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所发生在我身边的一切不幸之事，都要从昨天讲起。
那些事情，将会像偏头疼一样，长期困扰着我。那是真正痛苦的开端。当然，只对我而言。对于当天肆无忌惮地闯入我生活的任何人来说，倒是个欢快的、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不认为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刚刚有了点儿大人模样的我
——咬肌发达，颧骨突出，一双冷漠的眼睛里藏着许许多多的秘密。因为爸爸，以及我所能接触到的成熟男性，长相大都如此，这不外乎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征——便开始被家人催促，安排和某某人的女儿见面，坦言为了我的新的幸福，应该拥有一段完美的婚姻了。尽管我十分反感他们横加干涉我的人生，认为给予我的爱并不纯粹，但面对此举，我却找不出推却的理由。我不可能忤逆他们。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得逆来顺受了。有时我会这样想，我卑微而无助地活着，用敏感的内心去承受外界投来的各类眼光，不主动也不反抗，更不关心什么，我与混在狼群里的杂种毫无两样。
***
今天是圣诞节。
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和往常一样，站在十字路口等一辆七点钟途径单位的无轨电车。那日气温很低，我裹得虽严，但还是感觉冷，就算最大程度把脖子、双手缩在皮衣的绒毛里，我仍然忍不住瑟瑟发抖。头发和清晨刚修过的眉毛上，
覆盖了一层冰霜。这可真是个糟糕的季节！我讨厌冬天的全部，甚至无法忍受冰块所散发出来的寒意。实际上，我本身就是个冷血的家伙。我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抵触冷色调的东西也就自然而然了。我认为，异类都是缺乏温度的，同爱的
世界有着难以想象的矛盾。为了融入大众的圈子，我曾经一度被动强迫自己，努力尝试着向温情的领域进军，可最终结果却反响平平。末后，我得出了结论：冰与火的敌对状态，是永远不可和解的。
我朝路对面看去，远处分散着不均匀的雪。雪在晨光中十分耀眼。
就在前不久，泉城的市区是下过雪的。好在去年冬天，卫生部门给配备了铲雪车，不等各家的新雪堆积起来便被铲走了，否则又要和两年前那样，掺杂着灰尘的雪堆仿佛一座座山丘，全都聚拢到道路两旁，不仅有碍观瞻，气温一旦升
高，化了的脏水流向马路；气温骤然下降，路面结冰不免有碍交通了。还有一点，至少无法忽略：孩子们将门口的雪堆妆扮一番，塑造成圣诞老人或海盗的形象，给人蛮有趣味的感觉。小的时候我也这样干过。倘若看得腻了，我便毫不留
情地将其一脚踹倒。须知，这个时代的少年已不再乐于制造雪人了。而今，那些白色的颗粒物质，却令我心生不忍：它们的生命何其短暂，从天而降又消失不见。属于它们的真实的美好是什么？或许只有飘落的过程吧，我想。
由于天空连日阴沉，邮局、商场和居民楼的房顶上，包括局限在这些建筑物背阴的角落里稀稀拉拉的雪，加之不被干扰，所以迟迟没有融化。可是冬天终要逝去，它们恋恋不舍又能如何？留给人间的纯洁和明净也将不复存在。
十分钟过后，一辆绿色的编号为 707路的无轨电车缓缓驶来。这种几乎淘汰了的交通工具，简直慢得出奇。然而巨大而笨重的车体，在驾驶员熟练的操控之下，倒显得极其灵活。我不紧不慢，冲司机招了招手，他便心领神会地在我脚
边停下了车。因为前挡风玻璃内侧，凝结着冷凝水，我看不大清里面是拥挤还是轻松的状态。不过，再怎么样也不会像地铁那般匆匆忙忙，难以落坐。这是事实：速度已然成了上班族的一种潮流的体现。如此之快的节奏，我不赶趟，也不乐意去追，唯有慢慢地生活才能够使我神经松弛，心态平和，不那么无限地悲观。
