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城市化的基本理论

城市化理论随着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等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和充实。到目前为止，城市化理论的演进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分工视角的城市化理论、二元经济结构视角的城市化理论、新城市经济学视角的城市化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城市化理论。

2.1.1 分工视角的城市化理论

Weber(1929)在分析19世纪欧洲的城市化进程时提出，人口在城市的日益集中是经济增长和差异化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工业化所产生的劳动力分工在空间上的反映。^注12基于分工视角的城市化理论主要有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兴古典理论。

先看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化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的角度对城市及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城市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城市化发展引发城市与乡村分离以及城乡利益冲突；现代城市的另一个功能是作为产业无产阶级的集聚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策源地；随着人类共产主义的实现，城乡差别将最终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分工的扩大当作城市化的基础动力。他们认为，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是形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直接原因，而社会分工是劳动力转移或流动的基础。^注13随着人类活动地域范围的拓宽，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的接触和交往逐渐增加，并且产生了对彼此产品的需求，引致了产品的交互，形成了最初的分工。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进而引起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也必然导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朱方明，1995)。关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现代城市区别于农村的地方在于它的集中性，不仅表现在人口的集中、经济的集中，而且表现在政治的集中和文化的集中。生产要素的集中，生产与贸易的结合，工业人口的增长，都体现了生产力进步，导致资本主义大工业，从而出现了近代工业城市。^注14

在肯定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严肃地批判了城市化的伴生物——城乡差别和城乡利益对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无法消灭城乡对立，而且会激化这种对立矛盾。^注15城市对立最严重的后果是两极分化，少数人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多数人生活极度贫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客观的物质前提和力量(路明，2000)。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将被消除，城乡差别和利益对立也将随之消失。

再来看以分工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理论的城市化观点。城市化与分工理论是由杨小凯等人将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后形成的。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与经济活动在地域分布结构、密度以及相互关系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同样是专业化分工演进的结果。农村居民居住相对分散，交易效率较低；城市居民相对聚集，交易效率较高，城乡差距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自然消失。在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中，当单位交易成本系数下降时，每个人都减少自我供给的商品数量，提高其专业化水平，促使劳动力分工不断演进。只有当交易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才可能随着专业生产者的分工加深而出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在交易成本上的差异是引起城市化出现的内生性因素。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人口的自由流动实现了城乡之间人均真实收入的均等化，以劳动生产率差距和专业化水平差距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平衡的分工模式，城乡二元结构随之消失。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理论，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通过组织层级不断优化进而促使交易技术不断改进的过程，是一个通过要素、企业与产业再组织的过程内生出区域比较优势的过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必然是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分工网络不断扩大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城乡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和分工水平也将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消失。

2.1.2 二元经济结构视角的城市化理论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界定性特征，围绕城市或现代部门人口比重的变动和两部门工资水平差距的展开分析，这类文献以刘易斯和库兹涅茨的经典著作为代表。

库兹涅茨这样描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伴生过程，是非农化过程，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可看成关于农村和城市两部分的收入分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大，农村和城市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其次，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的相对差距并不一定会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这种城乡差距至多是稳定的，会随着城市部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加快而逐渐扩大。” ^注16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由于劳动力充裕导致工资占收入份额下降，资产所占份额上升，且储蓄与资本积累来自较富裕阶层，家庭从相对平等化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相对不平等的城市现代部门，总体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假定城市和农村部门内部差距不变，实质上是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并在达到顶峰后逐渐稳定下来；在经济发展后期，当剩余劳动红利消耗殆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社会工资率上升，不平等程度逐渐降低，整个收入差距变动过程呈现出倒U形曲线特征。罗宾逊1976年从数学意义上证明了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曲线(以人均收入的对数方差表示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并将其归结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force of economic law)：当城市部门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部门时，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而逐步扩大，在城市化率达到50%后逐渐下降。不过，Cline(1975)指出，倒U现象仅仅是一种统计结果，而不是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

