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未存在的唐人街

在20世纪初期，提到“唐人街”这个字眼，大多数人脑海中涌现出这样的画面：街道狭窄而且阴暗。这主要归因于美国电影，不知为什么，美国电影中唐人街的背景总是在晚上，身着奇装异服的人从一条巷子里鬼鬼祟祟地溜进另一条巷子里，而且他们总是鬼鬼祟祟的。而中国女人的身影总是一闪而过，她们身穿开衩到大腿的旗袍，手执着扇子半遮面颊，只露出眼睛扫视着行人。还有神秘莫测的男人梳着猪尾辫。在这个假想的世界里，中国男人总是神秘莫测，每个人都戴着一顶帽子，不是宽边的草帽，就是丝质的无檐帽，而且他们还抽鸦片。

在这些电影版的唐人街中很少会出现白人男性的身影，即使有，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染上了毒品鸦片的绝望的人。出现在唐人街的白人女性大多都是被卖作“白人奴隶”的可怜人，注定要沦为这些中国男人的玩物，而且她们也可能染上了致命的鸦片。

不过，这些传闻大多是假想，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基础上，美国电影构建了一幅独一无二的华人社区画面。这类华人社区画面的形成可以大致归因于三个很巧合的因素：一是大量中国劳工被雇佣到美国修建铁路；二是他们可以将中国女人带到美国，那些商人或者能使美国政府相信自己是商人的男人，有能力也有财力把自己的妻子带到美国；三是旧金山华人社区的人大多都来自中国同一地区而且几乎讲同一种语言——广东话或者广东的某种方言。这些因素也为旧金山华人维系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提供了基本条件。

然而，利物浦的唐人街却并非如此，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唐人街是美国这样的。利物浦华人社区，在某些方面来说，是除了美国以外世界其他华人社区的典型代表。它由少数中国男人组成，这些人大多是霍尔特船上的船员。中国女人数量并不多，商船船员因为工资微薄，没有经济能力把自己的女人带出中国。即使一个中国船员有钱，他也会面临中国政府的反对，早在多年以前中国政府便采取措施禁止女人离开中国。1914年后，随着英国《外国人限制法案》的实施，中国船员只能将年过40岁的妻子带到英国。无论是否有意，该法案保证了只有无法继续生育的女人才能来到英国。因此，在利物浦如果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想要结婚生子，除了与当地的女孩结婚外别无选择。

利物浦不像旧金山，并没有足够多的华人。在1906年的《利物浦信使报》中提到，利物浦“只有100到200个”华人，并且这一情况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仍是如此。从最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人口繁荣期时也不过几百人。正如我们所见，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物浦的华人数量才有了明显的增加。但即使在那时，他们仍根据所使用的语言，分成不同的群体。甲板水手说广东话，轮机机工说上海方言。这两种发音不同的语言就如同意大利语和德语一样，相互难以理解。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利物浦的唐人街汇聚了背井离乡、不想回家和想要安定下来的年轻人。同样在香港和上海，远离家乡的英国年轻小伙会和当地的中国姑娘结婚定居。我们还会发现，在香港和上海的英国籍警察，以及在造船厂工作的英国籍商人，还有在本地找到工作的英国籍船员都会找个中国伴侣。这些人不同于生活在此的富有商人，可以把妻子从英国带出来，他们同在利物浦生活的华人海员一样，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实力。

但他们迎娶的或选为终身伴侣的姑娘都是谁呢？诚然，一个体面的中国家庭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大鼻子、浑身长毛的“野蛮人”的。那些和年轻的英国小伙结婚的中国姑娘都来自中国社会的边缘群体：客家（Hakka）、疍家（Tanka）的打渔女还有穷苦人家的女儿。这些群体里的人家都不会给女儿裹脚，因为他们抚养不起小脚女人。因此这些勤俭持家的姑娘就成了西方小伙的伴侣。

