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南下，1839年

13年前的一个黎明，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登上一艘英国双桅横帆船，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勇敢、最不同寻常的旅程。天蒙蒙亮，潮水开始沿着纽约哈德孙河沿岸的码头退去，“玛丽·安号”离泊启航。出发那天没有风，船帆松松垮垮地挂着。“街道和码头一片沉寂，”斯蒂芬斯写道，“放眼望去，炮台公园一片荒凉。不知为何，当我要离开这里，开始一段不知归期的航行时，我觉得它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美丽。”这天是1839年10月3日。

“玛丽·安号”趁着退潮绕过古堡花园，这里曾经是炮台公园外的一座水上要塞。接着，它与一艘驶向太平洋的大型捕鲸船一起经过总督岛(1)（Governors Island）。与斯蒂芬斯一起登上“玛丽·安号”的只有一个旅伴，他就是英国画家兼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这一年，斯蒂芬斯即将满34周岁，卡瑟伍德比他大6岁，比他高，也比他瘦。这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他们是朋友，但是在许多方面都截然相反，并且是通过一纸书面协议成为工作伙伴的。律师斯蒂芬斯亲手起草了他们这份不同寻常的合约。

几个朋友一直陪他们到布鲁克林的尽头纳罗斯才告别离船。一小时后，纽约港的引航员也下了船。现在，陪伴他们的只有“玛丽·安号”船长和一小群船员。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等着起风。过了一会，帆开始鼓起，推动这艘双桅运输船缓缓向东驶向大西洋。最终，他们绕过桑迪胡克（Sandy Hook），两人看着新泽西州的高地和太阳一起慢慢落到西方地平线下。

次日上午，他们已经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向南驶往洪都拉斯湾。那时，大部分北美人还不知道洪都拉斯湾。美国通往南方的贸易航线主要集中在远在洪都拉斯湾以东的加勒比海诸岛，例如西印度群岛、古巴、牙买加等。再往南，这些航线会穿过加勒比海，避开南美东端突出部分，南下合恩角，绕过美洲最南端，进入太平洋。

洪都拉斯湾水域呈三角形，在墨西哥以南切入中美洲一侧，它不在美国贸易航线上是有充分理由的。300多年前的1502年，哥伦布在到达新世界的最后一次航行中穿过洪都拉斯湾水域，自那之后，从墨西哥以南、围绕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片陆地便竖起了一道巨大屏障。

追随哥伦布足迹的西班牙征服者和国内统治者切断了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与世界的联系。18～19世纪之交，欧洲发生政治动乱，这一形势才开始改变。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开启了打破西班牙殖民地的进程。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一个接一个脱离西班牙，那道屏障也逐渐消散，这块神秘的南方土地终于向北美敞开怀抱。

美国商人没有抓住时机，他们的竞争者—一直在开疆拓土的英国人抢先一步，沿洪都拉斯湾的一侧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英国人在尤卡坦半岛旁边争得一席之地，建立了一个名为伯利兹（Belize）的殖民地。伯利兹地处一长串珊瑚礁和小岛的后方，几百年来，英国海盗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地势掠夺往来于中美洲和西班牙间的盖伦帆船。

呈三角形的洪都拉斯湾在伯利兹以南、尤卡坦半岛根部收窄，那里的杜尔塞河吞吐了西班牙进出口中美洲的大部分贸易。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将从那里进入内陆，而后赶往最终目的地：西班牙的前中美洲殖民地首都危地马拉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赛思（John Forsyth）给斯蒂芬斯下达了新任务。

作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总统任命的外交代办兼私人代表，斯蒂芬斯得到的指示是会见不久前成立的中美洲联邦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一项贸易协定。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因为他们到达的是一个因内战而四分五裂的地区，斯蒂芬斯得以完成外交任务的希望非常渺茫。

除此之外，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还有另一项任务。早在斯蒂芬斯接到总统任命的前几个月，他们就细致规划了这次行动。此前，他们读到过关于掩埋在中美洲丛林中的精细石刻的模糊报告，这些报告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他们觉得这些遗迹也许并不是随意丢弃的石头，也许是一个隐藏的未知世界的标志。因此两人决定，在斯蒂芬斯履行官方职责之后，一定要进入那片丛林一探究竟。

