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态危机的幽灵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由于国际环境的长期和平与新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为特征的所谓“黄金时代”，然而“富足之日就是恶果来临之时”^[2]。人们在尽情享用空前规模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充满困惑地发现，自己的呼吸、饮水、吃饭、居住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生态危机的幽灵”从天而降。以人口爆炸、物种凋零、环境退化、生态失衡等为主要表征的生态环境危机，使人类生存处于史无前例的恶化状态。譬如号称“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面积的锐减、濒危物种灭绝速度的加快、土地耕地的沙漠化、水资源的总量和结构性短缺、“空中杀手”酸雨的频繁降临以及温室效应的加剧等等^[3]，更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八大公害事件”^[4]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发生。

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危机出现加速恶化的趋势。在詹姆斯·施匹兹（James Gustave Speth）看来，20世纪以来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大了地球生态环境的压力，大气、海洋、水域、森林、土壤等生命支持系统加速恶化。并且，近几十年来，形势变得越来越糟，“毒性伴随着一定产量的增长也在稳定增加”^[5]。有学者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这次生态环境危机称为第二次人类环境危机。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生态环境危机，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看，第二次环境危机已不再是个别国家或局部地区的危机，而是持续恶化的全球性危机。由于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世界农产品产量增加的同时，土地资源却加速枯竭，功能严重退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可耕地面积丧失了1/3，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土壤退化评价分类标准，12亿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中国和印度国土面积的总和）发生了中等程度以上的土壤退化，其中3亿公顷严重退化，其固有的生物功能完全丧失；在1980年代，世界用于农业的土地总量每年只扩大1%，而由于过去农业扩展的影响——土壤侵蚀、荒漠化和盐碱化，可耕地的数量实际上在下降。^[6]再加上人类的乱砍滥伐、过度垦荒，又使得森林植被的毁灭速度进一步加快，从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30年中，40%的热带雨林已惨遭毁灭。而土壤和森林植被正是地球生命的两大支持系统。

进入21世纪，“生态危机的幽灵”愈发显示出其狰狞的面目，以致从根本上威胁了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可能会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终结，这绝非危言耸听。从当年的“伦敦雾”到现在肆虐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天”，日趋严重的大气污染也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臭氧空洞自1979年以来加速扩大，至1989年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竟“大如北美”。据统计，“在过去的100年里，最暖的6年几乎都发生在1980年代，即1980年、1981年、1983年、1987年、1988年和1990年；1989年9～10月南极上空臭氧含量急剧减少，而且臭氧空洞范围扩大”；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大，水体污染又造成新的结构性短缺；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能源告急、呈几何级数的物种锐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频频向人类袭来。《联合国环境方案》对此颇有些无奈和悲伤地指出：“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1976年，气候科学家斯蒂芬·施奈德（Stephen Schneider）首次预测了全球即将变暖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气候科学家发现地球的平均气温在上升，全球变暖理论得到证实。由2500名世界各地的主要科学家组成、成立于1988年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认为，有新的和更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过去50年的大多数升温是人类活动造成的。2010年，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斯·格尔布斯潘（Ross Gelbspan）写道：“全球变暖问题是真实的。它威胁着我们的文明的存活。”^[7]气候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奖章（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获得者朗尼·汤普森（Lonnie Thompson）对此也确信不疑：“为什么……气候学家无保留地直言全球变暖的危险？答案是，事实上我们都确信全球变暖已经明显地对当前的文明构成威胁。”^[8]

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当今的全球变暖源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碳排放的过量增长。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中叶，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只有275ppm，自1988年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350ppm（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最高值），目前已经达到396ppm。^[9]全球变暖的两大灾难性影响是冰川消融和海平面上升。极地冰雪正在加速融化，北极冰帽（ice cap）迅速消融，南极大量冰架（ice shelf）开始崩塌，世界第二大冰体格陵兰大冰原（ice sheet）的消融也在加速。冰川的消融，再加上海洋本身的热膨胀，使得“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各种预期影响中，海平面的上升可能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人类灾难”^[10]。不幸的是，近几年的海平面确实在普遍上升，斐济、图瓦卢、马尔代夫、基里巴斯等一些岛国正在被淹没，沿海城市也面临被大海吞噬的危险。

与全球变暖有着同样重大危害，但相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由于对二氧化碳的过度吸收而导致的“海洋酸化”。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一位来自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的专家称“海洋酸化”与“全球变暖”是“一样罪恶的双胞胎”。^[11]“海洋酸化”的最大危险是浮游植物（phytoplankton）^[12]的减少。作为海洋食物链的底层，浮游植物生产了约占地球一半的有机物质，吸收了约一半的二氧化碳。但自1960年以来，海洋浮游植物减少了40%。另一位海洋生物学家说，他想不出比这更大的生物变化，因为“海洋酸度的继续上升将导致世界上绝大多数渔场彻底崩溃”。继一个“没有鸟儿的春天”之后，一个“没有鱼类的海洋”正在向我们迫近。^[13]

人类历史上也曾有过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致使伟大文明衰落甚至消逝的先例，如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玛雅文明、罗马文明等，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规模地和不计后果地剥夺自然资源，破坏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条件，“南部意大利和北非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了罗马的消亡”，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对此中缘由的分析颇为中肯，“环境因素虽然不是导致希腊罗马经济与社会衰落的惟一原因，但的确是重要的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为因素”^[14]；但总体而言，上述这些早期文明的衰落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当代这场生态危机导致的生态严重破坏和环境的急剧退化却是全球性的和史无前例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这样描述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15]

以至于有人预言，与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相比，生态环境问题才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16]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莫斯塔法·卡·托尔巴所言：“冷战结束，环境问题一跃而名列世界政治议程的榜首。”^[17]套用莎翁的那句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正是问题的所在”。“生存还是毁灭”已成为人类目前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尽管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向人类发出了警告：“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8]但急功近利的人们总是不愿认真对待恩格斯早年的警示。直到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向世人发出了警示：我们习惯用来杀灭害虫的农药DDT最终竟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一个本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万物复苏、百鸟争鸣的春天正远离我们而去，环境污染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已造成灭顶之灾，“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