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留学史中的留英学人

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清政府在推进洋务运动过程中，出于解决技术人才的问题，陆续派出数批官费留美生和留欧生，这形成了官方主导的第一次留学潮。在这次留学潮中，著名的是1872～1881年派遣的“留美幼童”和1877年由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留英、法的海军生。在这批留英学生中，出现了后来影响巨大的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赴英留学或者游学，比如黄宽、斌椿、张德彝、辜鸿铭、王韬、伍廷芳、何启、郭嵩焘等人，但甲午以前中国社会对这批留英学人所代表的新思想的接受是极为有限的。^[4]直到甲午战败后的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曾经是海军留英生的严复所发表的政论和译著，传达出来的西方哲学思想和国家观念，在晚清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梁启超评价严复译介西学与传播新思想在晚清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清末思想界的一个“重镇”。他说：“严又陵（复）。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5]

20世纪初期清政府推行“新政”，在教育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清政府既通令各省迅速选派官费留学生，亦鼓励民间子弟自费留学，遂使留学蔚为潮流。^[6]这波留学潮中，赴近邻日本留学成为一种风气，在高峰期的1906年，留日中国学生人数为八千名左右，^[7]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总和。

随着1909年清政府与美国谈判退还超收庚子赔款用于选拔优秀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计划的达成，以及最初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的成立，留美学生有了较快的增长，据统计，从1909年到1929年，仅该计划资助的留美中国学生已达1290名。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学术、实业、外交和教育文化领域里的领军者。^[8]

从1912年起，在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赴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留法中国学生亦在迅速增长，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数年，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总人数当在1900人左右。在这批勤工俭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从事革命的杰出人才，其中有很多后来为中国革命献身的中共党员，以及后来曾经长期担任中共要职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高级干部的人士。^[9]

相对于留日生、留美生和留法生，中国人赴英国留学的动力稍嫌不足。留英生的人数在清末十年乃至民国初年缓慢增长。宣统二年（1910年）驻英监督高逸统计，该年份官费留英生仅有124人，绝大部分人学习的专业属理工科，小部分人学习商科、医科、法科等。^[10]留英事业不能勃兴，以下三个原因值得注意：第一，赴英国的旅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远不如赴日本方便；第二，英国的生活费用偏高，英国工人不允许外国人竞争他们的饭碗，所以去英国的勤工俭学人员和自费留英学习的远少于法国；第三，面向英国的公费留学项目和资源相当有限，如英国退赔的庚款留学项目迟至1930年以后才启动，所资助的留英生名额亦远远少于庚款留美生。

但是英国毕竟是现代工业文明和议会政治的发源地，其独有的国家魅力持续不断吸引着近代国人克服种种困难，前往英国学习。本书所讨论的留英学人中的章士钊，在初次参加革命即遭挫折后，流亡日本时期，他即倡言“苦学救国”，认为“全国所能仿佛者，惟立国会兴民权廓然数大字耳，其中经纬百端，及中西立国异同本义，殆无一人能言”。^[11]所以他主张以大部分人才进行革命斗争，以小部分人才刻苦学习，研究学问，尤其要研究将来的国家建设问题。从1907年到1911年的近五年时间，章士钊先入苏格兰大学，从戴维逊教授学习逻辑学；1909年，入阿伯丁大学攻读政治法律，又从邓仁潞博士攻读经济学。^[12]学成归国后，章士钊在《民立报》、《独立周报》、《甲寅》上发表的政论文，成为民初政坛上公认的追寻立国之道的范本。胡适指出：“自1905年到1915年（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13]

辛亥以后，留英生又有新的进展，其来源主要有：一是中央各部选派的全额官费留英学生，据1913年调查的“留学欧洲各国官费学生姓名表”，由稽勋局、交通部和海军部选派出的留英生有50余人，以理工科为主，其中就包括后来著名的李四光、王世杰、李寅恭夫妇等人。二是各省陆续派出官费留英学生及后来补额的又有百余人，其中湖南省的名额共有20余人，包括李剑农、杨端六、向绍轩、皮宗石、任凯南、宁协万、李敬思、袁昌英诸人。^[14]他们主要集中在英格兰的伦敦和苏格兰的爱丁堡等城市的大学学习，一般都比较完整地接受了精英式的西方教育，本书所讨论的《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主要出自这批。三是在华英国基督教各教会创办的学校中所选派出的留英学生，据《曾宝荪回忆录》所记，当时在英国的中国基督教学生亦有自发的教会组织，并有刊物East in the West，主持人是巢坤霖、胡伟德。男生有梁宝畅、梁宝鉴、吴天保、傅铜等十数人之多，而女生则有胡素珍、何兴等以及包括曾宝荪自己共7人。^[15]此外，或许还有些不易统计到的私费留学生，比如吴稚晖等人在上海成立的留英俭学会，亦帮助一些有志青年前往英国学习。朱东润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前往英国，但是因为英国政府不允许勤工俭学，他只能靠给国内报刊翻译英文稿件获取的稿费，支付他在伦敦西南学院的学费和生活费。^[16]

