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一、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贸易与经济增长思想

自古典经济学开创以来，主流经济学家都非常注重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亚当．斯密（Adam Smith）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1776年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创立了绝对优势成本学说，并系统论述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亚当．斯密认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劳动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国内部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一国内部市场大小的约束，对外贸易可以突破国内市场约束，扩大市场规模，从而使分工得到进一步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能够通过国际贸易促进各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其二，对外贸易可以使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从而鼓励人们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其产量，使国民财富和收入都有所增长。他说：“经营国外贸易的任何地方之间，毫不例外地都可以从中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剩余物品换回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们的享受，这种贸易使剩余产品有了价值。”^[1]其三，从事对外贸易的个别商人有时赚得的高额利润会使该国的一般利润率提高，这是因为其他生产单位的资本会转移到这项对外贸易中来，减少这些单位的商品供应，而在需求不变时，价格上涨，这些单位的资本家和外贸商人一样，可以得到更多利润。其四，对外贸易不仅能促进生产，还能增进消费者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超越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成本学说，在其1781年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基于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比较优势成本学说，即各个国家分别从事有利于改善商品交换条件的专业化生产，通过国际交换，以改进收入和福利。大卫．李嘉图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须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的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2]其核心观点就是，按照“两利择其重、两害择其轻”的比较优势原则，各国从事不同的专业化生产，参与国际分工，通过进出口贸易，可以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本国资源，同时突破本国资源的限制，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增加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使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在交换中获利，促进各国经济增长。

约翰．穆勒（John Mill）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对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阐述最完整。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而间接的作用是更高一级的利益。约翰．穆勒认为：“市场的每一次扩大都具有改进生产过程的倾向。为比国内市场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可以采用更广泛的分工，可以更多地使用机械，而且更有可能对生产过程有所发明和改进。”^[3]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他指出：“开展对外贸易，可以使人们开始知道各种新的物品，或者是他们较易获得以前没有想到可以得到的各种物品，这种引诱有时会在由于人民缺乏干劲和抱负而其资源尚未开发的国家引起一种产业革命；引诱过去满足于少数舒适品和少量工作的人们，为了满足他们新的爱好而更加勤奋的工作，甚至为了将来能够更加充分地满足这些爱好而积蓄金钱和积累资本。”^[4]约翰．穆勒还认为，国际贸易在知识和道德上所起的作用，在重要性上超过其经济利益，国际贸易的高度扩展和迅速增加，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证，是人类思想、制度和品性不断进步的巨大而永久的保障。^[5]约翰．穆勒的这些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启迪经济学家们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并展开关于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实现途径的深入探究。

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很多思想被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如杨小凯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所继承和发扬，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重生。李嘉图模型可以进行扩展，如 DFS 模型（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cher 和 Paul Samuelson,1977），在李嘉图模型中引进了汇率、相对劳动投入、相对工资、运输成本等。在今天，古典主义的国际贸易模型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检验，比如，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在比较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时得到广泛应用。

二、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贸易与经济增长思想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引发了对经济增长的重新思考。哈罗德（Harrod,1938）提出了主流经济学中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其后多马（Domar,1946）独立提出与哈罗德模型相似的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从哈罗德—多马模型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就是索洛—斯旺模型。索洛（Solow, 1956）于1956年发表了《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同年斯旺（Swan,1956）也独立提出了类似的增长模型，索洛—斯旺模型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开始创建，成为其后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的出发基准。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索洛—斯旺模型引入了资本和劳动完全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并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三个外生变量：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劳动生产率内生化。以索洛—斯旺模型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收敛。如果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同样的生产函数、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折旧率，那么由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本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所有经济体会收敛于相同的稳定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体向稳态收敛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

从经济增长收敛的角度，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论述，认为贸易开放能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从而减少区域间经济差距，促进经济增长收敛。贸易开放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经济增长收敛的主要途径包括国际间的技术模仿赶超与技术扩散。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1986）基于“后发优势”提出了技术赶超模型，认为落后意味着快速增长的潜力。落后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落后，关键在于技术上的落后。通过贸易开放，落后国家或地区可以学习和模仿先进技术，技术水平差距越大，落后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就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最终落后国家或地区通过技术的追赶实现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收敛。巴罗和马丁（Barro 和 Martin, 1997）结合新古典增长趋同思想和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技术扩散模型，并认为贸易开放是促进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决定了经济增长收敛及其速度。与索洛—斯旺模型不同，经济增长收敛的根本原因是技术模仿的边际成本递增。