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首次会面的具体时间地点尚不清楚。两人都没留下关于首次见面的任何记述，我们也没有找到能准确描述那次会面的人。世人一直认为他们于1836年夏天在伦敦初识，比他们登上“玛丽·安号”早了3年。

事实上，卡瑟伍德一直在伦敦工作，斯蒂芬斯则在欧洲、埃及和近东游历了两年后才回纽约，途径伦敦。1836年初，在游览圣城耶路撒冷（Jerusalem）的时候，斯蒂芬斯见到一张由卡瑟伍德绘制出版的该市地图，这是他与那个艺术家的第一次“相遇”。

那年夏天在伦敦，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等探险家组建了一个小团体，因此外界推断出他们是在此时相识的。但近期发现的轮船旅客名单表明，在斯蒂芬斯到达伦敦前，卡瑟伍德已经与家人离开这里，搬到纽约。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在1836年下半年或次年在纽约结识。

再者，考虑到纽约虽小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却在不断扩大，他们有相同的兴趣，经历了极为相似的冒险。他们都曾走过难以穿越的中东土地，探索过众多类似的古代史迹（卡瑟伍德的冒险比斯蒂芬斯早了近十年），而且两人都安然度过了中东地区不友好的政治和自然环境下的旅程。似乎两人多年来循着平行的轨道，注定将会相遇、相识。

卡瑟伍德年轻时在伦敦学习建筑测量，后辗转至罗马和希腊继续完成学业，于1824年来到开罗。那一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向世界宣布，他借助罗塞塔石碑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秘密。当时的欧洲兴起古埃及热，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卡瑟伍德参加了两次尼罗河探险，考察和绘制了那里的金字塔和神庙。他熟练掌握了阿拉伯语，戴起包头巾。有时为了记录伊斯兰圣地，卡瑟伍德会冒着生命危险，装扮成本地人进入禁地。

斯蒂芬斯也曾穿上开罗商人的服装，这一伪装助他顺利穿过西奈沙漠，到达该地区最危险的遗址——佩特拉（Petra）古城。佩特拉与世隔绝，由骁勇的贝都因部落成员守护，这是斯蒂芬斯能够找到的与舒适的纽约律师生活相隔最遥远的目的地。

无论他们是在何种情形下结识的，两人都被沙漠中的一些东西深深吸引，但两人不是那种为了探险完全不计后果的人。实际上，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传统。卡瑟伍德是职业建筑师，已婚，有三个孩子，很顾家。斯蒂芬斯是执业律师，拥有自己的产业，启程赴欧洲和中东前涉猎政治近十年。然而，两人似乎都在沙漠中感染上了某种“病毒”，即一种近乎病态的、向前推进和尝试极限的冲动，这种刺激难以摆脱且从未褪色。纽约的生活虽然舒适但似乎少了点什么。

在纽约生活了三年后，卡瑟伍德和斯蒂芬斯读到关于中美洲丛林中发现的神秘纪念碑刻和石头建筑遗迹的一些煽动人心的资料，以及关于其意义的空洞猜测。这些有可能是某个被埋没在丛林下的、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不像他们此前见到的屹立在沙漠中的古埃及废墟）的遗迹吗？希望似乎很渺茫，这一想法却令人着迷。旧时的渴望、冒险的欲望、危险的气息和无法满足的好奇心统统涌上心头。

不过，他们还得先解决一些家事。1836年，举家搬到纽约后，卡瑟伍德很快找到一份建筑师的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他开始建造一个又大又深的“全景”展厅用以展示他描绘中东的巨幅油画。这项事业很快启动并且收获了稳定的利润。

斯蒂芬斯出版的两本书大获成功。在这之前，他从未撰写过任何比案情摘要和合同更“有趣”的文件。从欧洲回国后，斯蒂芬斯尝试写出他在欧洲和中东的探险之旅，发现自己很有讲故事的天分。他的第一部书《埃及、阿拉伯佩特拉和圣地旅行纪事》（Incidents of Travel in Egypt, Arabia Petraea, and the Holy Land）刚出版就成为畅销书。

按亚斯特坊广场图书销售人约翰·罗素·巴特利特（John Russell Bartlett）的说法，“在纽约，没有哪本书比它更能引人注目……”首部作品的成功让斯蒂芬斯立即着手创作第二部作品，这本书描述了他在希腊、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探险之旅。