同样，在20世纪早期的利物浦，一个白人女性如果和其他肤色的人结婚通常都会遭到家人的反对。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与外国人结婚的英国姑娘同中国姑娘的情况一样，都是处于社会的边缘群体且前途堪忧。这些年轻的姑娘通常是爱尔兰裔利物浦人，信仰天主教而且处于社会阶级的最底层。由于宗教原因不太可能得到一份体面的婚姻，就算结婚了也很有可能过上肮脏、贫穷并且充斥着酗酒与家暴的生活。面对着这样暗淡的未来，这些年轻的爱尔兰裔利物浦姑娘将与中国男人结婚视为一件值得渴望的事情。中国男人爱干净、不喝酒、工作努力而且受文化影响是顾家的好男人。虽然他有可能是个赌徒，但是他仍然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第一节 熔炉利物浦

美国总是以自己是不同种族和文化的熔炉而自居。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还有一个事实：美国是一个种族关系紧张和自甘堕落的国家，并且存在种族隔离的情况。可是利物浦和利物浦人正如这座城市里人们最钟爱的本地菜“炖菜”一样：包容开放。炖菜是一种周围有什么就放什么的杂烩，主料来自英国、爱尔兰和威尔士，还放了很多来自非洲和亚洲的调料。

19世纪40年代起，由于爱尔兰土豆饥荒，许多绝望的爱尔兰人开始陆续涌向利物浦，所以利物浦人的口音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凯尔特人也把自己的基因融入到利物浦这个熔炉之中，他们的口音也为利物浦的语言注入了新元素。而与利物浦毗邻而居的威尔士，也为利物浦人的形成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另外，一直以来还有一些其他民族的少量外来者持续不断地迁徙到利物浦并在此定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水手并且大都在码头附近定居。来自西非的黑人、中国人、菲律宾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在埃尔德登普斯特航运公司（Elder-Dempster line）做锅炉工。他们在码头附近还有市中心的一些地方定居，例如皮特街、费雷德里克街还有克利夫兰广场（Pitt Street, Frederick Street and Cleveland Square）。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娶了白人妻子，生育了混血的孩子。

据说中国人选择妻子非常谨慎。在中国的文化中家庭是一切的基础。两个人确定婚姻关系是很慎重的，因为这不仅是一生的承诺也是养育儿女的需要。

第二节 中国人来了

19世纪晚期，利物浦的商业发展到了顶峰，其重要性仅次于伦敦。在19世纪，除了首都伦敦之外，利物浦的富裕家庭比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利物浦的富裕完全取决于它的港口地位。而在利物浦市最富有的就是霍尔特家族。

由于船上烟囱的颜色，霍尔特航运公司或称为蓝烟囱航运公司开始为人所知。19世纪，霍尔特航运公司雇佣的中国船员持续稳定增长。这一数量在19世纪90年代时激增，也是在那10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利物浦华人社区渐渐形成。起初规模很小，20世纪初时只有在默西赛德郡有不到100个华裔居民。10年后，这一数量上升到400多人。规模虽然不大，但第一代英中混血子女已经开始在当地的学校读书。他们正在成为利物浦的一分子。

中国人来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他们。虽然他们人数并不多，但当地人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叫嚷着这儿来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他们污秽不堪，违法乱纪，道德败坏。他们不仅抢走了英国人的工作，还抢走了女人。

究竟当时有多少中国人呢？在1906年《利物浦信使报》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当时有超过3万个中国人，准确来说是30568人。然而警察局局长却说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市内只有100个永久华裔居民，300个临时华裔居民。在“利物浦的黄祸”抗议会上，一位名叫亚瑟·图铎的先生反驳警察局局长说这是一派胡言，中国人的数量起码有3倍之多。

煽动者们喊道，不管事实如何，中国人有病，他们是罪犯，是乞丐，他们猪狗不如。在过去的5到10年里，中国人陆续在市内建立安置地并逐渐破坏和腐蚀英国人的道德。英国人和这帮中国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是邪恶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就是对我们道德规范的公然冒犯”，怒气冲冲的牧师威廉·卡特二世在一封给媒体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些话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之口。

