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1]，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2]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3]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4]，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5]。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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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学论坛》　《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自第二卷第一号（1934年1月）开始，至第六卷第六号（1936年6月）结束。

[2] “以华制华”　作者在1933年4月21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以夷制夷”》一文，抨击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策略，傅红蓼等就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及其附录。

[3] 邵洵美（1906—1968）　浙江余姚人。曾留学英国、法国，1928年在上海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3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4] 华北自治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指使汉奸殷汝耕（原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国民党政府屈从日本压力，指派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防军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于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5] 保护正当的舆论　1935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保障舆论”。如平津报界12月10日的电文中说：“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12月12日，南京新闻学会的电文要求“保障正当舆论”和“新闻从业者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