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色革命

如前所述，自1960年代末至今，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生态社会运动的深入发展，生态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联姻”日渐紧密。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地关乎社会公共生活，因而政治学和哲学领域的“生态化”或曰“绿化”趋向体现得尤为明显。概言之，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等理论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广泛“绿化”过程。这样的“绿化”对传统政治学的理论视域、政治参与方式、政党组织结构等，对人类应该如何看待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等哲学思维方式均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革命性和颠覆性影响，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色革命”，并且，这场“新的‘绿色革命’在政治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9]。

概言之，这场“绿色革命”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进程。早期“浅绿色”理论著作多属关注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以描述性为主的著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其开拓性的社会政治意义前文已述及，不赘述；丹尼斯·米都斯等的《增长的极限》（1972）则不无悲观地预言：“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30]；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衔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提交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基本纲领系统研究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一些较为积极的政策目标和行动建议。本书认为，迄今为止，《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依次代表了科学家个人、科学共同体和国际政府组织，分别主要从个体的、科学的和政治的角度对20世纪后半叶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做了具有奠基意义的但又仅仅是具有初步探索性质的经典阐述。

如果说上述大多是描述性的“浅绿色”著述，旨在唤起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的话，那么，以下这些著作则更多的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政治根源及其解决之道，其“绿化”程度不断加深。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于1967年在《科学》杂志上撰文^[31]指出，我们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作为西方文明传统特色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后来为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依靠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和役使自然的观念均源于此；1968年，美国生物学教授哈丁（Garrett Hardin）也在《科学》杂志发表了著名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32]，文章指出，如果没有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对人类行为的规约，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们必然会过度使用空气、水、海洋、牧场等看似免费的公共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所有公共物品的悲剧。“公地悲剧”自此成为环境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初版于1949年、再版于1969年的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给初生的环境哲学注入了这样的观点：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和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在人与自然这个共同体中，人类应该遵循人与大地以及人与依存于大地的动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规则，“像山那样思考”^[33]，此之谓“大地伦理学”（land ethics）。^[34]穆利·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生态学与革命思想》（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1965）介绍了作为一种激进政治学概念的生态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作为整个生物社会的一部分和自然的扩展，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其他生物与人类结为一体、和睦相处的社会。^[35]这些文献已经涉及了后来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某些重要方面：文化传统问题、社会制度问题以及自然的伦理价值问题等。

谈到绿色政治哲学理论的由“浅”入“深”，不能不提及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年，奈斯在《探索》（Inquiry）杂志发表了题为《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The Shallow and the Deep，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A Summary）一文。^[36]文中首次对“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主张做了明确的界定和区分：前者的哲学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在现有社会制度框架下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加快经济增长、改进分配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后者则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哲学基础，通过对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文化、人的存在方式等深层根源的追问，得出了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依赖于人的价值观的改造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的结论，具有深刻而典型的政治哲学意蕴。奈斯本人也被誉为“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

在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哲学基础理论的绿化方面，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的《生存蓝图》（A Blueprint for Survival，1972）提出了分权化社会结构的设想，倡导一种“小的、去中心化和去工业化”的生存模式，堪称绿色社会政治理论的先驱；无独有偶，舒马赫（E.F.Schumacher）的《小就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1973）关注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和全球化现象，提倡中间技术，主张小巧的工作单元及善用当地人力与资源的地区性工作场所等基础观念，为经济学乃至社会学和政治学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向，被誉为“二战以来影响力最大的100本书之一”^[37]。

20世纪80年代，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斯普雷纳克（Charlene Spretnak）合写了一本在当时尚不多见、目前仍广为流行的绿色政治理论经典著作：《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Green Politics：The Global Promise，1984），该书对生态社会运动和绿党政治做了详细的介绍和客观的评价，堪称西方（前联邦德国）绿党政治研究的扛鼎之作；一如书名所示，某种意义上，该书宣告了一个绿色政治理论时代的到来。同年出版的波瑞特（Jonathon Porritt）^[38]的《理解绿色：生态解读的政治学》（Seeing Green：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1984）影响也颇为深远，与《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一时堪称瑜亮。其后，埃文斯（J.Evans）的《女权主义和政治理论》（Femi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1986）、巴赫罗的（R.Bahro）《组织绿色运动》（Building the Green Movement，1986）、波瑞特（Jonathon Porritt）和温讷（David Winner）的《绿党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Greens，1988）等绿色政治文本相继出版问世。此外，在整个1980年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绿党^[39]（German Green Party，1980年成立于西德）的组建及《德国绿党宣言》（German Green Party Manifesto，1984）的发表。

