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

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贯穿罗马共和国始终的土地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大量海外粮食的输入，使无力与之抗争的小农陷入贫困、破产的深渊。这不仅加深了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而且破坏了罗马共和国的基础。罗马统治阶级内部一些较有远见的人物，在奴隶起义的冲击下，看到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们试图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来缓和与其之间的矛盾，维护和扩大共和国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134年，一位罗马青年在人民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漫游在意大利的野兽，各个还都有洞穴藏身，但是为意大利英勇奋战不惜一死的人们，却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挈子到处流浪……他们在作战时出生入死，却只是保全别人的豪华享乐。他们虽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却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这是古罗马杰出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3～132年）在竞选保民官时发表的著名演说。他和弟弟盖约·格拉古出身贵族，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受过希腊民主思想的薰陶。提比略还是布匿战争中第一个冲上迦太基城头的罗马英雄。他们沿着罗马贵族的传统仕途，从神职、军职而后步入政界。提比略·格拉古由于作战有功和拥护土地改革而在平民中获得了极高声望。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当选保民官后，他参照李锡尼·绥克斯图的旧法，提出了土地法案。法案规定：任何人占有土地不得超过500犹格，有子嗣者，其长子、次子可占有250犹格，即每户占有公有地总数不得超过1000犹格。凡超过这个限度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划分每块为30犹格，分给无地农民世袭使用，但不能出卖与转让。同时，提比略还建议成立一个由公民会议选出的三人委员会，负责处理土地回收和分配的一切事宜。

提比略的土地法案侵犯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了以元老院为首的贵族地主及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造谣中伤，甚至采取收买手段，唆使另一个保民官对提比略法案行使否决权。但在平民的支持下，提比略的法案终获通过。提比略本人、弟弟盖约和他的岳父被选入三人委员会。但是，由于反对派从中作梗和土地回收、分配工作的复杂，三人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缓慢。提比略为推行其法案，违反旧例，决定竞选连任下一年度保民官。元老贵族以此诬蔑提比略要做独裁者，进而发动进攻。第二年，当提比略准备为推行这一法案而再度竞选保民官时，以大教长那西卡为首的反对势力蓄意挑衅。在卡彼托尔丘的广场集会上，那西卡诬陷提比略的一个手势是“要求王冠”、“阴谋称王”，率众冲进会场一拥齐上，将提比略及其追随者三百多人杀死。事后，他们竟然不顾盖约要领回其兄遗体的要求，连夜将遇难者尸体投入台伯河。但反对派的行为已激起民愤，元老院不敢废除提比略的土地法，那西卡则在人民的唾弃声中被迫出走，再也没敢返回罗马。

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停息，10年之后，即公元前123年，提比略之弟盖约·格拉古（公元前153～前121年）当选保民官。盖约以他的非凡的才能，刚毅果断的气度，决心继承其兄未竟之业。他鉴于提比略失败的教训，为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孤立反对派，在恢复提比略土地法案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立法活动。他先后实行了粮食法、审判法、军事法、筑路法等。这些法案的实施，博得了平民的赞扬和拥护，打击了元老贵族，促进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解决土地问题，盖约还计划在迦太基设置移民区，并亲自去该地视察。公元前122年，在平民的支持下，盖约又当选了保民官。为了扩大支持者，他提出给意大利“同盟者”公民权的法案。这一激进法案的提出，不仅遭到元老贵族的反对，同时也不被平民、骑士所接受，于是反对派故伎重施，武装袭击盖约为首的改革派。公元前121年，改革派在阿芬丁丘被围攻，盖约不甘被俘，命令随行奴隶将自己杀死，他的三千多名支持者同时殉难。据说凶手们为了取得赏金，竟不知羞耻地大肆争夺盖约的头颅！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虽然失败了，却为罗马的平民争得了一些利益，也为后来的一些改革者提供了改革方案的蓝本，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在政治上打击了元老贵族和传统势力；在经济上使8万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集中的过程，使部分平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盖约的一些政治主张，不仅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而且在后来的罗马社会发展中也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三、马略的军事改革

格拉古改革失败以后，贵族派利用自己的胜利肆无忌惮地侵吞公有土地，特别是公元前111年托利乌斯土地法公布以后，土地私有合法了，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失地的过程。公元前111年，罗马和非洲的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发生战争。这次战争充分暴露了贵族将领的腐朽与无能，也暴露了罗马军队的堕落。他们接受朱古达的大批贿赂，使战争屡遭失败。这使骑士们的海外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受到损害，引起骑士阶层的极大不满。与此同时，在北方，罗马遭到森布里人、条顿人的袭击，执政官被打败，数万人被歼，使罗马统治者大为惶恐。在南部，西西里岛爆发了第二次奴隶大起义。所有这些，一方面加剧了贵族派与民主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另一方面，面对紧张的军事形势和奴隶起义的风暴，罗马统治者不得不考虑改变军队的腐败状况，加强武装力量，从而扭转被动局面。

公元前107年，出身低微的马略在民主派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在此之前，马略曾投身行伍，战绩颇著。转入政界之后，曾出任过保民官、行政长官和行省总督。各种公职锻炼了马略的才能，使他在士兵和平民中享有一定的威望。同时，他对罗马军队的堕落和纪律败坏现象也深有了解。因此，马略就任执政官之后，立即着手军事改革。他一反旧制，放弃早已难于实行的兵役财产资格的规定，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改农民兵为雇佣兵。凡是志愿而又符合服役条件的公民（包括无产的贫民）都可应募入伍，服役期为16年；服役期间由国家供养，发给薪饷和武装；退役之后作为“老兵”，分给份地，并可充当后备力量。募兵制的实行，不仅扩大了兵源，使公民兵变成职业军队，而且重新调整了军队的编制、装备，使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公元前106年，罗马率军进入非洲，胜利结束了朱古达战争。此后，他又击败了进犯意大利的森布里人和条顿人。公元前101年，罗马又调遣这支军队镇压了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马略的军队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一改革打破了城邦所固有的、业已过时的军事制度。其一，募兵制的实行，使大批无业游民加入军队，不仅部分地解决了小农破产后的谋生问题，而且也改变了罗马土地问题的性质，从此之后，罗马的土地问题不再表现为破产农民要求恢复土地的斗争，而是服役的老兵争取份地的斗争。其二，募兵制的实行，冲破了旧的城邦制度的传统，使罗马军队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以农民为骨干的公民兵变为雇佣化的职业军队，这就为罗马军事独裁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因为雇佣化的职业军人必然追随统帅，以求得更多的虏获物和土地；而统帅则通过满足士兵的物质和土地要求，笼络收买军队，并且凭借其所掌握的军队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加速了罗马由共和制向帝制演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