斯蒂芬斯在两年时间中写出两部总计数千页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书中不乏一些令时人耳目一新的文字。此时的斯蒂芬斯已将法律抛到九霄云外，为另一次探险和下一部作品做好了准备。他明白，如果能在下一部作品中融入卡瑟伍德的艺术才华，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两人开始制订中美洲的旅行计划。就在这时，美国派驻该地区的专员辞世，他的继任者也在不久之后离世。斯蒂芬斯利用这个机会，通过民主党内的老关系赢得来自范布伦总统的外交任命。

对卡瑟伍德而言，长途旅行并非易事，他有家人和一桩新生意要照料。因图书版税而收入颇丰的斯蒂芬斯向卡瑟伍德开出条件。双方于1839年9月9日签署了一份《协议备忘录》，协议要求卡瑟伍德随斯蒂芬斯一起到中美洲，待斯蒂芬斯完成美国政府委托的官方职责后再去往指定的“城市、地方、地点和纪念物的遗迹”。

卡瑟伍德绘制的图画供斯蒂芬斯“独家使用和获益”。作为对价，斯蒂芬斯支付旅行期间卡瑟伍德的所有花费，外加1 500美元酬劳（这在当时是笔巨资）。卡瑟伍德在外期间，斯蒂芬斯每周会付给卡瑟伍德夫人25美元，从那1 500美元中支出。出行前，卡瑟伍德将全景展示厅交由一个合伙人经营。

至于这份《协议备忘录》是否反映了两人间缺乏熟悉和信任，抑或是反映了其他更正式、更典型的19世纪做法，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确定的是，斯蒂芬斯依然是个律师，有着律师思维和律师对合同价值的重视。两人在随后的岁月里很少向外界透露他们的个人关系，虽然两人的共同旅行家喻户晓，但关系依然是个谜。

他们接下来的冒险为世界带来了超过1 800页的故事和配图，书中甚少有描述卡瑟伍德的内容。卡瑟伍德既没有留下画像，也没有银版照片。有时候斯蒂芬斯会在信里去掉“先生”二字，但他在斯蒂芬斯的著作里永远是“卡瑟伍德先生”或“C先生”。

时值维多利亚时代即将到来之际，两个男人在公开场合的克制和礼仪似乎也合情合理。以此观之，两人表面上的拘谨与当时其他著名旅伴，如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与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或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Heinrich Alexander Baron von Humboldt）与艾梅·邦普兰（Aimé Bonpland）等这些人间的关系并无多大差别。

其实从斯蒂芬斯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卡瑟伍德天性不苟言笑，古怪幽默，是个极为矜持的完美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建筑师特别是画家，卡瑟伍德接受的训练让他甘居幕后，让口若悬河、八面玲珑的斯蒂芬斯站到台前。

虽然个性截然相反，但在随后13年的合作和友谊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对彼此的忠诚和尊敬。他们喜爱历史，都无可救药地迷恋着古迹，同时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坚持，这些共同点帮助他们通过最艰巨的考验。

他们出发的时间并不适合南下的航行。飓风季尚未结束，那个年代没有天气预报。他们虽然意识到这次航行潜藏巨大风险，但还是凭着勇气和盲目自信，于夏末秋初驶向加勒比海水域。不到八天“玛丽·安号”已航行在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2)之间，他们在这里遭遇了一场热带风暴，这艘小双桅横帆船只能直接向西驶向洪都拉斯湾。经过18天的艰苦航行，在风暴尾声渐弱之际，小船终于安全驶进伯利兹的避风港。

映衬着深绿色的椰树和丛林，这座破败的边远小镇像碧波上升起的一条超过一英里长的平坦白线。前一夜，一个港口引航员的儿子来到船上指引他们安全穿过犬牙交错的珊瑚礁。“玛丽·安号”停泊在几艘装着红木的筏子旁，这种木材是这片殖民地的主要出口产品。有十几艘船泊在那里，有横帆船、纵帆船，旁边还有一艘旧蒸汽船。这片附着在尤卡坦半岛边缘的沿海殖民地看上去不像一个地区，更像一座岛。

从海盗时期开始，伯利兹逐渐发展成一个主要贸易港口，分发运往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莫斯基托海岸再经内陆转运到中美洲各国的欧洲货物。几乎无法穿越的密林将港口仓库、住宅、6 000余名居民与内陆隔绝开来。一条名为“老河”的河流将镇子一分为二，它是进入内陆的唯一通道，河水深入热带雨林，其源头一直是个谜。

