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旧时代文学转型之前驱
身处新旧时代的交接点，皖籍南社成员中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中国文学必须开创新局面，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救国救民之使命。王钟麒在《论今日改良文学之必要》一文中就曾疾呼：
……今日非文学衰亡之时代，正输进新文学、调和旧文学，而另开新世界之时代也。吾同胞诚能遵此三者而休息之，何风气之不开、何事业之不兴？性情可以变易，风俗可以转移。作运会之前驱，为国民之先导，吾惟望吾国之卢梭、史可忒其人速出世，以拯我祖国。念相需之太急，思来日之大难，安得不上求黄炎、下视屈宋，三薰三沐，求其速降宁馨儿，以亢我宗也！[67]
在纵论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后，他以为中国学术界应“取泰西之长，以救吾之短”[68]，在回顾中国历代小说史后，他又提出，今日文学家欲发挥小说效力，
不可不自撰小说，不可不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为之，不可不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为之。[69]
为实现这一目的，他积极倡导白话文学创作，不仅参与《安徽白话报》的创办，出任主笔，还一度实际主持报务。《安徽白话报》出刊首日，王钟麒就于此发表白话小说《重阳登高》，讲述革命志士对国家形势的忧心忡忡，次年又刊登白话讽刺小说《大王神》，矛头直指愚昧无知的清政府官员与盲从的百姓。
可惜的是，王钟麒英年早逝，未及全身心投入“输进新文学、调和旧文学”之运动，更未及迎来此后的新文学大潮。但是，另两位皖籍南社成员胡怀琛与梅光迪却迎来了这一机遇，并积极投身其中，且他们的参与皆与“皖籍”身份有关，与新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同样诞生、成长于徽州文化圈的胡适相关。
胡怀琛[70]于辛亥革命爆发后，与柳亚子一起编撰《警报》鼓吹革命，先后曾任《神州日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编辑，并结识了皖籍革命家陈独秀等新文学先行者。一旦呼吸到新文学的空气，他便立即进入新文学领域。胡怀琛对于新文学的探讨是从引进外国文学开始的。早在清末，他就推出中国第一部专论译诗之《海天诗话》，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外来诗作：
孰谓西诗无益于我乎？大抵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想。[71]
西人诗大半激发人之志气，或陈述社会疾苦，字句不嫌浅易，而以能感人为归。[72]
他欣赏英国作家肯斯里西：
善摩写小民疾苦，能使读者陨涕。彼国民率爱读之，而富人视若仇雠。[73]
他称赞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阿明海岸哭女诗》“苍凉悲壮，使读者泫然泪下”[74]，对于“醉心自由”的拜伦，胡怀琛更是深表景仰，并在《海天诗话》中破例收录胡适所作拜伦年表。目及日、英、德、法、意大利、芬兰、印度等诸多国度之诗人诗作，胡怀琛或述或评，视野开阔，南社社员、香港《华字日报》《实报》主笔、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潘飞声因此称赞《海天诗话》是：
君为广大教化主，重译佉卢作正声，看掣鲸鲵东海上，五洲大地拓诗城。[75]
此后，在谈及中国现代小说时，胡怀琛又说：
自从西洋小说输入中国以后，才使中国的文人看重“小说”，认为他是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大变化。自从林琴南大量的介绍西洋小说到中国来，才使中国人普遍的知道西洋也有好的小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次大量的介绍西洋小说到中国来，才使中国的读者认识西洋小说的真面目。最近十年来，中国人的创作已和西洋小说走上一条路，单就中国方面说，是一种空前的创作。[76]
一方面满怀热情介绍外来文学，另一方面激情四溢地开始新文学创作。作为新文学两大旗手陈独秀与胡适的安徽老乡，胡怀琛对白话诗必将取代旧体诗充满信心，他热情赞美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新诗之问世，“乃如摧枯拉朽”[77]，彻底动摇了旧体诗的地位。正因为持有这一信念，早在1919年他就写出《长江黄河》《自由钟》等白话诗，告别传统诗歌的写作方法，以通俗的语言形式纵情歌唱祖国，歌唱自由：
长江长；黄河黄。滔滔汨汨，浩浩荡荡。来自昆仑山；流入太平洋。灌溉十余省，物产何丰穰。浸润四千载，文化吐光芒。长江长！黄河黄！我祖国我故乡！[78]
竖起独立旗；撞动自由钟。美哉好国民，不愧生亚东。心如明月白；血洒桃花红。区区三韩地，莫道无英雄。悠悠千载前，本是箕子封。人民美而秀；土地膏而丰。那肯让异族，长作主人翁？一声春雷动，遍地起蛰虫。祖国人人爱；公理天下同。我愿和平会，慎勿装耳聋！[79]
1921年3月胡怀琛结集出版《大江集》。这是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二本个人新诗集，其中不仅收录自撰《长江黄河》《自由钟》《老树》《明月》等白话诗30余首，而且收录国外诗人译作《燕子》《百年歌》《花子》等11首。
