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本课题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系统的FDI理论始于海默（S.Hymer,1960）的垄断优势论，之后得到充分发展，在多个流派的发展和彼此竞争后，当前大多学者认为邓宁（Dunning,1989）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对理解服务业跨国经营的动因、方式、区位状况非常有效，因此，国外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理论分析就主要集中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上。由于服务行业涵盖范围广，异质性比较强，因此在不同的服务部门这三种优势的适用程度有所不同。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也逐渐延伸到基于服务业整体以及从服务业具体部门或行业的角度来对服务业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在以往的国外研究中尽管针对工业方面居多，但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外商投资理论也能够解释服务业的经济现象，因此无须构建新的理论（Lacayo,2003; McKaig Berliner,2001;Dunning,1989）。而凯夫斯（Caves,1996）提出的研究FDI的六个标准问题（6w）被认为基本覆盖了FDI研究的各主要方面，是研究FDI问题的基本线索。

（1）国外学术界关于服务业FDI机理等问题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FDI的动因、方式、区位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时，多以制造业为基础，对以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较少，且在现有不多的对服务业FDI的分析中，以金融业FDI为对象的研究居多。在对特定行业FDI的研究成果中，这些行业的FDI问题仍具有特殊性，在依据行业特征对FDI理论的深入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同行业FDI的规律显现出较大差异。这些成果对物流业FDI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Culem（1988）对美国银行业FDI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市场大小、经济增长率、单位劳动成本、贸易量和经济规模是影响其FDI进入的主要因素。Goldberg和Johnson（1990）发现资本费用、市场大小、汇率、经济增长和贸易水平是美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考虑的因素。Grosse和Goldberg（1991）对美国银行业FDI的研究表明，双边贸易、银行市场的大小、国家政策是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关键因素。Yamori（1998）对日本银行业FDI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大小、双边贸易水平、其制造业FDI的流入水平以及国家风险对于吸引日本银行业FDI有显著的正影响。长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率对吸引日本银行业FDI有显著负影响。而汇率及汇率的变化率对其则没有显著影响。Moshirian（1999）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的金融业FDI的影响因素，发现双边贸易、银行外国资产、资产费用、经济增长、汇率和FDI在非金融产业的大小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考虑的因素。Li与Moshirian（2003）对美国保险业FDI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商品贸易额与FDI的流入呈现正相关，汇率变动与其负相关。Kolstad Villanger（2004）选取1989—2000年全球57个国家的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制造业的FDI、民主和制度的水平对服务业FDI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贸易、政治风险和稳定对服务业利用FDI没有重要影响。Ramasamy Yeung（2006）以OECD国家为样本，比较了1980年至2003年之间制造业与服务业FDI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制造业FDI的水平显著影响了该国服务业FDI的流入，因此东道国应该充分利用制造业FDI来吸引更多服务业FDI的流入。另外，市场大小与市场的效率也是吸引服务业FDI的一个显著因素，但是其对制造业的影响比对服务业的影响更大。就追求效率的FDI而言，劳动力质量对于服务业FDI来说要更重要，因此东道国的教育水平对服务业FDI有显著影响。相对于一个新的投资环境，该地区劳动力成本并不显著影响服务业FDI的流入。

Jones（2002）对银行业和管理咨询业跨国公司决策过程展开了研究；Brouthers（1996）对国际生产折中论在服务业中计算机软件部门的应用进行了研究；L.Nachum（2000）以美国服务业为例，探讨了服务业对外投资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Kindliberer（1985）分析了运输业跨国公司的特点和跨国经营行为；Aharoni（1993）探讨了会计、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跨国公司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国外市场参与形式；此外，Casson（1990）、Swoboda（1990）、Guillen和Tschoegl（1999）、Berger和Young（2001）等对银行业、保险业跨国公司进行了研究。

（2）国外学术界关于服务业FDI效应问题的研究。

1）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Borensztein, Gregorio和Ixe（1995）利用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研究了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的发现是：FDI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工具，为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国内投资；FDI与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协同关系，FDI对东道国经济有增长效应，但并未证明中国的FDI对东道国有“技术溢出”效应，只能说为“技术溢出”提供了间接证据。

Jordan Shan（2002）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研究了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用方差分级与脉冲相应函数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其结果认为：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要大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FDI的流入扩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地区差异；汇率变动并不是影响FDI流入中国的重要考虑因素。

Cheng Lsiao（2002）同样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他认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与FDI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除经济因素外，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FDI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Sinica Kusic（2002）强调了FDI对克罗地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作者通过回归和类似国家的经验（如匈牙利）分析了转型时期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FDI对克罗地亚的经济增长影响是显著的，尤其是在转型时期。

Chandana Chakraborty和Parantap Basu（2004）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印度的FDI流入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FDI与GDP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单位劳动成本与进口税在税收中所占的份额影响着FDI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