由于经常下雨，许多街道积着没脚深的淤泥。为了获得一点微风，减轻令人窒息的午后湿热，一些屋子用木桩架高，四周围绕着敞开的走廊。充作人行道的木板与热带鲜花、棕榈叶挤在一起。老河上架着一座木桥，连起镇子两端。镇子南端是被白色护墙板覆盖的公共建筑群：英国领事官邸、法庭、办公室、医院、监狱和免费学校，中间矗立着一座好像从英国乡间直接移来的带高高尖顶的石砌教堂。

后来斯蒂芬斯记录说，初来乍到的他还不熟悉总统交给他的外交职位以及随之而来的高规格礼仪和特权，上岸后受到的礼遇更是让他大吃一惊。上岸后他立即被请到政府官邸会见殖民地领事亚历山大·麦克唐纳（Alexander MacDonald）上校，接着搭乘港内那艘老蒸汽船沿海岸南下。

在去危地马拉的时候，斯蒂芬斯发现，为了让他能在伯利兹多待些时日，蒸汽船代理居然愿意让蒸汽船推迟几天出发。“在国内习惯了服从蒸汽船代理的蛮横规定，”斯蒂芬斯写道，“这似乎是比受到领事阁下的邀请还要高的荣耀，但是我不想太高调，所以只要求蒸汽船延迟一天。”

另一个与国内形成对比的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已于五年前取缔了奴隶制度，但斯蒂芬斯发现奴隶制度从未在伯利兹立足。那里的居民三分之二是黑人，大部分白人是遭遇海难或退休的英国海盗后裔，这样的种族融合让他惊讶不已。

“到伯利兹还不到一个小时，”斯蒂芬斯写道，“我发现，种族融合这个在国内颇有争议的话题已经在这里悄悄进行了几代。”他记录了在伯利兹的第一顿饭：在一名商人家与商人夫妇、两位英国军官及另外两人一起吃早饭。斯蒂芬斯说那另外两人是衣冠楚楚、受过良好教育的黑白混血儿。“他们谈论了自己的红木制品、英格兰、打猎、马、女士和葡萄酒。”

斯蒂芬斯住在纽约，是美国北方人，他的外祖父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法官去世前一直是新泽西州的奴隶主，斯蒂芬斯耳濡目染，非常熟悉和了解奴隶制度。他在作品中甚少提及童年经历，不过从他对伯利兹见闻的反应来看，他的同情给了哪一方显而易见。

斯蒂芬斯对种族平等的描述震惊了一些美国读者，他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掩盖不住的快乐。例如，在一次到访该殖民地的法庭期间，他应邀坐上空着的法官席。就座的五名法官中，一个是黑白混血儿，还有两名陪审员也是。坐在斯蒂芬斯旁边的法官说，他知道美国的种族态度，但是在伯利兹，这位法官说：“在政治生活中，除了任职资格和个人品格外，没有其他任何差别；在社会生活中，即便是婚姻的缔结中也很难找到区别。”

斯蒂芬斯觉得伯利兹的另一个风俗也很有趣，他认为这个风俗会刺激他后来的读者，至少会刺激他非常熟悉的一小撮人。“那里没有一个律师，也从未有过，即便没有律师，法庭也运转良好。”他写道，“而且虽然法官会审理与巨额商业交易有关的民事争议，但法官都没有法律背景。五位法官中一位是红木砍伐工，两位是商人，那个黑白混血儿是医生。”

第五位法官是殖民地的秘书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 Walker）。他带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游览了整个殖民地，还安排了沿老河进入丛林的短途航行。浓密的丛林在河面上空合拢，完全遮蔽了阳光，斯蒂芬斯立即被它的神秘吸引。

“我们进入完全杳无人迹之境，这里似乎远离人类居住区数千英里。”斯蒂芬斯写道。遗憾的是当天水势高涨，船夫需要拼尽全力才能对抗水流，为安全起见他们提早返回。

到达政府官邸时，殖民地领事麦克唐纳上校给斯蒂芬斯留下了深刻印象。按照斯蒂芬斯的说法，他是“正飞速消失的群体中的一员”。麦克唐纳上校在18岁时作为青年军官加入英国陆军，参加过半岛战争，之后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一个团，获得英国国王和俄国沙皇颁发的作战奖章。与身高6英尺（1英尺≈0.30米，下同）、严格保持军人姿态的麦克唐纳交谈，“就像在阅读一页历史”。斯蒂芬斯写道。

