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甲寅》到《太平洋》的留英学人

第一节 欧事研究会的“人材集中主义”

经过“二次革命”的挫败，革命知识分子在如何挽救和改造中国在思想和方法上出现分歧。在日本东京先后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以及他们各自聚合的人员及采取的行动表明二者的分歧程度相当之大。而本文所讨论的《甲寅》、《太平洋》等杂志的出现与“欧事研究会”有相当关系。

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国民党人和知识分子流亡海外，东渡日本的人数即多达数千，东京再现清末革命党人云集的情景。其中，孙中山又举起革命大旗，纠集旧同志，经过近一年的筹划，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但孙中山的这次号召未能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相反，革命阵营出现了公开的分歧和分化。党内原有孙派、黄（兴）派之分，此次失败，更使两派宗派意识加剧，互相埋怨对方的革命失败之责任。^[1]黄派终因反对中华革命党严苛的入党手续和誓约及党章中关于党员分为三等、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没有公民资格等规定，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因而两派在组织上形成了公开分裂的局面。同年8月，由李根源、彭允彝等6人在日本东京发起，并以时在美国的黄兴为精神领袖，宣称“欧事严重，集同人讨论，定名曰欧事研究会”。^[2]

欧事研究会的参加者，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在政治上坚持讨袁，又赞成黄兴“缓进”主张的国民党人。欧事研究会在日本成立后，美国、南洋、欧洲及国内上海的一些人相继加入，共有会员一百多名，其中基本上由国民党内两部分人组成：一是追随黄兴的革命党人，如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钮永建等人；二是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如谷钟秀、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杨永泰、徐傅霖等人。^[3]另外，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也加入研究会，对研究会的筹划和宣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如章士钊、陈独秀、张东荪等人；当时尚在欧洲的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人也要求加入。^[4]

实际上，两派人在反袁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化，主要来自他们对于“二次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认识上的分野。孙中山认为中华革命党在组织上必须保证统一，党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在活动方针上，他主张依靠少数精锐主义者进行急进的军事斗争，发动第三次革命。^[5]黄兴则认为，革命尚处于低潮期，只宜养晦待时，积蓄力量，徐图进取，等到袁世凯恶迹昭彰，国民觉悟，“有社会真切之要求”，才可乘机奋起，倒袁才能成功。^[6]同样，“欧会”的上海代表谷钟秀、杨永泰等人认为目前必须尽量联络各界人士，集中人才，在全国发展、扩大反袁势力；在舆论上，创办报刊、书局等，“鼓吹共和国家组织之原则，共和国民应具之智识”，以增强人们的民主观念，对抗当局的专制政治。^[7]在欧洲的几位成员如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等，也认为当时除了“制造舆论”以外，没有更好的救国办法，而造成舆论的关键，就在于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形成的途径只有教育与宣传。^[8]后者因其主张渐进主义而被称为“温和派”，与孙派的活动有所疏离。^[9]

欧事研究会成立初期相当重视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及人才培养，这一点确如黄兴所预期的。其中最突出的文化活动是，在上海、东京等地先后创办了多种杂志，并设立图书局、编译社、联络机关等。早在1914年1月，谷钟秀、杨永泰、张东荪等“以促进政治之改良，培育社会之道德为宗旨”^[10]，在上海发行了《正谊》杂志，以独立主持正论的姿态，率先打破袁世凯御用宣传工具造成舆论界沉闷的气氛，“敷陈正论，为神州放一线光明”。^[11]这年冬，谷钟秀、欧阳振声、殷汝骊等人在上海设立“泰东图书局”、“明明编译社”，翻译出版了法政、哲学、文学各种书籍，“欲以牗进社会文明，隐力商贾之间，密图改革”。^[12]同时，“欧会”也注意人才的培养和集结，诸如在上海创办一所政法专门学校，在北京组织学会，派遣往欧美的留学生，还在南洋和日本收容许多中国的困苦学生，等等。^[13]

《甲寅》杂志创办于1914年5月，前面四号的编辑、印刷和发行都在日本东京，原定为月刊，但常因编辑出版事务繁杂而导致出版延期，历经一年时间仅出四号，于是1915年5月第五号起改由上海的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而稿件邮寄地址和编辑工作仍在东京，以后大致每月一期，下旬出版，^[14]但也仅继出六号，这年10月出完第十号后，即为袁世凯所指使的交通部查禁而停刊。11年后，章士钊追论当时创办杂志的用意及刊名来源，说道：“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为芟，爰约同人，创立杂志。仓卒无所得名，即曰甲寅，昭其岁也。”^[15]而且，刊名也是与黄兴协商以后才确立的。^[16]可见，这是袁世凯反动统治下的一种反对派刊物。