刘易斯及其后续发展者则为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提供了理论基础，主要代表人物有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哈里斯、托达罗、乔根森、迪克西特。他们以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二元经济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索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差距、工农业差距、城乡工资差距和经济结构转变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的刘易斯到70年代的迪克西特，二元经济理论经历了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的演变。随着刘易斯剩余劳动力模型的不断拓展，收入差距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

先是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了劳动力转移和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与传统(农村、农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等于平均收益率而非边际产品。同时现代部门工资既定，生产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产生更大的劳动力需求，吸引传统部门劳动力转移。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取决于外生的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传统部门劳动力就会愿意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现代部门工作(假定现代经济部门不存在失业情形)。刘易斯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在某一固定的工资水平上可以无限供给，所以当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时，企业家利润不断积累，工人工资不变，收入差距加大。刘易斯的理论表明，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传统农业部门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随着传统部门过剩劳动力的枯竭，工资水平会出现上涨，相应地，现代部门的工资也随之上涨。此时，企业主的利润受到挤压，投资积累增长速度放缓，收入不平等状况得到缓解。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刘易斯分析框架下，只要存在剩余劳动力，不平等程度就会加剧。^注17

此后，费景汉和拉尼斯于1961年修正了刘易斯模型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被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性失业，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这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不会影响农业的总产量；如果再有劳动力进一步从农业中析出，就会引起农业总产量的减少，这时会形成对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强大引力，从而加快工业部门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农业部门中的隐性失业劳动力已经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农业部门完全市场化和商业化，这时工人的工资水平不再由不变的制度工资决定，而是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这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阶段性分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从不断扩展到相对均衡提供了理论基础。

城市现代部门不存在失业且能吸纳所有从农村农业部门转移出的劳动力，是刘-费-拉模型的基本假定。当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和城市失业率上升现象并存”的状况时，刘-费-拉模型对城市现代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无限吸纳能力的假设受到挑战。哈里斯-托达罗二元经济模型是允许城市中存在失业条件下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型，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取决于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在城市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的乘积)。只要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足够大，存在大量失业，即便在正规城市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很低，劳动力也会选择向城市迁移，先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等待获得到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这为发展中国家持续城市化与大量城市失业人口并存的现象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解释。Rauch(1993)以该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两个城市部门(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和一个农村部门。正规城市部门工资最高，非正规城市部门工资最低。当预期城市的工资收入高于农村的收入时，农村居民开始向城市迁移。由于假设只有当农村居民在城市正规部门找到工作，其总体福利才会改善，因此城乡工资差距受工作搜寻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结果发现，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城乡工资差距会呈现库兹涅茨假说中的倒U变动趋势。即，在经济发展早期，农村人口比重很大，农村收入相对较低，农村居民更愿意冒险到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以获取进入正规就业部门工作获得高工资的可能。由于城市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差异大于城市正规部门与农村的工资差异，因此，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城乡工资差距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而变小。这使得城市化增长率逐渐降低，农村居民不愿承担失业风险进入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城乡差距缩小。

Jogenson(1967)对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进行补充，将人口增长内生化，否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不变假定，即，不承认农业中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不承认农业与工业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与重视工业部门发展的刘-费-拉模型不同，乔根森强调了农业剩余对劳动力城乡转移规模的影响，指出在只存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且技术进步呈现中性的条件下，如果人均农业产出水平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农业剩余的出现是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充分条件。当农业剩余逐步扩大，劳动力转移规模越来越大，工业化进程加快。^注18Dixit(1977)继承了乔根森的研究方法，Dixit(1977)认为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剩余劳动变得有生产性。他大力主张通过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资本积累来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村就业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注19