2）FDI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一般是从FDI与东道国的产业关联和东道国政策体制等环境因素方面进行研究。FDI对东道国产业带动效应的核心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引起东道国的要素重组，并提高东道国的要素生产率，从而优化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赫尔希曼（1985）把产业关联看做东道国通过有意实施其战略来创造一种“非均衡”，从而促使企业创新和增长力量不断强化的过程。一旦FDI与东道国经济内部形成一种一体化联结，其效应就不再仅仅局限于FDI存在的部门内，而会在经济其他环节中也产生一种反应机制。凯夫斯（Caves,1978）认为，如果跨国公司用现代化方法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那么东道国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扩散、劳动力的训练、新生产技术的示范、组织和监督技能的加强来获得外部经济，从而有益于其他生产活动；相反，如果FDI的生产技术与其他部门正在使用的技术相同，以及FDI进入的部门的扩张只是建立在简单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上，则其产生的关联效应是微不足道的。

从东道国政策、体制等因素来看，邓宁（1998）运用环境、体制和政策ESP范式分析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指出FDI的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ESP范式。ESP范式及变动与区位优势密切联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ESP范式中三个变量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在发展初期，E变量最为重要；随着经济发展，对一国产业构变化、竞争力大小的影响力从E和S变量转向P变量；发展阶段越高，P变量的作用越大。小泽辉智（1985）认为，日本在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之所以胜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原因有二：其一是充分利用外部商业往来、技术转移和直接投资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其二是在国际生产活动中从自身利益出发，尽可能发挥ESP范式的作用和OLI系统的力量，并使两者相互配合。发展中国家东道国ESP范式与OLI系统之间协调和谐的实质在于：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FDI；另一方面要保证FDI对东道国的发展目标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3）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效应的研究。FDI对就业机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一般FDI通过增强市场竞争、技术溢出以及对东道国员工的培训等多种渠道实现对就业的影响。FDI的就业效应主要体现在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一般认为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国外许多学者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成果都证明FDI能够促进就业数量增长，他们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分析FDI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认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显著效应。Salvador Barrios, Luisito Bertinelli, Eric St robl对爱尔兰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经过整合形成正的溢出效应，创造出大量的工作需求，促进了就业。Ahmad, Seyf的研究发现FDI与欧洲的就业创造并无显著关系，因而用增加FDI来改善欧洲失业现状并不明智。Kostas, Mike对流入美国制造业的FDI的研究发现，FDI的流入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提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作用并不显著。

4）FDI的溢出效应研究。FDI的溢出效应是投资东道国重要的引资目的。Mac Dougall（1960）提出FDI对东道国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之后Caves（1974）在生产函数中纳入了FDI要素，对FDI溢出效应进行了计量研究。FDI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比较复杂，很难精确定义，它在以FDI为源头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过程中产生，其根本原因是技术要素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不同，由于信息和知识在本质上具有自然的外部性，在与生产结合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扩散和对外传播。这种技术非自愿扩散的过程，促进了东道国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了其经济增长。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获取FDI企业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的重要渠道之一。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产业的前后关联效应以及技术人员的流动来实现的。

国外对FDI溢出效应进行了正负两方面的研究（Aitken and Harrison,1999; Haddad and Harrsion,1993；等等）。一般认为FDI溢出效应不是自动产生的，东道国的禀赋以及不同行业的特点都会对溢出效应产生影响，通常以行业或企业的产出水平或劳动生产率作为解释变量，通过该解释变量对于FDI回归系数的符号、大小以及显著程度来判断FDI对于引入外资的行业或企业的影响。

