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思考什么？

每个人可能都会对我们自身提出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我是谁？意识是什么？肉身死亡后我还能不能继续存在？我是否可以确信其他人的经验和感觉就像确信我自己的那样？假若我不能分享其他人的经验，我还可以与他们交流吗？我们是不是总是为了自我利益而行动？我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傀儡，被预先编好了程序去做我以为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做的事情？

也会提出关于世界的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有物存在而不是无物存在？过去和未来究竟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果关系总是从过去奔向未来，或者，未来可能会影响过去的想法是不是讲得通？为什么自然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运行？世界预设了一个创造者吗？若是那样，我们能够理解他（或她、他们）为何创造了世界吗？

最终，还有关于我们自己和世界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如何确信世界确实就是我们认为它是的那个样子？知识是什么，我们又有多少知识？一个学科领域究竟何以能成为一门科学？（精神分析是科学吗？经济学呢？）我们怎么知道诸如数之类的抽象对象？我们如何了解价值和责任？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客观的或仅仅是主观的？

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件很怪异的事情：它们不仅初看之下很令人困惑，而且也公然抵制简单的解决过程。假如某人问我何时涨潮，我知道怎么去寻找答案。我可以去查阅权威的潮汐表。我可能大概知道潮汐是如何发生的。假若所有其他尝试都失败了，我还可以亲自去测量大海的涨落。这样一个问题取决于经验。它是一个经验问题，可以用公认的方法来解决，其中涉及观察和测量，或者运用得到了经验的检验并被证明有效的规则。然而，前面几段话中的问题并不像这样，它们似乎要求更多的反思。我们不是一下子就知道去哪里寻求答案。我们可能会觉得，在问这些问题时，我们不是很明白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或者如何才算得到了答案。比如说，什么东西会向我表明我到底是不是傀儡，被编好了程序去做我信以为是自己自由地做出的事情？我们应该去问问脑科学领域的专家吗？他们怎么知道要去寻求什么呢？他们如何知道自己何时发现了答案呢？想象一下“神经科学家发现人不是傀儡”这个标题。怎么发现呢？

那么，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一言以蔽之，自我反思。人有坚持不懈地反思自己的能力。我们可能会出于习惯而做某事，但是之后我们可以反思这些习惯。我们可以习惯性地思考，然后反思自己在思考什么。我们自问（有时候别人也会问我们）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为了得出答案，我们就需要反思自己的立场，反思我们对自己所说的东西的理解，反思我们依靠的那种权威的来源。我们可能会开始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可能想知道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不是“客观上”正确的，抑或只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视角或我们自己对境况的“把握”所获得的结果。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就碰到了知识、客观性、真理之类的范畴，我们可能想思考它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反思自己通常使用的概念、方法和信念。我们是在观察思想的脚手架，是在从事概念工程。

甚至在相当平常的讨论中，也可能出现反思的时刻。例如，在某些时刻，历史学家或多或少要去问“客观性”“证据”乃至“真理”在历史中意味着什么。宇宙学家必须暂停解决某些含有字母t的方程，去追问（举个例子）时间的流动、时间的方向、时间的开端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了哲学家，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就开始做一件既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差的事情。关键在于把它做好。

如何学习哲学？更好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思考的技能？这里所说的思考包括对思想的基本结构的关注。这件事可能做得好或做得差、做得聪明或做得笨拙。但是，做好这件事主要不在于获得一套知识，它更像是弹好钢琴，既需要事实知识，也需要实践知识。古典世界中最著名的哲学人物，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并不以自己有了多少知识而自豪。恰恰相反，他引以为自豪的是，世上只有他知道自己是知道得多么少（这又是一种反思）。他擅长的事情（仅仅是据说，因为对他成功的评价各不相同）是揭露其他人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知道某些东西。恰当地处理思想就在于能够避免混乱、发现含混、每次考虑一件事情、做出可靠的论证、意识到另外的可能等。

总结一下：我们的思想观念就好似我们用来看待世界的透镜。在哲学中，透镜本身就是一项研究主题。成功并不在于你最终知道多少，而在于当获取知识的过程变得艰难时（在争论出现、混乱爆发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成功意味着认真对待观念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