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
- 周施廷
- 5099字
- 2021-04-04 09:52:47
历史学者的解释
纽伦堡事件不仅引起同时代人的惊讶，也引起了其后历史学者的兴趣，因为他们也迫切需要对此有一种解释。作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发生的一个戏剧性事件，找到一种可为人所理解的逻辑因果，无论是对于宗教改革运动深度和广度的分析，抑或是对理解帝国城市在这一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 从纽伦堡的政治重要性来说，这种解释尤为必要。在众多帝国城市中，纽伦堡的政治地位最为重要。它不仅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是帝国高等法院和帝国委员会的所在地，相当于德国的首都。1522—1525年间，有三次帝国议会是在纽伦堡召开的。其次，从纽伦堡与帝国的关系看，一向支持帝国政府和皇帝的纽伦堡成为新教城市，与帝国的关系密切并长期依赖于帝国保护而发展，为什么要自断退路，选择与帝国和皇帝为敌呢？另一个同样具有震撼力的信号是纽伦堡的市政府参与和领导了这个转变，市政委员会成员和政府官吏几乎参与了整个过程，并由此获得了改革所必需的种种条件和法律保护。纽伦堡当局的这种做法令人困惑，因为在16世纪甚至更早，纽伦堡市政委员会成员的地位和任职条件都已经变得固定化了。他们拥有的立法权可以颁布一系列明文规定，足以使纽伦堡人在行使自己意愿时得心应手，行动也更为自由。那么，纽伦堡有什么必要率先出场，充当与德国皇帝为敌的领头羊呢？
对纽伦堡宗教改革做出的第一种系统解释是在“城市的宗教改革”这个框架下进行的。1962年德国历史学家莫勒（BerndMoeller）发表《帝国城市和宗教改革》一文，[1]认为在参加帝国议会的65个直接隶属于帝国的城市中，有50个城市倾向于新教，其中的一半后来成为新教城市。另外的一半则允许新教与天主教共存。在剩下的15个城市中，有10个曾经经历过宗教改革，后来转为对新教的镇压。只有5个城市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运动。莫勒认为宗教改革是一场发生在城市里的运动，知识精英起了重要作用。[2]
莫勒出类拔萃的研究成果，使宗教改革和城市之间的联系成为宗教改革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1500年时，德国拥有大小城镇四千余座，[3]其中人口超过1000的有200座，像纽伦堡、斯特拉斯堡、吕贝克、乌尔姆，人口超过了25000人，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大都市。[4]人口数在1000以下的城市有2800—3000余座，约占城镇总数量的90%。[5]1521年时，有85个城市派代表参加了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包括65个帝国城市（Reichsstädte）和20个自由城市（Freie Städte）。帝国城市是帝国的直辖市，其特许状（Freibrief）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颁发。自由城市从诸侯或主教那里获得特许状，拥有城市自治权。因为上述两种城市拥有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上的自主权，常因同等性质而被统称为“帝国自由城市”（Frei Reichsstädte）[6]。 学者们认为，基于城市的自治制度和市民阶级那种发展工商业的热情，接纳新教以适应新的形势，是完全可能的。
德国城市是城市自治的样板之一，莫勒对此有特别兴趣。在帝国城市和自由城市起源问题上，莫勒指出这是自11世纪开始的一个过程，通过高举日耳曼法，通过斗争，市民摆脱了地方领主——主教、修道院或封建主的控制，获得独立，并且得到国王和帝国的保护。另一些城市，则从诸侯那里获得了相同特许。[7]在这点上，海德堡大学教授迪特尔·拉甫（DietherRaff）的观点与莫勒相似，他说：“诸侯把骑士和帝国城市对帝国直辖城市的土地并入自己的领地，使国土连成一片。”[8]但是，获得了自由的城市是靠什么来维持自治权呢？莫勒认为：是靠起源于中世纪的“社区”（Commune）制度，即城市乃是全体市民通过誓言结成的社团，旨在维护上帝荣耀、维护和平、承诺相互帮助以履行共同利益。
对于城市接受路德新教的原因，莫勒是这么解释的，他认为这是城市的内部分化和外部诸侯压力造成的。由于两极分化，事实上，在16世纪城市的社区已经趋于瓦解，宗教改革初期城市已经由城市贵族掌权，原来为独立和自治而组成的“社团”已经分化成了“统治者”和“臣民”。莫勒指出：至少在乌尔姆，市政委员会在对公民说话时，已经习惯“使用正式官方话语，不再用先前那种不分彼此的熟悉的语言。” 莫勒认为：借着城市之间逐渐增加的社会张力，以及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外来的政体（例如帝国政府或教廷），社群的城市意识已经在15世纪瓦解。同时，诸侯为了建立集权化的领地政府又对城市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们想要控制帝国城市，是城市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莫勒认为：引入新教增进城市的凝聚力不失为一种好办法。