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吴伟业研究综述
吴伟业的一生，无论从政治生涯、生平交游，还是从文学创作、艺术成就方面来看，都显得比较复杂，难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明亡是他人生中的大事，未能追随崇祯帝而去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作为明代遗民，他在崇祯王朝覆灭后不久，便开始思索明亡的原因。仕清是他人生重要的分水岭，从此之后，他不能再以明末遗民的身份自处。深受儒家思想忠君观念影响的他，成了被人不齿的“两截人”，承受着来自社会和自身的双重精神压力，时时遭受着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投射到文学作品中，就具有了很强的自我批判精神和自省的力量，“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这样的自我批判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
对于吴伟业的研究，其实从吴伟业尚在人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康熙七年，吴伟业门生顾湄、周瓒编成《梅村集》四十卷，其中诗歌十八卷，词二卷，文二十卷，许旭、周肇、王昊等人参与校订。陈瑚为其作序，将吴伟业拟于杜甫和韩愈。康熙十年，吴伟业去世，严正矩、尤侗、杜濬、姜埰、沈受宏、周茂源、张锡怿先后写作诗文进行哭祭，对吴伟业的一生做出了评价，尤其关注他不得已仕清一事，并高度评价了他在诗、词、曲等方面的成就。如尤侗《祭吴祭酒文》：“呜呼，先生之文如江如海，先生之诗如云如霞，先生之词与曲烂兮如锦，灼兮如花。其华而庄者如龙楼凤阁，其清而逸者如雪柱兵车，其美而艳者如宝钗翠钿，其哀而婉者如玉笛金笳。其高文典册可以经国，而法书、妙画，亦自名家，岂非才人大手，死而不朽者耶！”[13]对吴伟业在诗、词、曲、文、书、画等方面的成就极力赞扬。康熙十二年七月，太仓人顾湄因吴伟业之侄吴晓之请，为其撰写《吴梅村先生行状》。康熙四十五年冬，陈廷敬因吴伟业之子吴暻之请，为其撰写《吴梅村先生墓表》。这都是对吴伟业的人生经历进行梳理所做的初步研究。
后人对吴伟业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人、其诗、其曲三个方面，下面分别论述之。
一 吴伟业其人研究
后人对吴伟业其人的研究，初始集中于其出仕清廷一事。《清史列传》将吴伟业放入《贰臣传》，是将吴伟业作为变节之人看待的，从其价值取向上认为吴伟业其人节行有亏，不值得肯定。但《清史稿》又将其放入《文苑传》，认为“伟业学问博赡，或从质经史疑义及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不自标榜”[14]，将吴伟业当作儒林士子、谦谦君子看待。可见，前人对吴伟业其人的态度是不一的。道光二十年，顾师轼根据前人为吴伟业诗歌所作笺注中有年月可考的部分，编辑《梅村先生年谱》。其谱简略，且顾氏编辑此谱之前，尚未及见后来董康发现的《梅村家藏稿》，因此以诗歌中所咏之事发生的时间为诗作系年，多有误漏。如顾谱将《鸳湖曲》创作时间系于顺治四年，经叶君远先生考证，应作于顺治九年；顾谱将《永和宫词》创作时间系于崇祯十五年（此年为田贵妃死年），经考证，应作于顺治二年三四月间。民国十七年，日本人铃木虎雄根据顾湄的《吴梅村先生行状》、陈廷敬的《吴梅村先生墓表》《清史列传·贰臣传》、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郑方坤的《清名家诗人小传》所录《梅村诗钞小传》以及顾师轼的《梅村先生年谱》，审定讹漏，编订《吴梅村年谱》。后来，又有马导源编订的《吴梅村年谱》，基本抄录铃木虎雄编订的年谱，无所建树。
新中国成立后，因吴伟业曾仕清，对其研究曾一度搁浅。20世纪70年代末，叶君远先生跟随冯其庸学习，始全面研究吴伟业。叶先生纵览史料，审定此前吴伟业各种年谱的错误之处，重新编订《吴梅村年谱》。其建树有：一是考订了吴伟业学习作诗的时间，对其大部分诗歌进行系年，打破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赵翼认为的“吴梅村祭酒，入手不过一艳材耳”（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15]的观点，而是分析其早期所写的《殿上行》等诗歌，认为缠绵悱恻并非吴伟业早期诗歌的真实面目。二是厘定了吴伟业仕清、辞官的大致时间。三是考订了吴伟业传奇《秣陵春》和杂剧《通天台》《临春阁》的最晚作期。在《吴梅村年谱》的基础上，叶先生相继写作了《吴伟业评传》《吴伟业与娄东诗传》《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诗歌研究》《吴梅村传》等书。
进入21世纪，吴伟业研究日渐兴盛，先后有徐江的《吴梅村研究》、施祖毓的《吴梅村钩沉》、高章采的《官场诗客》、王振羽的《梅村遗恨：诗人吴伟业传》等带有钩沉、传记性质的研究作品相继出版。其中，施祖毓的《吴梅村钩沉》中引用了大量史料，以证实吴梅村曾有抗清的真实行动，可惜猜想成分较多，可信度较小。