也许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恐惧。他们害怕中国人会取代英国工人，害怕中国人会在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抢走英国工薪阶层的工作。因为很明显，中国人比英国人工作更加努力。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他们也愿意通宵工作。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愿意接受比英国人少得多的工资。

洗衣业的人们最为恐惧。据称，有数百名利物浦女人因中国人而失业。因为当地女人不被允许在晚上工作，但中国男人却能够在晚上工作，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面对这样的不公平竞争，当地家庭妇女选择支持英国洗衣店店主，她们认为应该把所有中国人从城市里赶出去。

但是这些反对中国人的长篇大论里有多少是事实呢？中国人工作努力是不可否认的，但他们挣得就比当地人少吗？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因为中国人工作做得更好，所以他们比当地人要价更高。那些英国洗衣店店主是因为自身工作质量差，不能胜任工作而导致自己失业的。

那又怎样呢？办法很明显，仇视中国的当地人咆哮道：赶走那些中国人，一切都会再次好起来。但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中国人的工作就是做得好，英国人无法与其竞争。在商船上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见，中国船员是许多英国船长的首选。

第三节 英籍华人——一个“新种族”

不仅是在就业市场上英国工人发现难以同中国人竞争，即使在婚配市场上也开始如此。正如我们所见，中国男人开始成为当地女孩的丈夫人选。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当地男性的嫉妒、激烈又恶毒的反响。当地男性呼吁应该保护姑娘们远离“黄祸”，女人，甚至是小孩走在他们所居住的街道也是不安全的。

但抗议已经太迟了。年轻的姑娘们早已做出选择，那时在皮特街和市内其他地方已经有一小部分妇女生养了“中英混血的孩子”。这便是所谓的“新种族”，但心怀嫉妒的男性却称他们是“人性中所有罪恶的集合”。

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根据利物浦市议会议员麦斯威尔所提供的信息，当时利物浦市内的华人居民只有224人，而且他们分散在全城各地，如西德比、托迪斯以及任何一个开洗衣店能够盈利的地方。他们大多数人都经营洗衣店并且雇佣英国女人为其工作。他们和当地女人结婚，随后他们的孩子开始在全城各地的学校上学。利物浦并没有被中国人占领，但英籍华人社区却开始在利物浦慢慢扎下了根，中国人也渐渐从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那里获得了尊重。

中国人遵纪守法，没有任何一项偷窃或是斗殴的犯罪记录。据统计，他们没给警察“添一丁点儿麻烦”，他们从不要求福利，不会醉酒生事，也不会“在周六晚上的人行道上喝得酩酊大醉，又喊又叫又袭警，将路过的手无寸铁的女人打倒在地”。在很多方面，中国人是这座城市里的理想公民。

因此，在20世纪前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利物浦华人定居的模式。中国男人大多是船员，下船后同当地的姑娘结婚安顿下来。一些人在码头附近做起了生意，在皮特街周边为临时上岸驻足的海员提供服务。另一些人则是带着自己的白人妻子和混血孩子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洗衣店。他们的生意稳定地在市内扩展，顺利的扩展意味着华人社区形成的道路几乎没有阻碍。而这些英籍华人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对自己父亲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知之甚少，他们作为利物浦人长大成人，通常与白人社区的人结婚。

而那些继续从事船员工作并同当地女子结婚的中国男人的孩子是什么样呢？中国船员的工资很低，比和他们做同样工作的白人的工资低得多。但就连《利物浦信使报》都承认，中国男人不太可能和英国船员一样，把钱花在酒精上。他们生活节俭，却为家庭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他们的孩子也是作为利物浦人而长大成人。这些孩子的父亲们每年要离家9个月，他们哪有什么机会去了解父辈的语言和文化呢？至于洗衣店里长大的孩子，他们身受利物浦工人阶层的影响。即使是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影响他们最深的人也是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爱尔兰裔利物浦“妈妈”。在街道上和学校操场上混杂着白人孩子和混血孩子，他们所讲的语言也是利物浦版本的英语。受周围这些方言和口音的影响，这些混血孩子们坚定地认同自己就是利物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