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社会史学界较早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引入历史研究中，这也是新史学发展的强劲动力。社会史迈入区域社会史后，又开拓了另一片天地，其后各种区域社会史论著不断出现，蔚为大观。不过，区域史论著的大量出现也使学者们反思——单从区域研究而忽视区域比较、区域互动之弊病，也应从区域之外看区域。1996年，中国社会史学会曾在上海召开区域社会比较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2004年8月在山西太原又举办了首届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为《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28]这些学术会议的出现表明了社会史学界对区域研究的自觉反思。其后，区域社会互动研究渐次展开，开始注重地方、民众、社会、国家的互动研究。2002年8月16—18日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史年会“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2004年出版了该年会论文集——《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该书代序由唐力行、吴建华、张翔凤共同写作，序中称：“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已由萌芽成长为茁壮的大树。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已与国际接轨、已为史学界所认可、接受，并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时，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史的整体史研究目标，将地方、民众的研究与国家的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研究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应当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29]此次会议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角度占据重要内容。

如果说从国家、地方、民众等的互动研究是纵向垂直互动的话，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则为横向（水平）互动。2007年，唐力行等人又撰写了区域互动、比较研究的论著——《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30]。在该书中唐力行认为，在不同区域的比较中，寻找区域社会发展的“类型”，这种比较，其前提是历时性的，在时间坐标上进行社会历史变迁的纵向比较，但主要应在地理空间上进行横向的比较，即共时性比较。这就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区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区域与国家的纵向互动关系；区域与区域的互动关系。他指出，任何区域都是在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下，因此从事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从一个极端（只看中央不看地方）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地方不看中央）。“区域史研究必须要放到纵横结合的历史坐标上去，在纵向的时间与横向的空间坐标中找到它的位置。小至一人、一个村、一族，我们总要看到它在一县、一区、一国的时空位置。明清以来，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因此就有必要把区域史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31]这种研究思路是对区域研究中地理、空间因素的逐步强调，不仅关注区域内自然环境与区域形成之间的关系，还注重区域与区域之外环境的横向交流，在不自觉地考虑地理联系中的水平关系与垂直关系。唐力行还指出，在区域比较研究中，必须以关注区域互动为重点。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

与中国学者相比，日本学者的区域、空间选择更为微观，甚至关注日常空间。稻田清一对清末江南乡村地主柳兆薰的日常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深入分析后认为，中国社会不可能纯粹是由村落或者是宗族及其他某种特定组织组成的，而是人们从本身的特殊条件出发相机地进行着诸多团体间的协调工作。[32]平田茂树等认为，日常空间是“多样的现实与意识相互关联的具有流动性并带有复杂性质的‘场’”。关注不同空间尺度内人们日常生活空间及其交流、互动，“围绕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进行分析，论述地域统合、信仰圈及多层次的文化性质”[33]。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地域社会的“场”的研究，而又强调了空间交流、互动。不过，社会史研究已形成了学科内部的一套研究体系、框架和话语，诸如宗族、士绅、国家与社会等，主要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社会互动，从空间关系上考虑区域之间的互动、区域比较类研究较为少见。一些区域社会史论著只关注问题本身，缺乏明晰的地理感和空间感，“区域”往往只是作为学者们所要解决问题的“所在”而已。而且区域互动的资料需要努力挖掘，研究者自身还需要强化地理学的学科理念，研究难度相对较大。唐力行主编的《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中也是更多地关注家庭—宗族结构、女性、基层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等，仅在民间信仰、市镇经济和风俗习尚中强调了商人群体在苏州与徽州两地互动中的作用。

