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绿党:生态政治的主阵地

我们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站在正前方。

——格鲁尔(Herbert Gruhl)[1]

绿党的未来是一支实用的左翼党的队伍,环保政策必须再一次成为绿党的标志。我们的同一意识成了泡影,已没有人知道绿党究竟站在哪一边。

——安捷·拉德克

曾经产生于生态运动并指出经济增长局限性的政党,在经济自由主义中能找到自己的未来吗?

——奥斯卡·拉封丹

社会运动之于政党的孕育与被孕育关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政党的出现大都是某种社会运动的结果。有些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必然要求成立相应的政党作为其利益表达和聚合的代言人。正如19世纪的工人运动造就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一样,当代生态社会运动也孕育了西欧及其他地区的绿党。因为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程度的深入,生态社会运动的斗争方式、主题和内容也会发生一些显著变化:从早期的“通过宣传和动员来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为主,转为“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来现实地改变国家政治议程”为主。这些显著的变化,使得原来抗议式斗争形式显得有些隔靴搔痒和力有不逮,或者至少可以说,社会运动式的斗争形式游离于权力运行和国家决策中心之外。于是,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党提上了欧洲各国生态运动的政治日程,绿党应运而生。社会运动一旦选择了政治组织,参与和战略制度化,便开始了“向制度内部进军”(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过程,相关组织团体也就具有了向政党转变的必要构件。“一个抗议性运动一旦选择了参与制度化政治,组织、策略和熟练的政治家就具有了极端重要性,如果它想对全国性政治产生持久性影响的话。”[2]

正是在生态社会运动中,一大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成为日后各国绿党的中坚力量。当今世界,“绿色运动的核心力量是有关国家的绿党”[3]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生态社会运动中早期的绿色政治团体多称自己为“绿色名单”“政治联盟”或“选举名单”,反对将自己的组织称为政党。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佩特拉·凯莉(Petra Kelly)就明确地提出,我们的组织和事业不是“政党”,而是一种“运动”。德国学者鲁道夫·范许伦(Rudolf Van Hüllen)在20世纪90年代初终于折中地指出:绿党“在法律上是政党,在结构上是联盟,至少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是一种运动。”[4]随着绿党的成型与制度化运作,已然进入权力中心的绿党的角色和表现,理应成为理论研究和学术分析的焦点。迄今为止,有关绿党的比较研究与学术争论主要集中在:绿党的兴起与发展、绿党的组织与意识以及绿党的选举策略等。[5]

笔者无意从时间序列上罗列绿党的缘起、现状与未来走向等,而是试图在与传统政党组织的比较和共存中阐明,绿党在哲学基础与思维方式、组织管理理念与架构模式、政治立场与策略选择等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此即绿党的“异质性”;但同时,绿党作为政党,特别是一旦进入议会、染指政府权力,就不得不对其原则和立场做出某种调整,以适应现代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此即绿党的“匀质化”;从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文化价值观意义上讲,这恰恰体现了绿党政治从激进主义(哲学)向现实主义(政治)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