无轨电车上，尽是垂垂老矣，身在其中，我很个别。我不在乎。我靠窗而坐。一位与我同时上车的四眼大叔，面庞黝黑，浑身烟气，哆哆嗦嗦地坐在了我的近旁。他先是摘掉口罩，又擦拭了一下镜片上的雾气，然后安静下来。我投去
一丝无聊的目光，他瞥了我毫无意义的一眼。我打量着他，看着些许面熟，像是上个月亦或上上个月某一天找我看过诊的患者。终于，在医院门口的站点下车的时候他认出了我。
“是小林医生吗？很巧能同坐一班车。”四眼大叔随着我的脚步走出车门，“我今天正要找您复诊。”
进入逼仄的诊室，我对搓了一会手，套上白大褂，紧接着询问起了四眼大叔近期的身体情状。他闷闷地咳嗽了几声，因有吸烟史，说话时嗓子会沙沙响。我仔细听了听他的胸口，摘下听诊器后又看了看他拍的 CT检查。他的情况不太乐观，我确定病情进一步恶化了，肺部结节在三个月内分裂变大，长了接近一点五公分。我建议他做个穿刺明确一下性质。话一出口，他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敢接受，目不转睛地盯视起来我由温和转为严肃的面孔。他的心脏怦怦乱跳。多日之后，也就不到一个礼拜，他拿来了病理报告，结果不出我的所料。面对罹患恶性肿瘤这一无法抗拒的现实，四眼大叔反倒无关紧要地笑了笑，整个人不再像当初那般担惊受怕了。一纸诊断证明足以打消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猜疑。他露出咖啡色的牙齿，语速缓慢，不向我请教治疗方案，而只想知道生存时间的长短。
“能活多久？一两个月？半年？哈，我早已料到了，不就是癌嘛，我的父亲和祖父都因这类疾病要了命的。”
“过分担心没有好处。你看，报告所示，你是鳞状细胞癌，没有转移，属于早期。”我如实相告，“可以参考微创手术，相对预后还是不错的，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嗯……”四眼大叔木然了一会儿，估计对我的分析不太认同。突然，他站起身来，“人与天堂之间的距离，生来就已注定，不会受任何后来因素的扰乱而变长，或变短。我要说的是，人，早晚都得见上帝。”
我沉默不语。
这天上午，看诊结束，准备吃午饭的间隙，妈妈见缝插针地打来了电话。她知晓这个空当是休诊时间。接通以后，不出意外，对方总要以嘘寒问暖的方式作为铺陈，几句过后才正式进入主题。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出口的每个词汇
恰到好处，一言一语中充满了关切，但听着极不自然，刻板而生硬。我想她的身边一定围聚了许多人，合起伙来同我打心理战似的。妈妈扮演着传声筒的角色。她所传达的意思是，在我事前不知的情况下，已约好了一个女孩，与其说询问我的想法，是否见上一见，不若说要求我务必抽出半天来，如
此这样，如此那样。我声称午后的患者会多一些，实在不行就改到周末，方便留下女孩的联系方式，以及照片，合适的话，择日我会主动邀约对方见面，或逛街或观影一类。当我试图挂掉电话时，那头却叽叽呱呱讨论起了什么，而后爸爸
接过了话筒，他一本正经，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此次约会的重要性。事实是，这一切都由爸爸与所在单位的副厂长联合策划。女孩正是副厂长的女儿，关于她的基本信息我一概不知。爸爸牵扯了一大堆，明言，最好能将其拿下，那样对于他的前途百利无一害，也必然会影响到我。我漠然以对。他们如此说道，答不答应哪里由得着我来做决定了，倘若不去的话，比之有罪更甚。
下午，我提交了请假申请并得到院长允准后，当即赶去了家里给安排的与人会面的地点，进门时我一眼便发现了要见的人，因为空荡荡的咖啡厅里除那女孩之外，再无二人：她一边捏着陶瓷杯的把手，一边用小汤匙搅动着卡布奇诺，两眼滴溜溜地在框子内打转，叫人立刻联想到的类似的人物是，安娜•卡列尼娜那样非同凡响的女子。我径直走向她，不知道她的姓名，只说了目的。她深深地看了我一阵儿，目光中透着一丝惊喜。
“还是个绅士呢。”