与社会史学界相比，历史地理学界很早就已关注社会互动（从地理、空间角度）、区域互动，这是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内在要求。如在关注某一地域内环境变迁，要考虑更大尺度地域之外的环境扰动行为[34]；地域人群移动与社会文化变迁[35]，等等。2003年，吴松弟在《论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影响生态环境的诸因素》一文中指出：“同一区域内部的诸生态环境因子互相影响，形成互动变迁链，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势必带动其他因子的变化……由于河流、气候、生物、土壤等自然物质的跨区域流动，任何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变化，必然要对相邻甚至不相邻的区域的生态环境变化产生影响，有的甚至成为这些区域生态环境的主导因子。……我们在探讨历史上区域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时……还要讨论来自邻近区域的因子。”[36]这可谓是对历史地理前辈学者多年区域互动研究实践的学理归纳。

然而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类似，历史地理学界目前的研究也多被称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区域历史地理注重区域内在各要素分级、分类的分析，但最终目的在于区域综合；除了强调区域分界，也注重区域整合、区域互动。“任一区域都有其邻近的区际关系，此处分解，此处整合，反之亦然，两种情形交织构成区域发展过程”。[37]只是目前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者大多选择一定区域，在区域内部寻找“问题”，这些问题又何尝不是“少为人知”的“地方性知识”？真正对区域内部各要素综合分析后，得出区域特点，贡献区域历史地理认识的研究则较为少见。限于“区域研究”的主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因而较少关注区域之间的互动、区域整合。即使文化地理研究应关注的文化整合，学界也是探讨不多。虽然学者们都认为行政区划对于文化整合作用非常明显，但这种整合机制是什么？区际文化如何互动、整合？目前还不明晰。这与老一辈学者所奉献的学术理念似渐行渐远，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也面临着“支离破碎”。

与单一区域不同，交界地区地理环境更为复杂多样，各种因素非常活跃。明清以来，交界地区成为王朝政治统治极为敏感的地区，这些地区内部的社会互动、区域互动也非常复杂，成为塑造交界地区敏感、动荡、活跃的空间特征之根本因素，需要深入研究。

目前来看，对于交界地区的研究以北方农牧交界带和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为多，尤以南方数省交界地区为著。严格来说，农牧交界带与本书所谓的高层政区交界地区还不甚一致，因为农牧业两种经济行为的界限很难与政区界限一样清晰，多数情况下只是有“宽度”的过渡带。学界对农牧交错带的研究多在北方省区交界地带着力，故而这里仍列举一二。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邓辉曾从区域历史地理学角度探讨该地区从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过渡的时空过程，将研究范围定为“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的冀、辽、内蒙古交界地区”，指出这一研究是“关于一个特殊地方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门著述”。[38]也就是说，将此交界地区看作一个整体，然后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主要运用了历史地理学“横剖面法”和“文化景观论”，并试图建立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方法论。这一研究在运用多个时间剖面展现文化景观的变化时，不同剖面的联系和变化之原因不甚清晰，对每个剖面上共时性的景观结构、驱动因素较少谈及，而是大量探讨了一定时期文化景观的收缩情况。约翰斯顿曾批评这种方法说：“这些横断面分析在许多情况下最终被区域化，而各个断面则由关于所研究各时期之间的变化的叙述联系起来；但多数侧重于断代研究，对资料可分析而不可解释。”[39]王建革曾对清代内蒙古地区农牧业、生态与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40]，作者运用了大量满铁调查资料、档案资料，从生态学角度予以解释，成为该领域的力作。因其主要关注整个内蒙古地区，故而于内蒙古地区与内地省区交界地带非其讨论的主要内容。李智君则从文化地理角度对西北地区边塞农牧文化的互动与地域分异做了探讨[41]，可谓农牧交界地区的文化互动研究。