《甲寅》杂志虽在《本志宣告》上声明“本志非私人所能左右，亦非一派之议论所得垄断”，^[17]但它在问世之初与中华革命党及欧事研究会都有相当微妙的关系。首先，《甲寅》杂志是由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胡汉民发起，但又向黄兴极力推荐章士钊主持杂志，^[18]章士钊后来认为是“以余非同盟会会员，亦非国民党党员，顾鼓吹革命，资格颇老，对孙黄相当尊重，无甚轩轾，此时主办此志，应最合宜，尔时同人之公言如是”。^[19]但是《甲寅》第一期发表《新闻条例》时评一文，即被中华革命党人误解，认为影射前南京内务次长国民党人居正是“暴徒”，“以胡汉民为首，见此评大怒”，乃至派出激烈分子夏重民前往《甲寅》杂志社打人泄恨。^[20]可见，《甲寅》杂志的办刊理念与中华革命党完全不合。

其次，《甲寅》的初创又接受了黄兴的资助，章士钊本人亦加入欧事研究会，且是研究会的重要书记，因此《甲寅》杂志被中华革命党讥讽为“黄兴的私人喉舌”，或者“欧事研究会宣传机关”。^[21]对于前者，章士钊予以否认，而对于后者，他似乎并无芥蒂，毕竟他也是该组织中人。李剑农则相当明确地指出《甲寅》杂志属于“欧事研究会”的机关刊物。^[22]不过，从内容来看，《甲寅》杂志从未直接宣传欧事研究会的任何主张和活动。但《甲寅》杂志持独立立场，其政见多主张“有容”、“不好同恶异”、“调和立国”等，与“欧事研究会”的“祛除党见，取人材集中主义”^[23]的基本精神是契合的。

《甲寅》杂志是“反对袁世凯而有学理之出版物”，^[24]所提出的政治理想在主张温和路线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代表性，常乃悳说：“《甲寅》也是谈政治的刊物，但是他的谈政治和当时一般的刊物不同，他是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这就是《甲寅》对于当时的贡献。”^[25]

1915年年底袁世凯公开称帝，云南爆发护国运动，揭开反袁战争的序幕。“欧事研究会”分散在海外的各路人马陆续回国活动，并和国内国民党的温和派筹谋反帝制的组织行动，确定联合各派反袁势力武装讨袁的新行动方针。宣传方面，在《正谊》、《甲寅》杂志均已停刊的情况下，1915年10月，张东荪与汪馥炎、李剑农、杨端六等人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据李剑农自述，这个杂志是欧事研究会、国民党及进步党合办的，表明他们在反袁斗争上有互相呼应、渐趋一致的倾向。^[26]

同月，“欧会”重要人物谷钟秀、杨永泰、徐傅霖等又联合张东荪等进步党人，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中华新报》。该报直面政治斗争，其社论、新闻专栏等，直接报道全国各地反帝制斗争的最新消息，“对于袁逆之举，无不直揭其隐”。因此报纸一出，风行中外，不一二月，销数即达万余份。其曾经自诩“为反对袁氏帝制之第一报”。^[27]时人亦曾评价说：“推倒满清，得力于《民立报》；摧灭洪宪，得力于《中华新报》。”^[28]如果说，欧事研究会主办的上述三个杂志，重在以长篇学理性政论文来阐明民主共和的理论，以启迪民智，其在舆论效力上属于“缓进”策略，那么，《中华新报》上的文章犹如一篇篇战斗檄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袁氏的种种阴谋，号召人们起来斗争。

“欧事研究会”本是松散的组织团体，大多数成员回国参预护国战争，渐与其他反袁派合流。1916年10月，黄兴病逝，11月，欧会骨干成员如李根源、谷钟秀、杨永泰等又组织政学会，“欧会”“亦自灰飞烟灭矣”^[29]。

结合以上的学会、学校、学社或刊物，在“欧事研究会”的提倡之下，大体构成一个以东京、上海为传播中心的舆论的、思想的网络，其成立时的渐进主义宗旨和启蒙活动多少对社会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谊》、《甲寅》和《新中华》杂志出刊以后，带动了舆论和政论的发展，常乃悳指出：“当民国四五年的时代，中国思想界的闭塞沉郁真是无以复加”，除了梁启超主笔的《庸言报》和《大中华》，以及江苏省教育会主办的《教育杂志》，尚差强人意以外，“此外便再无在思想界发生影响的刊物了。到章士钊在日本办的《甲寅》杂志出版以后，思想界才另有开了一条新路”。^[30]泰东图书局的创设，所出版的书籍大多是欧事研究会、政学会同人关于中国政治社会方面的著作，以后又转向了创造社的新文学著作，张静庐说“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可以这样说。泰东，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间，它是有过相当的劳绩的”。^[31]这说明了泰东图书局对于新文化运动是有相当贡献的。另外，在“欧会”的资助或支持下，有一批反对袁政府的优秀分子得以继续在海外留学，其中就包括下文要叙述的《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皮皓白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