另外，吴伟业的心态仍是研究的重点，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开始关注吴伟业仕清一事及对他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事件，并对其心态进行考论，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王于飞的《吴梅村生平创作考论》、杨碧云的《吴伟业仕清心态考论》、韩晓庆的《诗人吴梅村的政治心态与生命观》等。
二 吴伟业诗歌研究
乾隆三年，程穆衡的《吴梅村诗集笺注》初稿成，书中引用明末清初的史料，对《梅村集》中的诗歌进行笺注。乾隆三十年，程穆衡取原笺注本“分散其类，依年排次”[16]，编为十二卷，并增加“诗馀”为第十三卷。乾隆四十年，靳荣藩编辑《吴诗集览》二十卷并付刻。该书曾就正于程穆衡，并同多人商榷。乾隆四十六年，杨学沆为程穆衡所作《吴梅村诗集笺注》作补注，并自吴伟业玄孙处借抄《梅村诗话》附在卷尾。嘉庆十九年，吴翌凤的《吴梅村诗集笺注》刻成。此书改订靳荣藩《集览》中的穿凿附会之处，去其琐碎芜杂。严荣自信此书一出，靳荣藩所编《吴诗集览》就可以废弃不用了。[17]宣统二年，武进人董康得的《梅村家藏稿》六十卷，釐为五十八卷，第二年刻成问世。程穆衡笺注、杨学沆补注、靳荣藩集览、吴翌凤笺注虽各有谬误及穿凿附会之处，但至今仍是研究吴伟业诗歌，尤其是吴伟业诗歌所言之事、之人的重要参考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对吴伟业诗歌的研究评价多集中于各类文学史中，论文已不多见，专著只有钱仲联先生的《梦苕盦专著二种》，采用考证、评论式的研究方法，与笺注、集览一脉相承。自叶君远先生的吴伟业研究专著出版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吴伟业诗歌研究日益繁盛。研究者首先对“梅村体”进行了厘定。其次对“梅村体”部分诗歌的作期、思想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姚雪垠、叶君远等人曾就《圆圆曲》所提到的陈圆圆其人、入宫时间、委身吴三桂的时间等，引经据典，进行了争论。叶君远先生还根据吴伟业与吴昌时的关系、吴伟业对吴昌时的态度，推翻了程穆衡等人关于《鸳湖曲》为“痛昌时见法而作”[18]的观点，认为此诗乃为吴伟业感慨于吴昌时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光无两而至一朝被弃市的结局，感叹政局无情，提醒自己应远离政治。最后是开始关注“梅村体”诗歌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诗歌，叙事诗、讽喻诗等日渐进入研究视野，出现了黄锦珠的《吴梅村叙事诗研究》、陈光莹的《吴梅村讽喻诗研究》等著作。
三 吴伟业戏曲作品研究
吴伟业戏曲作品不多，只有传奇《秣陵春》及杂剧《通天台》《临春阁》三部作品，但三者在戏曲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为清初文人传奇及杂剧的代表作品。《秣陵春》等作问世后，文人学者对其评价颇高。如尤侗的《梅村词序》，认为吴伟业能兼善诗、词、曲三种文体，不可多得，其戏曲作品《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抒发了对于历史兴亡、更新换代的感叹，表达了故国之思，“盖先生之遇为之也”[19]，这完全是吴伟业自身生活经历的反映。李宜之作于顺治十年的《秣陵春序》将《秣陵春》与《牡丹亭》《昙花记》《西楼记》《燕子笺》《鸳鸯棒》进行比较，认为《牡丹亭》唱词不协音律，《西楼记》有隽语而失之轻佻，《燕子笺》结构新奇，但失之于俗。《秣陵春》严格区分戏曲用韵中的阴阳之分，熟练运用宫调，不故意驰骋才情，也没有掉书袋的缺点，“字字敲打，如出莺喉燕吭间，无不歌诵妥溜，妙会谐丝竹”[20]，可与《拜月亭记》《琵琶记》分鼎而立。顺治康熙年间，李明睿、冒襄家乐[21]曾将《秣陵春》搬演上戏曲舞台，而且冒襄家乐直至冒襄去世，一直在演出《秣陵春》。
吴伟业去世后，后人对其戏曲作品的评价依然不断。况周颐《汇刻传剧序》谓：“有若骏公，以沈博绝丽之才，兼慷慨温柔之笔。搔首成今古恨，台通天而可呼；扫眉亦文武才（张贵妃、冼夫人），阁临春而谁主？续文箫之佳话，写秣陵之芳春。其间左丞醉哭数言，郁伊善感；女将边愁一曲，悱恻动人。乃至云和引凤之妍词，曲传玉润成龙之韵事。”[22]对《秣陵春》等三部作品的内容、文辞做出了高度评价。沈修用四言诗的形式分别为《临春阁》和《通天台》题词。