华北内部交界地区的研究较为少见。高敏曾就嘉庆滑县天理教起义策源于滑县之原因进行过探讨，他认为滑县处于数省交界地区，环境复杂，行政管理不力，这些是天理教众活动于此的根本原因。[42]这是较早从交界地区行政管理“边缘性”角度探讨动乱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直豫晋鲁交界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学者于志嘉早年关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西地区的明代卫所研究，近期对北方地区卫所研究用力甚深，先后发表了《从〈辞〉看明末直豫晋交界地区的卫所军户与军民词讼》[43]《犬牙相制——以明清时代的潼关卫为例》[44]等论文，从卫所军户、卫所屯田与交界地区州县关系入手探讨了明清军事卫所与地方社会犬牙相错之影响，这些研究对本书启发甚大。美国学者裴宜理对皖北、豫东南、山东南部交界地区的环境考察之后认为，当地民众在此环境基础上形成各种生存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侵略性、防卫性和掠夺性策略，成为该地区1845—1945年间捻军、红枪会等动乱的根本原因，颇类似于地理学曾关注的基于某一地理环境之上的民众生活方式研究。[45]彭慕兰关注山东西部与直隶、河南交界的“黄运”地区，以之探索清末民初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他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并分析了不同阶级、地区和性别的因果关系，他的研究总体上仍属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而对“界”之探讨不够。[46]胡英泽曾对晋陕界河——黄河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摆动与两省地方社会纷争进行关注。由黄河摆动造成两省滩案、界争出发，关注这一地区的区域社会问题。实则包含了晋豫民众的地域互动，地方民众与生态环境互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是区域社会史的理路。他指出：“因为黄河是山、陕两省的界河，行政区划边界线等级最高，那么沿河两岸的村、县、府之间的滩案与界争，不论其规模大小，都属于省界之争，很快就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予以解决。这样就出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地方社会、国家的行政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关系，相互关联而又交相互动，可以说地域变化明显，社会矛盾复杂，多种关系交叉。”[47]

南方交界地区的研究最多。政区研究较为少见，如靳润成《明代郧阳、南赣两巡抚辖区考》[48]、郭声波《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49]、唐立宗《明代南赣巡抚辖区新探》[50]等。其中，郭声波认为“川云贵交界区作为政治边缘地区——汉夷交界地区，犬牙相入格局的形成除了政治军事原因而外，还较多地掺杂有民族因素在内”，这实则指出了交界地区形成中的非政治因素，暗含着地域互动（汉族与非汉族、王朝与地方）的因素在内。国内其他有关交界地区的大部分论著主要集中于移民开发与生态变迁、移民与动乱、人口迁移、盐业等方面。如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51]、樊树志《明代襄荆流民与棚民》[52]、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53]、李昭宾《清代中期川陕楚地区流动人口与川陕楚教乱（1736—1820）》[54]、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55]、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56]、刘秀生《清代闽浙赣皖的棚民经济》[57]、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58]和《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和客家形成》[59]、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60]、宋惠中《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清代前期闽浙赣交界地区的个案分析》[61]、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湘赣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62]、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63]等。总体上，南方交界地区的研究将交界地区作为一个所讨论问题的“场”，关注这个场在长时段历史中的诸多问题，对于研究场内交界各方要素的相互作用与问题之出现等相对薄弱。也有学者透过交界地区的研究反思“区域”与“界”之固定性，黄国信指出：“区域根据时空、人群、场合的差异而产生动态的变化……区域因而是一种历史过程，是一种观念，动态而弹性”，而“界”本身也非绝对的线性，是模糊、变动的。[64]近年来，鲁西奇以南方高层政区交界地区为例，对于中华帝国内交界地区的空间特征给予了富于创建的归纳，他认为交界地区是中华帝国内部核心区以外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是“内地的边缘”，中华帝国内部也非均一的同心圆似的统治空间结构，而是因这些“内地的边缘”的出现千疮百孔。[65]

总之，在以交界带地区为研究对象时，学界多集中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秦岭淮河一线及南方低山丘陵地带，而华北内陆地区较少关注。出现这样的区域研究差异，应当主要是因为学者首先考虑交界带地区的地貌一致性、生态脆弱性和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复杂性，形成了学术研究由内地走向边缘、由平原过渡山区的趋势。其次，是与学者自身的研究旨趣密切相关。笔者认为，高层政区交界地区的多个区域组合特点使得区域之间发生着内在的互动，这些互动是造成交界地区边缘性、活跃性，产生诸多问题的关键，需要加以研究。交界地区不能仅视为所要解决的问题之所在，而是存在内在的互动机制，需要归纳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