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

2.2.1 “推-拉”理论

19世纪末，列文斯坦在《人口迁移规律》中阐述的迁移距离、迁移流向、迁移者的某些特征规律迄今对于许多国家依然有效。但是，学术界认为经济因素才是促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列文斯坦的理论被认为是“推-拉”理论的基础，其后20世纪50年代唐纳德·博格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推-拉”理论。

唐纳德·博格等人着眼于迁移的原因分析，探讨了在移民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由气候、生活条件等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形成的推动力量，以及流动人口个体的内部原因。

一方面，该理论认为，在同一区域吸引人口流入的拉力和排斥人口进入的推力并存，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诱发了人口的流动行为。当影响流动的主要力量在人口原住地表现为推力的时候，流向效率较高；反之，则较低。另一方面，“推-拉”理论列举了流动人口应该具备的特点：第一，流动原因不同、流入地条件不同等因素使得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第二，流动中的阻碍使得不满足流入地需求的人口逐渐被淘汰，因而流动的选择性较强；第三，流动地点的选择与人口的生命周期相关；第四，人口流动可划分为正向与负向；第五，流动人口的自身条件和特征介于流出地和流入地所需条件之间。

古典的“推-拉”理论将引起人口流动的主要经济因素归结为两地工资的差别，并且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出发强调了当流出地的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时，该地区劳动力的稀缺将引发工资上涨；而当流入地的劳动力达到饱和时，则该地区整体工资水平将会下降，当流出地和流入地工资达到均衡时，劳动力的流动行为自动停止。

在前人的基础上，李（E.S.Lee）拓展了“推-拉”理论。他所建立的研究体系，解释了不同人群从原住地迁移到流入地的过程中遇到阻碍力量和吸引力量时的不同反应，以及其中包含的各种因素，包括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影响因素、流动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人口个体的因素等。他指出，虽然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各种因素影响了迁移行为的发生，但是人口对两地的了解程度也间接影响了迁移行为。迁移过程中的障碍不仅包括客观因素，而且包括迁移人口的心理等主观因素，因此不同的人群面对阻力会做出不同的迁移决定。只有吸引力的作用大于阻力作用时，才能最终实现迁移行为。但是，“推-拉”理论中的经济因素只强调了两地工资的差别，主观因素只强调了流动人口的心理作用，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2.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2.2.2.1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迁移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学者们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结合丰富的实践活动对人口迁移问题进行研究和验证，将迁移原则模型化。

刘易斯借鉴了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人口流动模型。1954年，刘易斯按照古典经济学派的模式完成了其代表性的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该文章指出从亚当·斯密开始，古典经济学家们都假设只要雇主发给工人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

刘易斯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后指出，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由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工业部门组成。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中，农村劳动力相对于土地和资本过剩，形成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当本部门无法消化这部分劳动力时，便会出现劳动力转移行为，而农业生产并不会受影响。在两部门差异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逐渐向工业部门转移，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假说，这意味着资本丰富的现代工业部门若按照现行工资提供就业机会，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刘易斯将两部门间的差异作为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其一，工业部门分布在城镇；其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得人们需要一定的时间调整心理来适应；其三，与农业部门相比，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且社会优越感更强；其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工会的支持下，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会有所上升。加之资本家把利润转化为资本的行为，造成了工业部门进一步增强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

因此，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的实质内容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工业部门的扩大和农业部门的缩小。他指出，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资本剩余的使用，工业部门的企业家将资本剩余进行再投资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进行扩大再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在刘易斯假定的资本稀缺性和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条件下，固定额度的资本对应于一条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曲线。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从事农业部门劳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转化为一元，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关于人口迁移的二元经济模型在更宏观的层面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和过程。在他的论述中，工业部门的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人口流动的驱动力，然而由于研究的局限性，他并没有将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纳入研究体系。尽管这种观点对于当时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社会而言，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评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就业机会同比增多的情况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二元经济模型假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能立即找到工作，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严重的农村隐性失业问题，而且存在严峻的城市失业问题。

此外，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两部门经济模式的研究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把劳动力转移和社会经济增长相结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促进工业生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的相关政策具有借鉴意义和较高的参考价值。

2.2.2.2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初创立的一种理论。他们强调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指出只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将一部分剩余农产品提供给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消费，并明确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3个步骤。

第一步，与刘易斯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曲线相似，拉尼斯-费景汉理论强调了人口流动的第一步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同时，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没有影响农业生产，因此维持人口生存的农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劳动力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较小。第二步，农业生产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是小于农业生产平均固定收入。在第二步中，尽管农业部门已经转移出部分劳动力，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大量剩余劳动力仍需向工业部门转移。这种转移的规模越大，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就越低，在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必将引起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增长的放缓。第三步，农业生产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大于农业生产平均固定收入。此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全部被工业部门吸纳，两部门的工资水平均由劳动边际生产率来决定。至此，农耕经济已经进入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上述三个步骤是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他们将刘易斯模型的整体性论述细分为人口流动的不同时期。

但是，在拉尼斯-费景汉理论中，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难题。一方面，农业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工业部门转移是很难实现的。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这种持续转移以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前提。另一方面，该理论是建立在人口增长率不变的基础上，这与实际中人口出生率的不确定性不相符。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尤其是农村人口出生率较高，从而加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压力。因此，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均衡发展十分重要。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了平衡发展原则和临界最小努力，即两部门经济持续增长，每个部门的贸易条件持续向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并且劳动力增长刚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

虽然拉尼斯-费景汉理论对刘易斯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但是，他们没有考量城市中不可避免的失业问题，而且假定农业部门的工资不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40]故该理论与刘易斯的理论同样存在缺陷。

2.2.3 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家庭决策理论

新经济迁移理论又被称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或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其基本观点由斯塔克（1991）和布鲁姆（1985）等人提出。与传统理论假设个人为决策主体不同，新经济迁移理论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家庭成员的流出或流入。

“风险转移”“经济约束”“相对剥夺”这3个观点在其理论中特别重要。[41]斯塔克和利夫哈瑞（1982）从流动人口角度出发，试图证明流动是分散风险的方式，即风险转移。斯塔克和卡茨（1986）则认为人口迁移是由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引发的。[42]斯塔克（1984）、伊滋哈基（1988）提出了一个劳动力迁移相对剥夺模型。

新迁移理论对传统的绝对收入对迁移的固定影响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人们做出迁移决定时不仅要考虑可能实现的收入，而且要考虑相对于原居住地的收入水平，以减轻被剥削的感觉。因而，如果预期收入水平低于所参照的地区或人群，那么迁移者仍然会有被剥削的感觉，继而调整其迁移决策。可见，该理论强调了促成人口流动的因素不仅包括以工资水平为代表的经济因素，而且包含了迁移者的心理预期。随后，有学者对人口原住地的市场条件、迁移所得收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制度以及迁移动机等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该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家庭决策目标理论指出，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对人力资源的分配起重要作用，同时，家庭也是做出人口迁移决策的单位，即一般由家庭决定其成员的外出务工。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人口迁移的主要决策者往往是父母或男户主，人口迁移的规模、流向等是各个家庭迁移决策的结果。[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