这些城市因为接纳信义宗的宗教改革，能够重建一套身份认同，包括一个宗教群体维系市民共享宗教生活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莫勒特别重视路德有关凡信徒皆祭司的教义的社会含义，认为这有助于打破城市社会之间的某些传统差别，促进和重组社群合一的意识。此外，莫勒还注意到新教神学对城市平民和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起义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从那里看到了“自由”和“平等”，成为推动城市宗教改革的最强大的力量。“哪里行会力量越强，哪里就越容易成为新教城市。”与之相反，“由城市贵族组成的市政委员会则往往行动迟缓，保守谨慎”[9]。
为了对城市内部的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美国历史学家布雷迪（ThomasA.Brady,Jr.）着重分析了斯特拉斯堡城市的内部斗争问题。布雷迪认为：在斯特拉斯堡接纳新教思想的决定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在其中，一个由显贵与商人结合的政治联盟相信，他们的社会地位只能通过与宗教改革运动站在同一阵线来维持。城市的寡头执政者引入宗教改革，把其作为保持自己利益的巧妙工具，当时他们的利益正受到群众抗议运动的威胁。布雷迪认为，相同的情况存在于其他许多城市中。[10]
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为什么会被广大城市市民接受的问题上，哈佛大学教授奥兹门特（StevenE.Ozment）认为：新教思想的群众诉求源自于它那因信称义的教义，舒缓了中世纪晚期悔罪系统的称义教义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他认为：这种心理负担在城市社群中是十分沉重和明显的，正是在这些社群中，新教思想得到了最多民众的支持。奥兹门特认为，莫勒对路德与西南部神学家之间的差异言过其实。早期的改教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息，可以概括为个别信徒从中世纪晚期宗教所强加的心理负担中解放出来。不论他们有何差异之处，改教家（如布塞、慈温利和路德）都是同样宣讲借着恩典称义的因信教义，从而消除了对赦罪券、炼狱和圣徒代求等的精神依赖，也减轻了大众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11]
在城市的宗教改革这一框架下，帝国城市纽伦堡格外显得重要。美国学者迪克森（A.G.Dicken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个城市特性的分析上。他认为纽伦堡不止是一个自治城市，还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政府（sovereign governments）。他比较了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和纽伦堡宗教改革的模式后总结：奥格斯堡出现的是中产阶级和群众对新教运动的支持，天主教会和哈布斯堡家族与福格勒家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财物关系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斯特拉斯堡的改革与路德联系不大，在1528年前，斯特拉斯堡市政府中没有真正出现过新教支持者。而纽伦堡是由一群贵族俗人（patricianlaymen）独立推动改革，政府在选择支持路德后，禁止其他的教派进行布道，指派、控制和训练新教牧师。在这方面，纽伦堡每年花费超过1000基尔德（Gulden）去为牧师提供培训。[12]
对纽伦堡宗教改革的第二种解释为“城市制度的改革”，是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印第安纳大学历史教授格拉德·斯特劳斯（GeraldStrauss）开辟的研究方向。 斯特劳斯于1966年出版《16世纪的纽伦堡》一书，[13]对其时纽伦堡的方方面面包括历史、传统、政治、政府、社会、企业、宗教改革、日常生活、文化艺术都做了全面阐述，却坦承由于这段历史过于复杂，因此自己只是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留待以后的学生在这个基础上汲取营养、发扬光大。他满含激情地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比我这里说的多得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激发了人们对一座中世纪城市的兴趣，如果我已经能够表明那遥远时代生活中具有丰富的活力，那么，我这本书的目的就已经达到。”[14]必须指出，由斯特劳斯奠定的纽伦堡现代研究传统，他的激情，他那细致准确的笔触，虽经五六十年却依然屹立不倒。他对16世纪纽伦堡的定位也被学界继承了下来，激发了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来研究纽伦堡的制度。现代历史学界在对纽伦堡宗教改革的分析和解读过程中，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类别进行了探讨。