1990年代，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色革命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学术成果较1970年代和1980年代更加丰硕。英国生态政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的《绿色政治思想》（Green Political Thought）初版于1990年，1991年、1992年和1994年三次重印发行，1998年出版第二版，2000年出版第三版，第四版于2006年问世，由此足见此书在生态政治学界的学术影响和地位^[40]；此外，多布森还是国际性学术期刊《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的创刊人之一，是英国政府“可持续发展委员会”（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的顾问，并作为绿党候选人参加了2005年的英国大选。其他如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的《环境主义和政治理论：走向一种生态中心主义方法》（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1992）、狄更斯（P.Dickens）的《社会和自然：走向绿色社会理论》（Society and Nature：Towards a Green Social Theory，1992）；罗宾逊（Mike Robinson）的《英国政党政治的绿化》（The Greening of British Party Politics，1992）、古丁（R.E.Goodin）的《绿色政治理论》（Green Political Theory，1992）、佩珀（David Pepper）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1993）^[41]、迈耶（N.Myers）的《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Ultimate Security：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1993）、多布森和卢卡迪（Paul Lucardie）的《自然的政治：绿色政治理论的探索》（The Politics of Nature：Explorations in Green Political Theory，1993）、科尔曼（Daniel A.Coleman）的《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Ecopolitics：Building a Green Society，1994）^[42]、高兹（André Gorz）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1994）^[43]、海瓦德（T.Hayward）的《生态地思考：一个导言》（Ecological Thought：An Introduction，1995）和《政治理论与生态价值》（Political Theory and Ecological Values，1998）、理查德森（Dick Richardson）和卢茨（Chris Rootes）的《绿色挑战：欧洲绿党的发展》（The Green Challenge：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arties in Europe，1995，2006）、多赫特（Brain Doherty）等的《民主和绿色政治思想：持续性、权利和公民权》（Democracy and Green Political Thought：Sustainability，Rights，and Citizenship，1996）、卢茨（Chris Rootes）的《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Environmental Movement：Local，National and Global，1999）、巴里（J.Barry）的《绿色政治的再思考：自然、美德和进步》（Rethinking Green Politics：Nature，Virtue and Progress，1999）、科尼里（James Connelly）和史密斯（Graham Smith）的《政治和环境：从理论到实践》（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From Theory to Practice，1999，2003）等，就是这一时期生态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代表作。与十年前相比，1990年代的生态政治学著作不仅在数量上更多，而且绿化程度在广度上不断扩展，在深度上加深。这一时期的绿化理论几乎涵盖了传统政治学的方方面面：政府决策与行为、政党政治、社会运动、政治意识形态等；更为明显和意义深远的是，1990年代的生态政治学开始向“下”关注环保运动等政治实践的同时，向“上”则往“自由”“权利”“民主”“自然价值”等政治哲学层面掘进。在21世纪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化状态中，这样的理论趋向进一步得以彰显。

进入21世纪，生态政治学向“下”走，关注环保运动等政治实践的著述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为代表。作为俄罗斯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匈牙利科学院（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等多个学术团体的委员，莫斯科维奇通过回顾其亲身参与生态运动30年来的历史，在《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中指出了激进的“生态政治——生态主义”的重要性及其自然哲学基础，试图为自然和政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呼吁人类通过恢复“自然之魅”来形成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44]而“民主”“自由”“权利”等传统政治哲学核心理念也逐步“浸淫”至生态政治学领域，如拉德克里夫（J.Radcliffe）的《绿色政治：专政还是民主？》（Green Politics：Dictatorship or Democracy？2000）。多产的多布森和艾克斯利也开始论及这一论域。多布森较为晚近的著作是《公民权与环境》（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以及与艾克斯利合著的《政治理论与生态挑战》（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艾克斯利的《绿色政府：重思民主与主权》（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2004）试图建构一种“批判的政治生态”（critical political ecology）范式（Paradigm），并以此探究基于生态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的绿色民主政府的可能与创设。在艾克斯利看来，这种绿色民主政府就是对现存的自由民主政府、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价值性替代。^[45]不仅如此，“全球化”似乎成为艾克斯利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焦点之一。^[46]

应该说，自1970年代以来，政治和哲学理论的“绿化”效果明显，国际学界对生态政治思想的构建及其哲学基础反思的理论成果已蔚为大观。不仅数量上几乎涵盖了政治哲学论域的所有方面，而且在理论上深度掘进的同时，更为关注生态社会运动、绿党政治运作等政治实践问题。相对而言，国内学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虽起步较晚，研究基础也相对比较薄弱，但势头迅猛，方兴未艾。