5）FDI的环境效应研究。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开始关注FDI产生的环境效应。FDI的投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东道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间的环境标准和产业规制差距不大，且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从发达国家投资国角度研究FDI的环境效应问题就被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环境标准和产业规制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普遍低于FDI投资国企业的要求，因此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研究FDI的环境效应问题也被忽视了。这就是FDI效应问题研究中关于环境效应研究成果较少的原因。但随着东道国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人民收入提高，东道国对环境质量也提出了要求，国家财富的增加使得东道国具有了改善环境质量的能力，FDI的环境效应问题就成为FDI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于FDI的环境效应问题的研究是围绕污染产业转移而展开的。FDI环境效应分为正效应与负效应。如果判断存在污染产业转移问题，则认为会产生环境负效应；如果不存在污染产业转移问题，则不产生负效应。与此相对应，形成环境效应的依据也应分为两方面：在开放经济中，资本流动会受到国家间环境标准高低的影响，环境标准高的地区的污染产业向环境标准低的地区投资，就存在污染转移问题。“污染避难所假说”（Dean Judy3,1992）较好地解释了国家间污染产业转移的根源，说明污染密集型产业会从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高的国家迁移到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低的国家，从而使实施较低环境标准的国家成为世界污染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加剧了市场竞争，竞争压力使相对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有降低环境保护标准或放松环境规制的动机，从而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现象。这种在环境标准上存在的竞次态势被称为“竞次效应”或“触底竞赛假说”（Markusen, J.R.,1995）。到现在为止，大多数国外文献中，只有极少数文献论证了该假说的存在，而为数不多的国内文献的论证一般也认为这个假说是存在的。由此可见，明显存在着环境问题中的国家利益之争。关于FDI环境正效应的解释性的理论有Kevin Grey和Duncan Brank（2002）提出的“污染晕轮效应”（Pollution Halo），这一理论说明了跨国企业由于广泛建立和推广TNCs（全球控制），为东道国企业采用相似的管理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进一步推动了内资企业实行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总之，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服务型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化扩张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国外在如何构建FDI研究模式以研究具体行业的理论认识方面并未取得一致，不同学者在对各行业的研究中采取的研究范式不尽相同。国外学术界已由较多地关注制造业的FDI问题开始转移到关注对服务业FDI问题的研究，并已经有一些成果，物流产业的FDI问题也包含在服务业FDI的研究内容中，但专门的物流产业FDI问题研究尚不多见。由于经济发展中物流产业FDI比重不断加大，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物流产业FDI存在的现实问题亟待理论上给出合理的解释，这成为推动物流产业FDI理论研究的动力。

2．国内研究现状

（1）服务业FDI问题是国内理论研究的热点。学术界已有一些关于服务业FDI问题的研究成果，如杨春妮（2007）对全球服务业直接投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构建了（1+3+6）的研究模式，对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条件、区位与方式的选择做了系统的分析，是服务业FDI问题研究的新发展。

国内学术界对服务业FDI效应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1）关于服务业FDI与经济增长效应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结论。其中，运用最多的是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贺梅英（2005）、戴枫（2005）、胡芸（2005）均利用上述方法针对中国的相关数据检验了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服务业FDI是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但是中国服务业增长却不是服务业FDI的原因。贺梅英（2005）利用广东的数据得到的结论略有不同，即广东经济增长和服务业FDI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有的学者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了此问题。查冬兰、吴晓兰（2006）利用1998—2003年江苏省服务业各行业数据得出了服务业主要行业FDI对行业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的结论，其中房地产业引入外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比较大，其次是物流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社会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无显著影响。陈朗（2005）对宁波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宁波市服务业增加值和投入服务业的FDI有较强的关联性，服务业FDI每增加1元，服务业生产总值就会增加32.158元，但是，就宁波市服务业具体行业而言，除了建筑业与FDI有较强的相关性外，其他行业的外资投入与该行业的增长没有明显的关联性，这也说明宁波市服务业引资结构不尽合理。于丹（2006）对广州市第三产业利用外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市第三产业利用外资额增长率与产值增长率呈正相关。王新华（2007）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7—2005年服务业各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具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在不同时间段差异较大。另外，有的学者比较了FDI对服务业和其他行业增长的贡献率，发现FDI对中国工业的平均贡献率要远远超过服务业。魏作磊（2006）利用一个扩展的C—D生产函数测算了1984—2003年间FDI对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工业的平均贡献率远远超过其对农业和服务业的平均贡献率，其中，FDI对工业产出、服务业产出、农业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3.69%、0.37%、1.48%。江小涓（2005）根据可得资料推算，2001年和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7.6%和17.3%，远低于对工业的贡献率（其中，2001年和2002年，全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总量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39.1%和39.8%）。

2）对FDI就业效应的研究。沙文兵、陶爱萍运用协整理论对FDI流入与中国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就业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FDI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误差修正模型反映出的FDI与就业量之间的短期效应为挤出效应。周旭峰、许雄奇运用1984—2003年区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FDI对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贡献不显著，对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存在积极贡献。牛勇平通过考虑企业所有制类型分析了FDI对就业的实际绩效，并认为在总量上FDI对GDP和就业有一定影响，而港澳台企业的就业效应最为显著。邱晓明认为，随着FDI由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就业的直接效应逐渐弱化，间接效应不断增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但也有研究认为FDI对就业增长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展开的，如张诚、唐琳发现美国服务业FDI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只增加产业内就业人数，却减少了总就业人数；田素华（2004）认为外资在东道国产生的就业效应与东道国劳动力是否可以自由流动以及外资进入后是否挤出东道国本地投资有关。

