士之间的联系、联合、沟通不够。陇东南地区一些民间学者的长处在于土生土长于乡土社会，熟悉自己生活地区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但研究的视野不够广阔、知识储备不够，面对内容繁复的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大多数民间学者只是停留在“栩栩如生”等鉴赏、介绍层面，无法挖掘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审美特质。高校民间文艺的研究者一方面占有的资料不够全面，同时不可否认还存在某些对民间文艺研究相对忽视的情况，忽视了民间口传文学、俗文学等的研究，忽视了雅俗文学互动的传统。如陇右地区的“唐僧取经图”是《西游记》成书的重要推手，强化了《西游记》的传播。对于大量的“图志”文献，却少有陇东南地区学者利用之来阐释陇右独特的文学现象。

正如杨义先生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相当程度地忽略了我国多民族、多地域、雅俗文学形式互动共谋的文学发生实际情况，对数量异常丰富、内容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地区文学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我们单纯地、片面地依赖用语言文字来记载的书面文学史，不能从“文学图志学”视角，利用鲜活的图志文献来阐释文学；我们过多地套用外来的一些概念，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活生生的本土原创智慧，因此，必须从地理学、图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视野出发来研究陇东南民间文艺。[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