国内学界对于生态政治思想和生态哲学理论领域的研究起步于1980年代，到1990代中期以后，相关的研究论著开始渐成气候。如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非线性一样，国内学界对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共时性的“多点开花”局面。几乎在同一时期，关于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等的研究成果同时显现出来，如叶平、鱼小辉等就较早地关注了政治哲学层面概念（如“权利”“民主”等）的生态化趋向^[47]，郇庆治也较早地关注了生态政治学的哲学价值基础方面。^[48]但大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生态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大体遵循了学界研究的“国际惯例”，即初期研究主要以译介和唤醒中国公众生态意识为主，然后走向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专业“绿化”，并从深层次发掘生态政治学的自然哲学基础（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间或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生态思想资源的整理挖掘工作。就研究主题和范围而言，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关于生态政治基本概念内涵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最为丰富；关于西方生态社会运动及绿党政治的评介性研究^[49]，关于生态社会运动的政治学研究成果不多，但关于绿党政治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关于生态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及生态哲学与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生长点；关于生态伦理与传统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如把生态哲学与中国传统道家、儒教学说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从而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资源；关于生态政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较为综合、实证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环境保护具体操作层面的政策法规方面的研究等。这些方面均有大量的文章、著作乃至系列丛书等成果问世。

如前文所述的“浅绿色”著作在国内大多都有中译本，并以“绿色经典文库”（Green Classics Library）^[50]之名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代末翻译出版。在“经济高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却相当严重”的当代中国，确如（选）编者所言：这套丛书旨在“给读者展开一个绿色的视野……以记录绿色精神在中国的成长历程”^[51]，从而为普及环保理念和生态观念做出里程碑式的奠基性贡献。

随着国内学界研究进程的推进，生态主义思潮逐步蔓延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特别是在生态政治学领域，相关著述和文章层出不穷，成果斐然。作为生态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山东大学不仅在该领域研究起步阶段处于领先位置，而且有标志性的系列丛书问世，从而占据了国内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理论高地。

1995年，山东大学的刘京希在《学习与探索》发表了《生态政治论》、1997年在《政治学研究》发表了《生态政治新论》、1998年在《东岳论丛》发表了《再论生态政治》等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对生态政治学概念的理解独辟蹊径，将生态政治学理论从内含和外延两方面做了区分和进一步的阐释，即在内含上，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以政治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理论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刘京希由此认为，这种生态化的政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治体系的“内生态”，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如要保持其良好的内生态，就必须以历史的传统性、目的的人民性、体系的开放性和运行的制衡性为准则；二是政治体系的“外生态”，即政治体系与社会以及政治体系通过社会这一中介与自然之间形成互为助益的动态平衡关系。其实质就是使政治理论能够以生态化的眼光审视、处理政治及其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以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最佳效果。^[52]

其他较早涉及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及研究论文成果主要有：吴怀连和任健的《绿色政治》（《读书》1989年第5期）、刘苏邮的《西方“绿色政治”述评》（《湖北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吴永忠的《后常规科学的生态政治观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6期）、刘在平的《面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政治——生态政治学》（《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鱼小辉的《环境保护与民主政治》（《社会》1989年第6期）与《绿色政治学：当代政治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唐都学刊》1994年第2期）、王金洪和刘凌的《当代西方“绿色政治理论”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黄新华的《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政治学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3期）、刘然的《生态政治研究引论》（《理论月刊》2003年第1期）、蔡先凤的《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王建明的《当代西方生态政治运动的踪迹与走向》（《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程容宁的《析绿色政治——一种新的发展观》（《求实》2003年第5期）、黄爱宝的《生态政治的双重定位及其关系》（《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陈霞的《试析道教无为而治与生态政治》（《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4期）、方世南的《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2期）、孙正甲的《自然生态政治：当代民主政治的必要延伸》（《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等。

至2005年，关于生态政治学的概念、研究范式与学科定位大致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如李刚在《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从学科概念上讲，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环境政治学、绿色政治学是大致相当的；就研究范式而言，生态政治学包括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在学科定位上，生态政治学应该属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一个应用学科领域。2005年以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美丽中国”^[53]等概念的流行，关于生态政治学的研究热度不减，并持续升高，朝着理论纵深和实践需求方向继续前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李承和宋新夫的《生态政治：老子生生和谐的政治价值情怀》（《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1期）、王建明的《“红”与“绿”：展现新全球化时代生态政治哲学新思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12期）、赵闯和黄粹的《现代西方政治价值体系中的生态面相——绿色政治的价值诉求》（《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张卫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政治智慧》（《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黄爱宝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的主要特征》（《理论探讨》2012年第5期）、赵闯的《生态政治：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王卓君和唐玉青的《生态政治文化论——兼论与美丽中国的关系》（《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刘然和刘逸夫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政治观》（《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方世南的《从生态政治视角看生态文明蕴涵的执政文明》（《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吴春梅和林星的《“天人合一”视阈下的中国生态政治》（《理论月刊》 2014年第8期）等。

2005年也是山东大学郇庆治教授主持的“环境政治学译丛”第一辑出版的一年。在郇庆治看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被公认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富挑战性的难题之一”，“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54]。编者认为，西方生态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方面，并以此为依据选编翻译了4本在各自领域出色的研究成果，第二辑4本于2008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该丛书最近的一辑于2102年编译出版。^[55]