对中国的FDI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的研究成果中，有观点认为FDI给中国带来的就业效应是双向的。卢晓勇、孙宏、李红的研究认为FDI给中国带来的就业效应是双向的，不能一概而论效应的正负性。黄为民通过回归分析认为FDI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的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其综合影响为负。张建勤在对利用FDI数额、FDI进入模式、FDI来源与结构等创造就业效应的因素的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强调FDI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黄旭平、张明之运用面板VAR方法研究了FDI对就业和工资的动态影响，发现FDI对就业有正向影响，但总体上是负向的，尽管程度非常有限。桑百川（1999）认为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商投资，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FDI会通过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创造间接就业机会；另一方面，FDI企业在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因自身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制造出相对过剩人口，并推动内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影响社会就业总量，在特定时期，产生大量失业人口。

就物流产业的FDI来看，它给中国带来的积极效应大于引起的消极效应，但随着FDI企业规模化和垄断化的加强，FDI流入会引起结构性失业等问题。FDI流入带来的危机隐患也日趋显现。

3）国内学术界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对FDI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由于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有关溢出效应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研究在对溢出效应检验的视角、研究数据的来源和检验方法等方面有着不同的选择，有正效应的结论（何洁、许罗丹，1999；何洁，2000；陈涛涛，2003；潘文卿，2003；等），也有负效应的结论（袁诚、陆挺，2005；张海洋，2005；等）。

由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存在技术差距，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不同，因此FDI存在“门槛效应”，即存在使FDI起积极作用的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关于门槛效应的检验多以地区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如潘文卿（2003）认为，中国西部地区还未跨越经济发展的门槛，故FDI的作用不明显甚至为负；中部地区FDI的外溢效应最大；东部地区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已使FDI的正向外溢变小。秦晓钟（1998）对中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九种行业的横截面回归分析，张建华和欧阳轶雯（2003）对广东省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证实了工业部门FDI对内资企业存在正向技术外溢效应。

4）服务业FDI环境效应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夏友富（1999）分析了FDI污染密集产业及影响中国生态环境的原因，发现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没有很好地考虑环境保护问题，有些理论如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论，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学者李惠茹（2009）对FDI的环境效应问题做出初步的系统研究，对FDI生态环境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并提出FDI的环境效应研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在理论上FDI的正负效应问题研究还不够充分，还需要理论和实证的进一步论证；第二，FDI环境效应的传导途径和影响还不够明晰；第三，环境规制对FDI的环境效应影响有多大。第四，如何有效协调环境保护与FDI。

近年来，FDI在中国污染密集行业中所占份额还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比如，杨海生等（2005）对贸易、FDI、经济增长是否对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形状有影响进行了模型分析，结果显示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部分地区还因急于吸引外资加之环境管理体制不完善，导致FDI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沙文兵等（2006）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FDI的环境效应时，也得出结论说明FDI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研究主要是举证在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等十二个主要的污染密集型行业中，外资工业企业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和总资产的份额呈上升趋势，这些以统计描述为主的情况分析，是FDI对生态环境存在影响的初步证据。

（2）国内物流产业FDI的部分研究成果。国内物流产业FDI的实践先于理论，2005年12月11日起物流产业全面开放，是中国最先也是开放最全面的服务产业之一。经过30多年的引资历程，无论是从产业规模、产业绩效、产业设施还是从产业政策来看，中国物流市场已经进入快速成长时期，并且正处于产业迅速发展分化的阶段。中国物流市场结构呈现二元经济特征，特别是在物流市场竞争、物流需求层次变化、物流管理技术创新、物流外贸形态升级及区域物流一体化等方面展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刘秉镰，2007）。国际物流向中国转移给中国物流市场带来了巨大影响，物流产业FDI的进一步发展，独资倾向明显，出现了外资物流和内资物流的双重网络。随着中国步入加入WTO后的过渡期，FDI物流企业凭借其资本和管理优势，加快了进入中国物流市场的步伐，中国物流市场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高端物流市场逐步从国有、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的多方垄断向外资独家垄断演化，而这也成为国家基于整体安全、公平竞争、社会福利的考虑对其加以必要规制的理由。FDI物流企业在中国的典型战略是将中国市场作为外资全球物流市场的战略组成部分，完善全球物流网络；它们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主要以同业合作为主要方式，以本国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跟进式”服务（邬跃，梁晨，2008）。跨国物流巨头进入中国的方式有：购买航线、投资物流设施、追随制造业进入、设立分公司、成立中外合资物流公司、设立独资物流企业（连慧，2007）。内资企业面对FDI物流企业的迅猛扩张，不能坐以待毙，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去主动迎战，并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物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对策略是，国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创造良好的物流外部环境，加快企业重组和物流资源整合，加强物流信息化和标准化的建设，加快物流人才培养和科研发展等（刘生华，2007）。

国内物流产业FDI理论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以上成果，但许多研究还处在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对已出现问题的对策研究阶段，对物流产业FDI形成的机理的深入研究还很不够。特别是随着物流产业FDI理论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式问题也愈显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不一致、不清晰也不被重视的现象将会逐渐改变，如何构建物流产业FDI研究模式也将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