由此可见，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将城市化看作一个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人口就业转化过程，其中伴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农村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该理论强调了依赖要素流动与结构转变的城市化路径，是一种结构主义视角。该理论虽然对城乡人口迁移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且部分解释了城市化的发展，但局限于既定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存在两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外生化。事实上，在古典和新古典框架下，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还是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均遵循着外生假定，即传统部门使用劳动密集型工具简单的生产方式，而现代部门使用资本密集且复杂的工具；传统部门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在家庭成员间进行产出分配，而现代部门按工资和利润进行分配。这些是造成城乡差别的根据原因。这一点随后在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是未涉及城乡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空间因素。空间均质和无运输成本的古典假定使得城市化过程中的空间因素被排除在模型之外。根据Starrett(1978)提出的空间不可能定理(Spatial Impossibility Theorem)，由于规模报酬不变，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定，如果空间运输成本存在于均质空间，该经济不可能实现竞争性均衡。即，当运输成本不存在时，经济的一般均衡将是：各个企业选择当地生产以满足附近市场的需求，相互分离、孤立的自给自足，不会产生集聚。城市现代部门的发展被看作一个“黑箱”，城市规模和层级结构的变动外生于经济增长。

2.1.3 新城市经济学视角的城市化理论

在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城市经济学家对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人力资本和技术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内生性增长的重要源泉。以产业和人口高度聚集为特点的城市，成为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的“天然试验室”。城市化不再被看作吸纳资源的“黑洞”，而是不仅可以通过生产要素在空间聚集，使厂商更快地获取技术和市场信息，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发展，获取内部规模经济(internal scale economy)或范围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共享劳动力市场、专业化的中间品市场和技术外溢性进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获得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y)。

毋庸置疑，城市经济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率，在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再生等方面优势突出。城市经济的外部性通常分为两类：以专业化为特征的马歇尔外部性(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和以城市化经济为代表的雅各布外部性(Jacobian externalities)。城市良好的教育资源和环境，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在循环积累的作用下吸引更多人才进入城市，驱动长期经济增长。当一国技术水平较低时，城市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太低而不足以带动经济增长，这可能导致增长陷阱。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角度看，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以边际收益递增为特点的人力资本不断累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Bertinelli & Black，2004)。Henderson & Wang(2005)基于内生性增长理论建立了一个城乡空间转移模型，分析城市化的各种驱动力量，并考察伴随城市化出现的非效率以及对空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关于对城市化的内生性收入分配效应并没有给予重视。

卢卡斯2004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城乡迁移内生化的论文，将城乡劳动力的空间转移过程转化为单一经济部门的落后旧技术向先进新技术升级的过程，即城市化内生于城市经济增长，分析了从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可长期增长的工业经济转化的过程。通过两方面推拉力的作用，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进入城市部门，一边靠低技能劳动获取劳动收入，一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城市厂商和劳动力不断提高的技能水平扩大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以非技能劳动力为主体的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即互补效应；另一方面，人们在城市内可以面临更多的选择机会，不断积累和提高技能水平。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城市人力资本不断积累，提高了劳动力工作效率，使人力资本积累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城市人口聚集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城市的高工资代表了较高的劳动技能水平，通常新迁入的农村劳动力由于自身技能水平较低难以从事这类工作，需要首先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资本收益率等于农村收入)，直到达到城市居民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完成向技能型城市劳动力的转型。一个农村劳动力所进入的城市技能水平越高，该劳动力自身技能水平积累和提高的速度就越快，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也越大。模型假定所有农业劳动力都将转移到城市中，落后的农业部门彻底消失，成为拥有高生产率的现代经济部门的一部分。由于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因此城乡两部门经济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存，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由于知识外溢等外部性因素，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新旧移民之间收入差距也不断缩小。

Lucas(2004)的开创性研究问世之后，技术进步对城市规模分布、城市密度和城市化的影响效果分析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一些经济学家(Duranton, 2007; Michaels et al., 2010)尤其关注技术进步对城市群的层级结构、城市聚集度(urban concentration)的影响。Duranton(2007)发现，受创新驱动的冲击，产业在城市之间迅速转移，而城市规模缓慢增加，且城市间规模的层级结构分布明显右移并保持稳定。这一命题得到法国和美国经验数据的支持。