郇庆治在生态政治学领域中有较为成熟的绿党政治研究成果，堪称国内该研究领域中的翘楚。自1998年以来，郇庆治对欧洲各国绿党政治的理论主张与现实状况进行了跟踪阐释。其系列成果主要有：《从抗议党到议会党：西欧绿党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欧洲执政绿党：政策与政治影响》（《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绿党的欧洲化与欧洲民主：功能与局限》（《欧洲研究》2006年第6期）、《作为欧洲党的欧洲绿党：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为例》（《欧洲研究》2009年第6期）。其专著《欧洲绿党研究》^[56]主要对欧洲各国绿党的兴起、历史发展、政策纲领及理论主张进行了深入具体的介绍，并提供了关于欧洲各国绿党的大量信息资料等。此外，刘东国的《绿党政治》^[57]以时间为线索，叙述了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绿党的兴起与发展，指出了绿党政治与传统政党政治的不同，重点阐释了欧洲各国绿党在保护环境、扩大民主、维护和平、反对经济过度增长等方面的政治思想主张，以及基于生态主义哲学的绿色创新价值观：生态优先、社会责任、基层民主和非暴力。这两本有关“绿党政治”的著作堪称国内此类研究的经典之作。

在生态政治研究的理论专著方面，肖显静的《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2003）属于应用领域的生态政治学著作，该书从解决环境问题的角度对生态政治概念做出了解释，其突出特点是勾联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认为生态政治学主要就是研究和处理“政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曲格平的《关注中国生态安全》则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生态安全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介绍（2004）；孙正甲的《生态政治学》（2005）也试图运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生态政治学，并以此构建一种生态政治完整的系统理论。“我们研究自然—社会—政治系统，系以自然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基本视角，重新审视政治，其重点在于自然的政治化和社会化，而不在于政治和社会自身。”^[58]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1999）、《生态哲学》（2000）、《生态文化论》（2001）、《自然价值论》（2003）、《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2010）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哲学探索，为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这种生态政治体系的系统建构及其哲学基础构筑，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的固有视野，为人类从更广阔的角度分析和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中，基于中国特殊的理论国情，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理论趋向，即学界纷纷回首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的理论和智慧，以期找到一条克服生态环境危机、通向人类未来福祉之路。从马克思本人生态思想的当代复兴，到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启蒙理性、技术理性的生态维度批判性反思，再到莱斯（William Leiss）著名的“自然的控制”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结合愈来愈紧密，本·阿格尔（Ben Agger）终于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理论术语。^[59]其后，经过高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特别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大领军人物奥康纳（J.O’Connor）和福斯特（J.B.Foster）的学术争鸣^[6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进程一直向前发展。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也是当今各生态主义政治哲学流派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而且更为深刻和根本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致力于探究公平、正义等社会生态问题，因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61]。总之，通过对马克思各个时期理论文本的系统爬梳和阐释，一个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马克思，一个关注人类环境的生态学者马克思正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有关马克思生态思想论著的大量涌现，有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后年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62]，并已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63]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推广方面，中央编译局对此贡献良多。俞可平主编了“生态文明系列丛书”，丛书整合中美两国生态文明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顶级资源，如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 Jr.）、大卫·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64]的标杆性人物及王治河、岩佐茂、李惠斌、薛晓源、刘仁胜等中坚力量，《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环境的思想与伦理》《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生态文明建构：理论与实践》等成果自2007年以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陆续出版，反响巨大。

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聚焦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研究，多人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其中以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9）、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08）、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等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为代表。通过国内诸多学人的努力，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关系的论述已较为全面和完整，且不乏某些中的见解。王雨辰在《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一文中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主要有：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通过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异化消费的必然性，而要根本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就应该诉诸社会制度和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65]应该说，这样的“问症”和“药方”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所在。

应该说，所有的理论家们都是在复杂的现实背景下，基于特定生活的特殊需求和愿望，思考和应对一些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生态环境问题无疑是当今世代的共同难题之一。当“生态危机的幽灵”愈来愈肆虐，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威胁21世纪人类生存的问题的时候，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也开始了与生态学“联姻”的过程。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开始借助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试图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批判和重构。一种基于生态学的新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被型塑，人类社会的生存理念和行动准则也正在被重新置于生态环保的审视和批判视域之中。这样的审视和批判，既是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功能，也是政治哲学当代发展之必需。基于任何理论的研究都是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不可能涉及研究对象的所有内容与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任何理论研究都离不开一个最初的逻辑元点。本书立论与阐述的逻辑原点就是对“政治哲学”一词的正本清源，回归对其原典意义的重新理解。这颇有些类似于苏格拉底当年的提问：“什么是政治（的）？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