“我吗？”我在她的指引下，正对着面，坐上了软皮沙发。
“你也不错，是个时尚大师。”
她说道：“我最讨厌别人这样称呼我了，显得老气。”
我低下头去，心里表示抱歉。
“他们可真够烦的，一群自私的老古董。”
由于开了暖风的缘故，我满身的皮肉热烘烘起来。我脱掉了外套，也要来一杯喝的。一曲德彪西的《月光》的旋律填满了整个大厅，舒缓而动听。我对音乐比较敏感，本想以此作为话题进行交流，然而未等我开口，女孩却先下手为强了。她出其不意，问起了我的私生活。她给我的感觉是：独特。与我身边的那些女孩大有不同，直来直去中带着一丝真诚，你告诉我什么，我同样会把我的故事说给你听似的。在我诧异之余，我顿然多出了无限的对她的欣赏来。我耸了耸
肩，以诚相待，想要透露自己的什么女友来着，但被外面传入的招呼声惊扰得不知从何说起了。声音由一名身材臃肿、像只棕熊、头带一顶伊丽莎白二世那种好看的蓝色草帽的中年妇女发出。她趴在玻璃窗上朝我们这边喊了两嗓子。女孩慌忙转过头去，见状摆了摆手，示意回头再聊。然而对方反是不明所以，要比刚才更大音量地叫了一声。这下我听得真切：娜拉。当我继续看个明白时，端着咖啡走来的服务生正巧挡住了我的视线。少时，我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室外，可根本看不到任何人影了，唯独一台熄了火的凯迪拉克停靠在马路边上。我不由恍惚了一下。
原来她叫娜拉。
娜拉窘迫地摊了摊手说道：“她是我的邻居，伯格导演的太太，人很热情的。”
交谈中得知，娜拉是一名服装设计师，有家独立店面，就位于首都的东城市区。很久之前，她便做起了甩手掌柜。我看她长发披肩，穿搭新潮，颇具优雅气质。目测她的年龄与我一般大，同样处在的是，一种该当摆脱单身身份而迟迟
不曾完成婚姻的尴尬的处境。她莞尔一笑，淡淡的眉毛弯成了月牙儿状，酷似我的学姐端木幸子。紧接着，后者的形象浮出了我的脑海。不可否认，一切都很具体：人物所处的地址，是医学院附近的酒吧，时间为五年前的雪季，雪季的第
一个礼拜五。那天刚好是她生日。而我此前毫不知情。
***
那是个雪后的黄昏，起了阵风，冻得我们缩手缩脚。病理学这堂课上完，则预示着枯燥的一天结束了。刚一走出阶梯教室，我赶忙追上了前面走着的幸子。她也正好下课去往餐厅的路上。她怀抱一打资料，脚步很慢，听见我的呼唤便
回过了头来，是用一个等待的眼神看向我的。我走到她止步的地方。我想她比以往每个学期都要消瘦了，倘若没有站稳，风再大些，准将她刮倒。越是离近她，我越是惶惑，不知为何。要我说，幸子算不上出众，只是觉得她独来独往，沉默寡言自然不善于制造是非。我愿与这种人交往。我们互相问候了冷暖，随后我表明想法：一起去酒吧喝上两杯。她眼珠滴溜溜转，嘴角上扬，也就痛快地答应下来。
收拾完毕，我们搭乘电车去了距离医学院最近的一家酒吧，在那儿偶而会碰到熟悉的校友并不奇怪，也没什么不妥，各玩各的互不干扰罢了。那家小小的酒吧，不怎么起眼，和市区的欧式别墅风格相近，让人亲切、怀旧。我们进到选定的房间，因为隔音不好，照样能听得见墙壁两侧传出的，打牌、唱歌以及怂恿某个女孩喝酒时的起哄的嘈杂声音。在这纷乱的世界上，我们却乐于闹中取静。先是点了两杯鸡尾酒，我们不加冰，表示太过寒凉。随之，幸子从挎包内拿出一个装有寿司和奶油蛋糕的褐色小铁盒，要我一起享用。我看她又小心翼翼地从盒里掏出两只小夹子。我本想祝她生辰快乐，对于没有为其准备礼物而感到遗憾，可她直言并不高兴，反而抵触以及仇恨这一天。
“是我的生日不假，而更要紧的，是妈妈的忌日，想要忽略，却又不该遗忘。妈妈产后失血过多死了。是我害了她。”
幸子言语间充斥着愧疚、难过，嗓音越来越低，些许哽咽。很快，她大概不想把往事的悲痛带给我，克制并平复了心情，装作豪爽之人，举起酒杯邀我一饮而尽。我深切地盯视着她。我犹如她呷下的那口酒，来不及在舌尖逗留，便丝滑地流进了喉咙，由上至下，坠入心底。我们咽下一丝丝苦涩，遍及全身的是短暂的畅然。此年我十九