“城市制度的改革”凸显的是世俗社会中的制度调整，在这一框架下，宗教不再是被关注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世俗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却得到了充分的分析。这项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与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格雷（HaroldJ.Grimm）有着莫大关系。格雷认为：在纽伦堡宗教改革过程中，知识精英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了亲自撰写了《宗教改革中的俗人领袖：拉扎鲁斯·斯宾格勒》一书，[15]格雷还指导他的学生对纽伦堡其他几位知识精英如克里斯多夫·舒伊尔（Christoph Scheurl）、卡瑞塔丝·皮克海默（Charitas Pirckheimer）、威里巴德·皮克海默、克里斯托弗·克雷斯（ChristophKress）等人进行了专门性研究。例如：菲利普·诺顿·比伯（Philip Norton Bebb）研究纽伦堡市政府的法律顾问舒伊尔后认为，外部因素是帝国和教廷的限制导致纽伦堡改信新教；内部因素是市政府在各方面的安排使得城市做好了接受新教的准备。市政府通过垄断城市司法权力成为城市实际上最高的统治者。[16]
施皮尔福格尔（Jackson Joseph Spievogel）对市政委员皮克海默进行了研究后，强调了人文主义者在纽伦堡改革中的重要性。他发现，在纽伦堡，人文主义者的身影不止活跃在知识领域，同时还积极参与宗教、社会和政治活动。他认为，以往对皮克海默的研究，集中在他人文主义者的分析上，忽略其作为政治人物的宗教观和对宗教改革的影响。[17]德国学者尼古拉斯·霍尔茨贝格（NiklasHolzberg）分析了皮克海默作为人文主义者所写的著作和文艺思想。[18]法兰茨·福赫斯（FranzFuchs）研究了皮克海默家族，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纽伦堡贵族家族，这个家族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皮克海默作为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留下的传记和文章对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9]巴尔克（Paula S.Datsko Barker）研究了卡瑞塔丝作为女人文主义者与其他人文主义者的交往；[20]德国学者格吕贝格（JuliavonGrünberg）撰写了卡瑞塔丝的个人传记，展现宗教改革时期修女们的生活。[21]此外，伯纳迪（Catherine Bernardi Ryan）认为：1525年在修道院和市政府之间发生的宗教纷争，不止是宗教改革的作用，还是“中世纪的衰落”的一个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旧”与“新”之间的交会。[22]
在城乡关系方面，司巴斯（Gottfried Seebass）指出，纽伦堡政府通过对领地的重新组织和宣布绝对的合法性，取代了过往教会法的作用。面对传统，改革家一步步小心谨慎地推动改革，以此为未来做出了许多基本方面的改革。所以这是一场由市政府领导的，非常保守的改革运动，实际上是继承了晚期中世纪的城市教会政策。但是在世俗领域并没有明显的转化，并不是新教神学所宣称的那样，即使脱离了教会的约束，基督徒的自由也没有在纽伦堡实现。由于农民战争的影响，实际上政府加强了对市民的控制。[23]与司巴斯不同，罗伦斯·布克（Lawrence P. Buck）却指出，纽伦堡由于中世纪晚期的领地扩张政策，拥有了大片的郊区土地，这些新领地上居住了数千农民，这些农民后来成为市政府烦恼的根源：他们需要向纽伦堡缴纳各种税项，到了1524年，他们拒绝缴纳什一税（Tithe），爆发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皮克认为，纽伦堡市政府正是因为处理农民事件而积累了大量经验，所以在城市改革的时候，能够有效地避免出现骚乱，在改革中保持了和平和秩序。[24]
在有关纽伦堡外交研究方面，索菲（Jonathan W. Zophy）指出，对于德国城市纽伦堡而言，外交事务异常关键，但是它的发展程度不如西欧城市。纽伦堡没有全职的外交官，经常是由市政委员、法律顾问和秘书长充当外交使者，同时也没有制定外交政策的专门办公室。所以，纽伦堡的外交事务是业余的，外交洽谈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斯宾格勒这样的外交使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25]
[1]BerndMoeller,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Three Essays（Durham:TheLabyrinth Press,1982）。
[2]BerndMoeller,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Three Essays,p.41.