麦克唐纳上校热情迎接了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还召集地方官员和军人组织了一次聚餐。麦克唐纳上校的殷勤周到让斯蒂芬斯动容，他得到的指示是不讨论关于外交使命的事情，尤其是与新的中美洲联邦共和国谈判贸易协定这件事。但是他和卡瑟伍德似乎被上校迷住，他们谈到想要寻找掩埋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森林中的古老文明遗迹，并用测量和绘画技术将他们在这里的发现记录下来。

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离开的那天下午，麦克唐纳上校又安排了一场宴会。席间他们为维多利亚女王和范布伦总统干杯，接着一轮又一轮地敬酒。酒足饭饱后，麦克唐纳上校与斯蒂芬斯携手走过政府官邸外的宽阔草坪，来到河边，一艘小艇正等着带他们登上那条在港内冒着黑烟的蒸汽船。麦克唐纳上校转向斯蒂芬斯，再次提到中美洲正在发生政治动荡和血腥暴乱。

他对斯蒂芬斯说：“如果遇到危险，你就集合危地马拉城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挂出国旗，派人来通知我。”斯蒂芬斯深知前方的危险，觉得这个提议令人安慰。“我知道这些不仅仅是客套话，”斯蒂芬斯写道，“考虑到我即将前往的国家的状态，我感觉到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的价值。”

这是一个辉煌的时刻，与他们静悄悄地、近乎偷偷摸摸地离开纽约完全不同。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乘小艇渡过海湾时，陪伴他们的是13声礼炮的轰鸣，政府官邸、城堡和法庭升起的国旗。整个场面是英帝国主义的一次典型展示，如此秩序井然的文明前哨与蛮荒、阴暗、几乎从未被征服的丛林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两人在随后日子里能够回味的、最后一刻的舒适和安全。

“我到访过很多城市，”斯蒂芬斯写道，“这是第一次用升国旗和礼炮向世界宣布我要离开。我是外交新人，只能努力装出对此类礼仪规格习以为常的样子。但是我的心在狂跳，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这些致敬是献给我的国家而不是给我的。”

登上“韦拉帕斯号”放好行李后，斯蒂芬斯在自己的舱室安顿下来。当晚他们聚集在甲板上喝茶。晚上10点，船长来到他们旁边，问他是否有命令需要下达。斯蒂芬斯说直到那时，他才开始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接受官方任命的责任。“我有我的抱负，但从未料到可以向蒸汽船船长发号施令。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装作已经司空见惯，不动声色地说出我想要到访的地方，然后回舱睡觉。”

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关于寻找遗迹旧址计划的讨论被麦克唐纳上校听到了。回到政府官邸后，麦克唐纳上校立即开始工作。他叫来帕特里克·沃克和一名叫约翰·赫伯特·卡迪的陆军中尉，后者是驻扎在该殖民地的皇家炮兵军官。

麦克唐纳命令两人组织一支考察队沿老河上行，深入佩滕的丛林，然后穿过尤卡坦半岛到一个名叫帕伦克（Palenque）的墨西哥城镇，对那里的旧址遗迹做一次全面勘查。卡迪中尉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在此之前，他因绘制当地风景素描而吸引了麦克唐纳的注意。

卡迪将利用美术功底和作为军事工程师接受的专业训练把他们在帕伦克的发现绘制成一份记录和一幅测量地图。沃克将与卡迪一起领导考察队并负责起草书面报告。

虽然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正南下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赶往另一个方向，麦克唐纳还是明确表示这是一次紧急任务，沃克和卡迪一刻也不能耽搁。雨季尚未结束，河水高涨，河上塞满了危险的原木和其他残骸。超过100英里的河段水流强劲，会严重阻碍他们的航行，但两人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两周之内，沃克和卡迪备好了充足的面粉、朗姆酒、猪肉、药品等必需品，还有27个随行人员和两艘掏空的独木舟，整装待发。然而，一直催促考察队尽早出发的麦克唐纳在此时犯了一个之后令他后悔不已的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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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督岛，美国纽约市上纽约湾的一个岛屿，位于曼哈顿岛以南约半英里处，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曼哈顿区。

(2)伊斯帕尼奥拉岛又名海地岛，是加勒比海中第二大岛，仅次于古巴。

(3)此书插图系原书插图，全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