岁。大我不少月份的幸子倒比我脆弱，没有母亲的童年难以想象。或许正因如此，我想，她该需要一个长久的拥抱吧。我搂她入怀。尘世只剩了我们两个。我低下头，寻找她的嘴唇，一如雨水滋润枯萎的野花，我给了她强心剂一样的吻。到底，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关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理性的灵魂之上的。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不认同这是爱情。第二天，我们见了面，说着正在发生的人和事，并无刻意回想甚至怀念那个寒夜。
***
事实上，无论从脾性还是从长相上来说，幸子与我多年后结识的娜拉，两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为何能通过后者回忆起她来呢？凭的，不疑是她们共有的一抹不加修饰的平淡微笑。当我同娜拉喝完咖啡后，身子便觉无比地暖和了。我感到与她投缘，沟通自然且毫不费力，渐渐打开了我的话匣子。我提及了幸子，称其为女伴、红颜知己。我们一直聊到天黑。这不外是一次愉悦的晤面。不可思议，夜色阑珊时我们去到了酒店，真的，完全由娜拉提出。一开始我以孤男
寡女不合时宜为由婉拒了，但她并不想间断这段融洽而饶有趣味的时光。随之她更加直白地说了，“要做爱吗？”的时候，我不禁惊讶了一下，内心紧张起来。直到她说出“要结婚吗？”的话后，我不再犹豫，想着这个提议极好，大家尽兴，何必无聊呢。于是，当晚我们躺上一张喷洒着玫瑰香水的弹簧床，活像两条粘腻的蚯蚓似的交织在了一起。我满头大汗，身体仿佛被蚂蚁啃食殆尽一样，然后趴在床边一动不
动了，几乎是死掉的模样。而娜拉却在得到满足后悄然走掉了，不知所踪，单留我一个人，苦苦回味刚刚那场势不可挡的灾难。一切迅速平息，我头疼欲裂，尽管吞下几片异丁苯丙酸，但毫不见效。我不得不强忍着这份突发的痛感，扯过
衣衫匆匆穿上，头也不回地逃离了这里。
回到和父母同住的家中时，一个陌生孩子给我开门，进去才得知是远在市郊乡村的亲戚来了。我反应过来了，白天的通话，妈妈周围的杂音出自他们。真不理解，他们乱哄哄地挤在客厅这儿哪儿，丝毫不见作为来访者该有的拘谨和谦
虚，吐得满地都是坚果的硬壳，还说着些不着边际的话，或吹捧我的人品或赞扬爸爸妈妈的身份。讨厌死了！令我甚是不喜。想起多年前他们到访的情景，也是这样，在家中我行我素，尤其是带来的孩子，肆无忌惮地闯入我的房间，把我
手绘的器官解刨图撕得稀巴烂，涂鸦了论文，给人体模型大卸八块，零零碎碎扔了一地。我气呼呼的，无法忍受就冲他们大吼大叫，禁止他们再也不要造访了，却反被爸爸打了一记耳光。而今不同往日，我对这群厌烦至极的人倒不轻易表露态度了，随他们去吧。如此一来，他们便顺势夸赞我要比孩提时代懂事得多了，成熟且沉稳。我置之不理，从不在乎他们的评论。出自他人之口的话语，只要我不于心上，皆为飘渺云烟。
我客客气气地问候了他们。他们憨笑着点头。
“你们聊得怎么样？”爸爸居高临下地问我，“女孩各方面还不错吧。”
“她的皮肤很滑。”我说道。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沟通，我直截了当，不做隐瞒，实话实说了。他们听后瞪大了眼球，表现得既惊喜又尴尬，无需解释已心知肚明。他们良久才面面相觑。我从他们意外而一脸得意的表情中，认识到了羞耻的含义。我满脑子苦水，越积越多，快要撑破外壳流淌出来了。我咬着牙。根本没人发觉我的嘴唇因头痛波及而哆哆嗦嗦。这时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背，意在组织大家为我庆祝一番。我努力摇摇头，心下想，今夜过后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我不得而知。我转身回了房间，顿觉双目干涩，身心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