俄林（Olin,1933）将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出要素禀赋理论，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开放角度研究了要素价格、要素流动与商品价格的关系，发现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会导致区域间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均等化。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某些商品在某一地区生产比在别一地区便宜，在每一个地区，出口品中包含着该地区比其他地区拥有的较便宜的相对大量的生产要素，而进口别的地区能较便宜地生产的商品。简言之，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要素昂贵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6]通过贸易开放，可以使各国能更有效地利用本国丰裕要素，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减少区域间要素分布不均匀的影响，同时使贸易各国的福利均得到提高。此外，贸易开放可以使贸易国以较低的价格得到在本国稀缺而昂贵的生产要素，如原料、其他产品以及技术知识等，超越生产可能性边界获得更多产品，从而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打破了静态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以开放经济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分析框架，建立了长期增长理论，但仍然将问题限定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下，并且忽略地理空间因素。正如马丁（Martin, 1999）所说，“经济学家似乎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与地理学之间存在重要的持久的关系。”^[7]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研究大多只是着眼于贸易开放与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并且理论与实证分歧严重。

三、新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贸易与经济增长思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生产率变动内生化的思想，认为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会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引起经济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和扩散，使得规模经济作为内生变量进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从而形成了新增长理论。

在新增长理论中，生产率变动内生化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另一种是以人力资本数量的变化来说明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生产率变化。技术进步内生化模型又可分为侧重资本投资外部性引致技术进步的模型和侧重研究与开发引致技术进步的模型。罗默（Romer,1986）提出的技术进步内生化模型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看作是物质资本和技术投资的副产品，知识作为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其产量的多少取决于生产过程，因而知识的生产就内生于生产过程。罗默（Romer,1990）强调技术知识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收益递增由内生的知识积累引起，一国经济的增长率与研发部门中投入的智力资本成正比。由于知识的外溢效应及其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使得资本和劳动具有递增收益，资本和劳动投入成为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异。基于此，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罗默认为贸易开放会引发国际间资本倒流，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距扩大。

卢卡斯（Lucas,1988）提出了一个以人力资本外在性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同时具有外部效应和内部效应。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能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生产率，其外部效应则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有贡献，进而让生产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使得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卢卡斯将索洛的技术进步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相结合，并将其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来考察人力资本对生产的内部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同时，卢卡斯将阿罗的学习与技术进步概念结合，强调外部效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是其内部效应，干中学产生的是其外部效应。关于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卢卡斯赞同罗默的观点，认为贸易开放往往会强化初始的比较优势与生产模式，从而产生锁定效应。卢卡斯在两商品模型中引入贸易开放，进而发现在贸易开放中，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通过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技术含量商品，并不断积累经验，从而在高技术含量商品生产上的优势和地位不断得到加强，持续获得高的经济增长率；相反，人力资本不足的国家只能被锁定在低技术含量商品生产上，经济增长率也低，从而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异由于贸易开放进一步加剧。

面对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关于贸易开放观点的分歧，更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论辩，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杨（Young,1991）认为技术外溢效应主要在一国内部产生，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永远赶不上先进国家，贸易开放并不能缩小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艾彻（Eicher,1999）的内生增长模型则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贸易开放使得教育成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下降，使得教育和研发不断增长，引发国家间技术差距的缩小，从而导致国家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兰赞（Ranjan, 2003）的两国动态模型认为，贸易开放将增加穷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使得穷国经济增长加快，有利于缩小国家间长期的经济增长差距。中岛（Nakajima,2003）的三国贸易模型则提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差异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贸易开放让落后国家更容易模仿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使得落后国家处于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会扩大经济增长差异。

新增长理论仍在继续发展中，新的理论模型在不断产生，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视。一方面，新增长理论强调各国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差异来源于各国研发投入、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新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可以促进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加速积累，推动贸易开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一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与作用机制，对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来说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下卷，第19页。

[2]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3页。

[3]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商务印书馆，2009年，下卷，第124页。

[4]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商务印书馆，2009年，下卷，第124页。

[5]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商务印书馆，2009年，下卷，第125页。

[6] 俄林：《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王继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页。

[7] Martin, R., “The New Geographical Turn in Economics: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23, pp.6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