吴伟业写作戏曲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词文已不足以容纳其自我批判和兴亡之感，转而尝试用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文学体裁来兴发感怀。历来研究吴伟业，多着眼于其诗歌，对吴诗的题材、结构、艺术形式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对“梅村体”诗歌着力较多。其戏曲作品因篇目较少，且均为案头之作，受到的关注也较少，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民国之前的学者、文人多关注其戏曲作品本身探讨及作者本人的轶事，大多蹈袭成说，认为其作品借古抒怀。清人周绮将吴伟业与尤侗、蒋士铨、李渔相提并论，“今古才人聚一编，尤、吴、蒋、李最堪怜”[23]，认为此四人作品是清初文坛的佼佼者。《今乐考证》《曲目新编》《重订曲海总目》《传奇汇考标目》《新传奇品》均著录吴伟业戏曲作品，且皆归入清代。杨恩寿的《词余丛话》、焦循的《剧说》均著录吴伟业观邱园《蜀鹃啼》剧本事，《剧说》选录吴伟业与张南垣观《烂柯山》演出情景，《词余丛话》也有记载，但将轶事主人吴伟业换成钱谦益，均为讽刺梅村、虞山仕清一事。总体来看，清人对吴伟业的研究多为零章碎目式评点，缺乏系统性论述，且对其仕清一事评论不一。
吴梅、郑振铎对吴伟业戏曲作品均有关注，将其戏曲作品放入戏曲史的考察范畴，对作品内容、本事、轶事进行了整理，明确吴伟业仕清乃不得已之举，其作品表现了家国之思、明亡之痛、个人之悲、出处之难。上述二人对吴伟业戏曲作品创作时间也多有论述。总体来看，多肯綮之论。
由于后人多将吴伟业视为“贰臣”，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吴伟业研究尤其是戏曲作品研究几近搁浅。冯其庸、叶君远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吴伟业，为其订正年谱，选诗注析，并写作《吴伟业评传》，对其戏曲作品的作期、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探讨，惜其对戏曲作品本身关注不多。孙利平先生所著《吴伟业其人与明清文化传播》一书，将《秣陵春》与梁辰鱼的《浣纱记》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均“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并对《桃花扇》的创作有启示意义。《通天台》《临春阁》作为杂剧，篇幅较小，研究更鲜力作。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文学史、戏曲史论著均对吴伟业戏曲作品有所论述，研究论文也屡见不鲜。综合来看，吴伟业戏曲作品研究主要体现以下五方面的主题：一是作品创作时间。目前学界基本认为吴伟业戏曲作品作于明亡之后、仕清之前，但郑振铎先生认为《秣陵春》创作于明代，理由为该作品多明代的怪诞之风。也有研究者认为《秣陵春》作于仕清之后，其理由是该作中有对仕于两朝情景的描述。近年来，研究者开始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研究《秣陵春》等剧作的创作时间，大致将其定为清顺治六年至吴伟业出仕清廷之前，如郭英德先生的《吴伟业〈秣陵春〉传奇作期新考》，从《南词新谱》的编定时间看其中收录的《秣陵春》的唱词，认为《秣陵春》创作时间应为顺治八年到顺治九年之间。另外，《通天台》的创作时间也多有争论，如张怡冰《〈通天台〉创作时间考辨》。二是作品思想感情。目前对其作品思想感情有两种相反的理解：一种认为其作品在表现家国之思、明亡之痛的同时，透露了吴伟业对仕于两朝的无奈；另一种则认为吴伟业有积极仕清的思想苗头，不值得同情。三是其作品在戏曲史上的地位。一般将其戏曲作品放入案头剧的范畴，对结构布局、辞采声律、作品内容作案头式研究，且逐步关注《秣陵春》在传奇史上承上启下作用方面的研究。四是比较研究。主要为跨文本研究、如孙利平对《秣陵春》与《琵琶行》的比较研究。五是戏曲创作心态探讨，主要有杜桂萍的《论吴伟业对戏曲文体的选择》、杨泽琴的《吴伟业戏曲创作心态发微》等。
本书作者认为，吴伟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应对其做完整、系统的研究。其戏曲作品虽少，但能反映出清初曲坛的特点。因此，本书从以下五方面对吴伟业的戏曲作品进行了分析探究：一是对其戏曲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根据材料，分析其作品系年，解读前人成论，解析作品内容和艺术特点；二是对吴伟业在戏曲方面的活动进行研究，如与家乐主人、戏曲作者、戏曲演员的交往，从中分析影响其作品创作的因素，同时厘清其作品对当时曲坛的影响；三是将其作品放在戏曲史发展进程中进行横向、纵向比较研究，甚至将戏曲与其诗歌进行比较研究，厘清其作品传承和影响，有助于全面、深刻认识吴伟业其人，厘清吴伟业研究过程中的一些误解；四是研究“梅村体”诗歌，辨析其与戏曲等通俗文学及吴伟业戏曲创作的关系；五是对吴伟业戏曲理论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吴伟业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之间的联系。