这批留英学人整体上和章士钊一样怀抱着“苦学救国”的理想，较少标榜空洞的革命行动口号，而以极大的精力投入专门知识和专业领域的学习，期望以科学的精神、探究学理的态度为现代中国找寻立国之道。上述章士钊回国后成为“调和立国论”的代言人，并参加了1917年的制宪会议，1918年以后他成为北大逻辑学教授，同时任图书馆主任。在他后面的那批留英学人中包括一些后来颇有影响的人物。李剑农：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学习，回国后创办《太平洋》杂志，同样鼓吹“调和立国论”，稍后成为湖南省制宪委员会委员，1930年后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李剑农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在1956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至今仍是美国大学汉学家研究中国问题时必不可少的参考书。^[17]杨端六：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经济学家，以货币和银行学研究蜚声海内外，而且在会计、统计和审计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卓有建树，被认为“声名仅次于马寅初的货币学家”。^[18]周鲠生：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高才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泰斗，所著《国际法》（上、下册）是中国第一部最有权威的国际法著作，当代中国国际法学者大都直接、间接受过他的教益和影响。^[19]

同时期或者在他们前后出国留学的学生中还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回国后给近现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指出：“在现在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一切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所影响的事实看来，更足见留学问题关系之重大。”^[20]但新中国成立后，留学生反因其所受教育，普遍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签，其思想和学识连同人事一概被扫地出门，几乎无缘参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留学生史的经验总结和学术研究才受到重视，相关著作同时获得出版，人们对留学运动之于近现代中国的积极意义重新给予高度评价。

从研究的进展来说，在改革开放前后，当属留学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侧重于对整个近代留学史的叙述和评估，出现了一批比较有分量的著作，如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年）》^[21]，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22]，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和《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23]，王奇生的《中国的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年）》和《留学与救国：抗战期间海外学人群像》^[24]，丁晓禾主编的《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25]，为近代中国留学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留学史的研究转向分国别和专题的研究。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国家，如留日生、留法生、留美生以及留德生，率先得到学者较多的关注。代表性著作有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6]，鲜于浩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27]，史黛西·比勒的《中国留美学生史》^[28]，叶维丽的《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年）》^[29]，叶隽的《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30]。对这些国别中国留学生史的研究无疑可为留英生的研究提供借鉴。

对于留英生的研究，因为英国文化对近代中国的既早且持续的影响，所以借助近代中国留英学人的个案来探讨中英文化关系开展较早，也是各种研究的焦点，所讨论的重要人物包括王韬、伍廷芳、何启、严复、章士钊、丁文江、朱光潜、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关于这些留英学人的研究著作已有一定数量。^[31]尽管有如此这般成果，对于留英生整体性的分析和研究还远远滞后于留英个体的研究。刘晓琴博士于200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32]分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三个时期，详细爬梳了近百年留英教育的发展历程，是迄今为止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国留英生的专著，填补了留学生国别史研究的空白。

有的研究视留学生为特定的身份认同或社群。留日生、留法生、留英生等的说法，即已提示了这种认同或社群的存在。更细致的研究，是讨论同时代的留学生因为同学、同乡、思想等缘故而组成的社群，目前学界对于留英生社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军留英生^[33]、中英庚款留学生^[34]等社群。有的研究则将留英生与其他国别的留学生放在一起，把留学生的身份认同作为重点，讨论留学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如章清以容闳、严复、胡适为例探讨留学生的西学话语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周晓明讨论英美派留学生组织的“新月社”及其文化思想活动，^[35]叶隽强调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别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然后综合讨论留欧学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36]

