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4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由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央研究院从创立到发展，度过了院史上的“黄金十年”。这十年是中央研究院稳定成长的重要奠基期，也是其成果最丰硕的一段时期。
中央研究院机构和体制建立起来后，中国的科学事业第一次步入正规发展的阶段。在清末时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当过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后又到欧洲留学的蔡元培，深受西方科学思想的熏陶。他以西方的模式，建立起国家科学院，以推动中国科学的发展，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吸引了一批中国顶级科学精英，他们有着相似的学术背景（留学），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科学强国）和学术理念（科学独立）。因此，不仅各科学研究所按照既定计划次第建立，科学研究工作也逐步展开。
（一）从零开始，填补空白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顶尖的科学研究平台，聚集了最优秀的科学人才。但由于中国科学的基础极其薄弱，几乎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以填补空白。
地质学是近代中国基础最好的学科之一。地质研究所也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研究所。地质所成立后，对中国十多个省份进行了详细的地质考察，在江西庐山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并在星子县（现为庐山市）设立白石陈列馆。地质所所长李四光于1936年完成的《中国地质学》，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地质学专著。他在对中国地质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地质力学理论，用以解释中国山脉的形成。当时能够以个人研究真正打入国际学者圈的，唯有李四光。
1929年，气象研究所在南京建成北极阁气象台，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气象台。气象研究所成立后，在全国各地成立气象监测站，并特别注重高空研究。
1934年8月，天文研究所在南京建成紫金山天文台，承担了全国授时、测量经纬度、观察星体、编制历书等任务。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天文所特约研究员张钰哲1933年出版的《天文学论丛》，是中国最早运用近代天文理论进行天文学研究的专著之一。
物理研究所开展了有关电学、磁学、电磁振动及光谱学等12个方面的研究，科研成果大部分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及《中国物理学报》上。
化学研究所起步较晚，但经过数年努力，已然成为当时国内化学研究的中心。化学所设立4个组，分别研究有机、物理、生物及工程化学，后又开展国产天然药材、食品营养及硫化矿提硫等应用研究，到抗战前，已公开发表论文40余篇。
工程研究所主要开展陶瓷、钢铁、玻璃的结构与制造等方面的研究。该所实施的研究实用性非常强，先后建成陶瓷试验场、钢铁试验场和棉纺织染实验馆等，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工程技术水平的发展。1945年1月更名为工学研究所。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曾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进行了多次社会经济和农村状况调查，保存了一批显示当时中国实况的有价值数据。1945年1月更名为社会研究所。
（二）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本土问题
中央研究院成立初期，科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即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实际问题。
如动植物研究所最初的贡献，主要在动物志和植物志方面，即调查动植物的品种、分类和生态，研究范围涵盖从哺乳动物到淡水鱼类，从经济昆虫到寄生虫，以及从草本植物到蕨类、藻类植物以及真菌类生物，并开始研究病虫害的防治。1935年4月，中央研究院联合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等在全国设4个海洋生物研究所，该所负责主持定海所，实地研究、考察海洋生物。
气象研究所的竺可桢是中国气象学的创始人，
他的研究基于现代中国气候观测和中国古代文献，为中国的长期天气预报工作奠定了基础，尤其在气象理论方面成就卓著。
心理研究所开展了普通心理、动物心理、神经解剖等多项研究。1935年，心理所还与清华大学合作，在平绥路南口机厂及南通大生纱厂开展工业心理的实地研究。
中央研究院在“黄金十年”期间，成长最快、科研成果最卓著的还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以1935年为例，在10个研究所中，历史语言所规模最大，达79人，其他所人员一般只在30～40人之间，小的所只有20多人。当然，历史语言所在中央研究院的地位并不是靠人数规模，而是靠实力。
史语所最大的贡献在于引领中国考古走上现代考古的正轨，并在考古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对当时刚发现的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出土的文物证明中国文献上关于商朝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通过对殷墟甲骨文的解读，把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推早到了3 500年前。史语所梁思永通过对山东历城（今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发现彩陶—黑陶—殷墟三种文化遗存之间是以一定顺序叠压着的“三叠层”，从而大胆提出了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理论，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廓清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脉络走向。只是史语所像梁思永这样提出综合性理论的人并不多，诚如历史学家何炳棣评价史语所的研究时所说，他们的出版品考证精详，但是论点零细琐碎，缺乏综合，尤其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但也不用苛求，毕竟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来整理中国历史等社会科学，对中国来说还刚刚开始。除了考古以外，历史语言所在语言学、人类学方面也都获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正是由于史语所的科研成就，汉学中心逐步从欧洲移回了中国。
（三）统一科学名词和科学规范
科学在中国完全是个从无到有的新鲜玩意儿，许许多多的新概念、新名词都是此前闻所未闻的。在科学从西方传到中国的过程中，与科学相关的新名词五花八门，有意译的，有音译的，有从中国古书中找出来的，也有从日文中搬过来的，也有翻译的人按自己的想法翻译的，既不统一，也不规范。同一个名词，往往有许多不同的译名，这自然会给后学者带来许多困扰。科学名词不统一、不规范，势必会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障碍，正如蔡元培先生在《医学名词汇编》序言中所写的：“科学愈精深，名词愈繁复。吾国研治科学稍后，势须畅外释籍以为基础；惜译界不相联络，所译名词，人各不同。整齐而划一之，其功至矩。……盖以纷纭庞杂之各科学名词，欲使之同条共贯，引用便利，绝非一手足一朝夕之事……”
统一科学名词，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绝非易事。如果非对本学科有透彻的了解，同时又未兼具深厚的中国文字功底，那是无法完成这项看似简单其实异常艰巨的任务的。正因为如此，当时负责科学名词统一规范工作的，都是学科的泰斗或翘楚。
姜立夫是我国数学界的泰斗，数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对此，他倾注了很多心血，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第一部中国现代数学词典《算学名词汇编》在1938年出版，从而奠定了现行数学名词的基础。
化学名词的统一和命名工作，主要由曾昭抡负责。他自始至终参与了《化学命名原则》《化学工程名词》《化学术语》《化学仪器设备名词》等的编纂。
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则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交给萨本栋。萨本栋是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他不负众望，历时两年，在中国科学社起草、科学名词审查会通过的《物理学名词》和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订正的《物理学名词》基础上，编成了《物理学名词汇》，并于1932年出版。
当然，规范和统一科学名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科学家们一直持之以恒地不断完善名词的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旧对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十分重视，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
还需指出的是，初期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大部分由第一届院士负责，但这项工作的负责单位并不是中央研究院，而是1932年成立的国立编译馆。
正当中国科技教育逐步走上正轨，并呈蓬勃发展之势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打断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