[1] 吴伟业：《太仓州志·人物列传》，转引自吴伟业著《吴梅村全集》附录一，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8页。
[2]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转引自吴伟业著《吴梅村全集》附录一，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3页。
[3]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9页。
[4] 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三，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19页。
[5] 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三，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6] 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三，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7]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01列传288《遗逸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55页。
[8] 焦循《剧说》原文如下：“张南垣精于累石，而善滑稽。吴梅村起用，士绅饯之，演《烂柯山》传奇。至张石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为李木匠。梅村以扇确几，曰：‘有竅！’哄堂一笑。及演至买臣妻认夫，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确几，曰：‘无竅！’满堂为之愕眙，而梅村失色。”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之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04页。
[9]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10]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页。
[11]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85页。
[12]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6页。
[13] 尤侗：《祭吴祭酒文》，转引自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9页。
[14]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4《文苑传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25页。
[15]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6页。
[16] 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71页。
[17] 吴翌凤《吴梅村诗集笺注·弁言》中有“盖此书五而集览可废矣”一语，转引自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页。
[18] 叶君远：《吴伟业评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19] 尤侗：《梅村词序》，转引自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5页。
[20]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6页。
[21] 齐森华：《试论明代家乐的勃兴及其对戏剧发展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此文中将“家乐”定义为“所谓家乐即是私人置买和蓄养的家庭戏班，它是中国古代优伶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本书中沿用这一观点。
[22]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5页。
[23] 支丰宜：《曲目新编》题词，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之九《曲目新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