在上述研究中，本书所讨论的留英学人社群中的几位主人公，除章士钊外，其余诸人如李剑农、周鲠生、杨端六等均找不到相应的位置。再从以下所述的传记论文中，可看到学界对这批人物的留英背景和早年思想活动的描述往往也是语焉不详的。

关于李剑农，萧致治先后撰写的《改造中国，需要研究中国历史——李剑农传略》和《李剑农：世界级大史学家》两文，是对李剑农生平和学术成就最详尽的叙述文章。他曾列出一目对李剑农在《太平洋》上的言论、思想稍作叙述，指出“他在主编《太平洋》杂志期间，曾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调和互让，主张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联邦宪法，联为一体，实现国家统一”。并且在第一篇文章后面附录了李剑农的相关著述和一些报章文章，颇便于后来研究者。^[37]关于杨端六，有三篇相关论文。第一，是萧致治、聂文明合撰的《杨端六传略》，是迄今为止关于杨端六的最翔实的传记，该文对杨端六发表在《太平洋》、《东方杂志》等刊物上的经济类文章予以介绍，末尾处同样附录了杨端六早期所发表论文的部分目录及全部著作目录。^[38]第二，是许康、雷鸣合撰的《经济管理学家杨端六》，指出杨端六在货币、银行学、会计以及统计学方面的学术成果，文中提到杨氏在1917年发表在《太平洋》上的译作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后出版单行本），评论说：“可见杨端六在留学英国期间也未忘情国内的币制问题。”^[39]第三，是笔者所撰的《杨端六与罗素——从罗素长沙讲学说起》一文，澄清了杨端六在1920年10月罗素长沙讲学过程中，承担译事工作的问题，并讨论了罗素学说对于杨端六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40]关于周鲠生，曾有学者编辑《周鲠生文集》，主要收录1924年以后周鲠生发表于《现代评论》、《东方杂志》等刊物上的论文，令人奇怪的是，编者完全忽略了周鲠生稍早发表于《太平洋》杂志上的90多篇论文。该书收录了李谋盛所撰《周鲠生教授传略》一文，对周鲠生生平做了完整叙述，可惜所描述的早期情况，亦不甚详细。^[41]

在回忆录方面，杨端六的女儿杨静远所撰《杨端六、袁昌英与商务印书馆》、《我的父亲杨端六》两文回忆指出，父亲1917年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的《会计与商业》一文深受商务领导重视，于是在1921年与他订立筹办新会计制度的合同，并由他主持改革。^[42]另外，杨静远所撰一本日记体《让庐日记》和一本书信体《写给恋人》，均只提到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武汉大学期间的生活、教学和著述的片断，并没有提供早期情况，但其中一句话：“小松的父亲周鲠生是我父亲梳辫子时的密友，一同参加同盟会，一同办反袁世凯的报纸，被捕获救后一同赴英国留学，回来后又一同参与创办武汉大学。”^[43]足见《太平洋》主要角色之间的密切关系^[44]。周如松（周鲠生的长女）所撰回忆体文章《周鲠生先生传略》一文，提供了比较详细的周鲠生生平事迹，并提到周鲠生、李剑农、杨端六和皮宗石等人曾是湖南省立第一小学的同窗好友，可惜对于他们在《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文字活动，也未置一词。^[45]

不可否认，与留美学人比较，这批留英学人对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而且他们的学术成就也是在人生中后期才逐渐为社会所认可。但笔者认为仅从“影响”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一种狭隘的偏见。正如英国历史学者约翰·克莱夫指出的：“思想史家很难完全展示思想和实践的联系，他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些思想影响了什么人？或者改变了哪些人的观念？’等问题，但是当有人进一步追问‘如何影响’或‘多少人受到影响’时，他就显得底气不足了。”^[46]作为本书主角的留英学人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指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们属同一代人，但他们的“影响”方式完全为后者所遮蔽。如果我们不从“影响”的角度，而是从“存在”的方式去理解新文化运动以外的其他思想，无疑能够丰富对这一“众声喧哗”（王德威语）时代的认识。墨子刻指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希望了解所有人类生活之中重要的面向，并把握所有人类生活的构造，而在我们从事思想研究之时，如果某一观念或某一词汇常常出现，并在该思想逻辑上有其意义，那么它就算是重要的。”^[47]辛亥到五四期间留英学人的思想发展是一种存在，对这种思想存在的逻辑意义的重新审视是本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