在新旧文学转型时代，胡怀琛的另一贡献是在文学理论建设方面。自新文学诞生起，他就密切关注新文学的发展，接连推出《白话文谈及白话诗谈》《尝试集批评与讨论》《新文学浅说》《新诗概说》《小诗研究》《文学短论》《中国文学史略》《诗学讨论集》《诗歌学ABC》《中国文学辨正》等专著，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之中。他毫不怀疑新文学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认为新诗的兴起是：
为时势所逼迫，不得不变。做诗人的环境都已变迁了，他做的诗，怎能不变？如要不变，便违背发表自己感情的本旨，便不是真诗。[80]
他相信：
凡事穷则变……一个老法子，用得滥了，他动人的效力也渐渐失了，所以要变。现在的旧体诗，岂不是滥极了么？[81]
他指出旧体诗发展到如今，只能：
装饰他的表面，却不知诗的精神早已失了，所以不得不有新诗发生。[82]
与同时期一般的新文学倡导者不同，胡怀琛始终将新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进行审视，他认为新文学应当汲取外来营养，但又坚决指出：
我以为欲研究中国文学，当然要拿中国文学做本位。西洋文学，固然要拿来参考；却不可拿西洋文学做本位。倘用西洋文学的眼光，来评论中国文学；凡是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不同的地方，便以为没有价值，要把他根本取消了，我想是没有这个道理。[83]
他肯定发展新文学的必要，但又认为新文学的发展必须从古代文学中汲取营养，希望建设一种“采取新旧两体之长，淘汰新旧两体之短”[84]的“新派诗”。他积极地为新文学建设出谋划策，但策略中也有很多对于传统文学的关注。譬如，在《白话文谈及白话诗谈》一书中他就提出：
分文学为两大部，（一）古文（二）今文……出两部字典（一）古文字典（二）今文字典……清理古书，将今日以前所有的书籍清理一番；编一目录，供人家查考……翻译古书，将有价值的古书次第翻成今文。[85]
本着对新文学负责的态度，他热心为胡适修改《尝试集》，并毫不客气地指出：
既然负了倡造新诗的责任，自然要完全做得好，既然负了廓清旧诗的责任，也应该将旧诗的内容晓得十分清楚，然后好是好，坏是坏，断不能一笔休杀……我也不是说先把旧诗做好了，然后改做新诗，我只是说担任倡造的人，开口批驳的人，不得不多用几年功，然后再说话。[86]
1938年，日军侵占上海，胡怀琛于愤激中病逝，没有在此后的文学史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但是，历史终不会埋没这样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中国文学的学者。若干年后，他的朋友赵景深在回忆录中提到胡氏一首咏天竹的小诗，以为很能代表他当时的心迹：
苦心孤诣向谁论？热烈情怀只自珍。拼洒胸头千点血，造成血里一团春。[87]
比胡怀琛更早介入新文学之发起与倡导的皖籍南社成员是宣城梅光迪[88]。他是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也是学衡派创始人。梅光迪1911年赴美留学，1912年在致胡适信中，就表达了他对新时代文学的看法：
一国文学之进化，渐恃以他国文学之长，补己之不足……将来能稍输入西洋文学知识，而以新眼光评判固有文学，示后来者以津梁，于愿足矣。[89]
在回应胡适“作诗如作文”之论时，梅光迪并非如坊间所传一味否定，而是十分诚恳地建议：
吾国近时诗界所以须革命者，在诗家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知效其形式，故其结果只见有琢镂粉饰，不见有真诗，且此古人之形式为后人抄袭，陈陈相因，至今已腐烂不堪……究竟诗界革命如何下手，当先研究英法诗界革命家，比较Wordsworth or Hugo[华兹华斯或雨果]之诗与十八世纪之诗，而后可得诗界革命之真相，为吾人借镜也。[90]
此后，他又再次建议并鼓励胡适：
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 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91]
弟窃谓文学革命之法有四，试举之如下：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如科学、法政诸新名字，为旧文学中所无者。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弟窃谓此数端乃吾人文学革命所必由之途，不知足下以为何如。[92]
诚然，梅光迪与胡适在文学革命的方式、路径方面，存在很大分歧，但这毕竟不是要不要文学革命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正如梅光迪所言：
天下事最忌简易与速成，吾人如欲文学革命必须取极迂远之途，极困难之法，为极大之精神与脑力上之牺牲，始可有成耳。故吾人第一件须精通吾国文字，多读古书，兼及汉以来之百家杂史、说荟笔记等，为从来Orthodox文学所不介意者；再一面输入西洋文学与学术思想，而后可言新文学耳。[93]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胡怀琛还是梅光迪，他们虽然都是新文学的拥护者，但是在面对文学革命时的态度，又十分一致地表现出南社成员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钟爱。他们希望今日的文学革命能够在认真研究传统文学之优劣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粗暴地割裂。当历史行至21世纪以后，人们回头打量这些前驱者的身姿，早已明白了何谓保守，何谓理智和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