[3]Peter Blickle,“Reformation and Communal Spirit,”in C.Scott Dixon,ed.,TheGermanReformation,p.139.
[4]StevenE.Ozment,The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The Appeal of Protestantism to Sixteenth-CenturyGermanyandSwizerland（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1.
[5]PeterBlickle,From the Communal Reformation to the Revolution of the Common Man（Leiden:Brill,1998），p.6.
[6] 花亦芬：《宗教图像争议与路德教派文化政策——以纽伦堡接受宗教改革过程为中心的考察》，《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0期，2009年5月，第184页。
[7]BerndMoeller,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Three Essays,pp.42—61.
[8]DietherRaff,Deutsche Geschichte:vem Alten Reich zur Bundesrepublik（München:Heyne,1989），p.33.
[9]BerndMoeller,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Three Essays,pp.42—61.
[10]Thomas A.Brady,Jr.，“Ruling Class,Regime and Reformation at Strasbourg,1520—1555,”Studies inMedievalandReformationThought,vol.22（Leiden:E.J.Brill,1978）;alsoseehis Protestant Politics:Jacob Sturm（1489—1553）and the German Reformation（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5）。
[11]SeeStevenE.Ozment,The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The Appeal of Protestantism to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12]A.G.Dickens,TheGermanNationandMartinLuther（New 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4），p.145.
[13]Gerald Strauss,NurembergintheSixteenthCentury（New York:John Wiley&Sons,Inc.,1966）。
[14]Gerald Strauss,“Preface,”in Gerald Strauss,NurembergintheSixteenthCentury,p.vi.
[15]HaroldJ.Grimm,Lazarus Spengler:ALay Leader ofthe Reformation（Columbus:OhioUniversity Press,1978）。
[16] Philip Norton Bebb,“Christoph Scheurl's Role as Legal Adviser to the Nürnberg City Council,1512—1525,”（Ph.D.Dissertation,Ohio State University,1971）。
[17] Jackson Joseph Spievogel,“Willibald Pirckheimer and the Nuremberg City Council,”（Ph.D.Dissertation,Ohio State University,1967）。
[18]NiklasHolzberg,Willibald Pirckheimer:Griechischer Humanismus in Deutschland（München:Wilhelm Fink,1981）。
[19]FranzFuchs,Die Pirckheimer:Humanismus in einer Nürnberger Patrizierfamile（Wiebaden:Harrassowitz,2006）。
[20]Paula S.Datsko Barker,“Caritas Pirckheimer:A Female Humanist Confronts the Reformation,”TheSixteenthCenturyJournal,vol.26,no.2（Summer,1995）。
[21]JuliavonGrünberg,Caritas Pirckheimer und das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Deutsche Geschichte in Lebensbildern Mit zeitgenössischen Abbidungen（Basel:Beltz,2001）。
[22] Catherine Bernardi Ryan,“Charitas Pirckheimer: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Clarine Tra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ation in Nuremberg,1525,”（Ph.D.Dissertation,Ohio State University,1976）。
[23]Gottfried Seebass,“The Reformation in Nuremberg”,in Lawrence P.Buck ed.,TheSocialHistoryoftheReformati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2）。
[24]Lawrence P.Buck,“Opposition to Tithes in the Peasants' Revolt:A Case Study of Nuremberg in 1524,”TheSixteenthCenturyJournal,Vol.4,No.2（Oct.,1973）。
[25]Jonathan W.Zophy,“Lazarus Spengler,Christoph Kress,and Nuremberg's Reformation Diplomacy,”TheSixteenthJournal,Vol.5,No.1（Spr.,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