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甲午战后的清末十几年，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社会思想、民族国家观念转变的重要阶段。经过了甲午战败和庚子巨创的刺激，国人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起伏跌宕的维新思潮、立宪思潮以及革命思潮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时人的思想观念。此时期，在社会大众的话语体系中，民权、民主、国民等词汇，逐渐取代了君权、君主、臣民等字眼；洋人、西人、西教等词语，渐次代替了夷狄、禽兽、邪教等称谓。这些均非简单的词语字面的转变，而是有其深层的思想内涵，词语变化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思想认识、文化观念转变的结果。那么此一时期国人的思想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如何发展演变而来，以何种视角能够比较清晰地展示这些变化？在前人的研究中，维新、立宪、革命等主流思想，因其地位特殊而被学界关注较多，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已相当丰富，但对同一时期国人反洋教思想的关注则相对较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更不多见。反洋教思想是近代反洋教运动背后的思想支撑，也是教案多发的认识基础和思想根源。近代以来此起彼伏的反洋教事件和层见叠出的教案交涉，就是这一思想认识发之于外的重要表现。事实上，不仅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外交事件常与最初的反教相关联，而且清末社会近代化过程的进展也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盲目”反教氛围下，国人反侵略斗志虽然昂扬，但民族危机却在步步加深；而在“理性”反教环境中，虽然国人救亡图存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但当时社会涌动的却是自强救国的思想和行动。可以说，情绪反教的消退，理性认识的勃发，是清末国人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思想现象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对义和团运动后反洋教思想变迁的系统研究尚付阙如。因此，以清末反洋教思想为对象，尚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要研究清末反洋教思想，找到一个能够较好展示其变迁的视角是必要的。近代新式大众传媒——报刊的出现，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能更为集中地展现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过程，具有可行性。近年来，报刊这一容纳大量信息的文本资料和传播媒介，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而被纳入到了史学研究的范畴。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上，有学者提出反思，“思想史研究首先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次要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第三，最好能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1]。对于第三方面而言，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方面去研究思想史，近代报刊则是不二法门。报刊上登载的信息不仅是报人群体思想的表达，而且也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此外，以传播为旨归的报刊，又能使其上阐发的思想具有扩散效应和感染效应。因此，利用报刊来研究近代思想变迁，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比拟的优势。

近代报刊不仅传达了办报人的思想观念，更记录了社会变动的方方面面。自从报刊兴起之后，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能在其上找到踪迹，对清末教案的认识，反教行为的记录及其所体现的反洋教思想的变化亦不例外。甲午战后的清末十几年间，国人对洋教认知的转变无不是报刊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对这些信息进行认真解读，可以发现反洋教思想变化的脉络，并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中更为深层的大众舆论的思想根源。在史学界，义和团运动后教案数量渐少这一现象是被公认的。即使在义和团高峰期，时论已有向否定盲目反教的趋势发展。那么是什么促使了这一变化？这一变化为何会发生在清末短短的十几年内？苏萍所著《谣言与近代教案》一书亦曾提出：“如果只看到教案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在庚子以后教会大发展而教案锐减呢？难道那时的民族矛盾淡化了吗？”她认为“如果用民族矛盾激化则很难予以解释”。^[2]那么，是政治压制使然？还是中西交流中思想变化的结果？这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如果仅从武力震慑和政治压制方面去解释，则显得不够全面，会使得反洋教思想层面变化的原因隐而不显。虽然反洋教思想尚不能如立宪、革命等思想那样成为清末思想界的主流，而且它能不能称为一种思潮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是，反洋教思想所包含的对反洋教的看法和从振兴国家民族方面消弭教祸的认识，无疑是清末国人思想认识转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认识基础。近代历史上，社会行为层面的转变往往与思想上的变化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清末反洋教运动的渐趋低潮，也与其背后的反洋教思想息息相关。特别是在“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3]的社会环境中，以近代报刊为视野来研究，不仅可以展示反教思想的变化，而且通过旨在传播的报刊所起的“能动性的倍增器”的作用，还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应对国民心理，乃至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拟以甲午战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的报刊舆论为视角，探讨清末反洋教思想的变迁。笔者认为本课题研究有以下两点意义：丰富思想史的研究，从大众传媒视角揭示近代反教思想变迁的内容；展示报刊传播与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扩展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