在收入分配方面，Abdel-Rahman(2002)开创性地将收入差距、社会福利和城市层级结构联系起来。这一研究发现，当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分散人口并调整城市规模层级结构时，这些政策将同时影响到收入差距与社会福利。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技能水平，在城市群系统下构建了一个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收入差距内生化模型。其中，模型的均衡状态之一是中心—外围型城市分布体系：技能型劳动力汇聚在中心，非技能劳动力分布在唯一的外围城市。研究强调，并不需要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因为这种均衡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某一城市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均衡状态下消胀后的最高技能劳动力与最低技能劳动力获得的效用比率。通过分析收入不平等和技能分配状况，空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有：传统经济要素(劳动生产率、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成本)和诸如通勤成本等空间区位因素。出于特定的研究侧重，农村农业部门并没有在这类模型中得到体现，城市体系中不存在农村部门。

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理论渊源较深，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从外生到内生于新经济增长的过程，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密切关联。近期的城市经济内生性增长研究，为探究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动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借助内生性增长理论，新城市经济理论从技术创新、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集中的角度研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微观机制，城市规模内生增长，解决了将传统城市经济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长期脱节的问题。

2.1.4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城市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领域开始了一场关于“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大讨论，这是一场席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革命：第一次浪潮是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创立了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国际贸易分析，建立了收益递增下的国际贸易模型，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次浪潮是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重新发掘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递增收益的经典思想，以收益递增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浪潮就是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用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运输成本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一系列论文的发表拉开了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发展序幕。该理论认为，区域发展差距的存在是由于产业集聚引起的，城乡之间呈现的结构调整是企业区位选择的表现。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利用Dixit-St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进行分析后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流动通过市场机制传导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基于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学说，通过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解释产业与人口的集聚，用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产生的循环因果累积效应分析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模型的基本内容是：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两个地区，各自有两个产业部门：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的制造业，以及规模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劳动力是两部门的唯一投入要素。同一地区内的农民(农业部门的唯一投入要素)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反之亦然，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跨地区在同一部门内流动。当存在一个历史偶然因素引发其中某个地区拥有较多劳动力时，由于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会产生较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基于规模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综合影响，制造业厂商会选择最接近较大市场规模的位置进行生产。更多厂商的类似决策导致制造业在这一点的不断集聚，通过累积循环机制(cumulative causality mechanism)放大这种优势，并不断巩固，产生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最终，由于生产要素不断向制造业聚集，产业分布会呈现出“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格局。

但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扩散效应，即非贸易品价格升高，环境污染和交通拥挤等成本产生离散力。此时，当运输成本降低时，对非贸易品依赖较多的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向周边转移，原制造业中心区域则转型为集约化的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中心。这个过程就是产业梯度转移和分工协作。原要素流出区承接转移来的制造业，根据要素禀赋开始工业化，与原制造业中心进行产业分工协作。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产业集聚与区域不平衡的钟形关系图(bellshaped)。Krugman(1991)^注20侧重分析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产业集聚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过程；Helpman(1998)与Hanson(2005)则把一个地区的住房存量当作另一个扩散力来源，认为较高的运输成本会促进产业集聚。所以，产业集聚及城市的增长可以看作两种力量制衡的结果：一方面是由接近最终市场需求和要素市场的前后向联系(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产生的集聚向心力；另一方面是由非贸易品、拥挤成本和运输成本产生的扩散离心力。

以Krugman(1991)及其后续扩展研究(Fujita and Thisse,2002; Baldwinand Forslid, 2000)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摒弃了城市“外生形成”的假定，运用生产和消费的多样化和节约运输成本的本地市场效应导致的规模经济解释城市集聚产生的原因，强调了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工业品占收入支出比重对空间均衡形态的影响。但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模型仅允许制造业工人在地区之间流动，重点研究工人和产业活动在地区间的集聚与分散布局，忽略了农业向非农业的产业结构转换。在基本模型中，农业劳动力作为农产品生产的唯一投入要素，被假定不能跨区域和跨部门流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恰恰是当前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基本特征，所以，中心—外围的城市集聚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有限。

鉴于此，Puga(1999)放松了对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和跨部门流动的限制，允许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以高工资吸引工业工人流入，巩固了集聚经济，同时缩小了地区间工资差距。城市现代部门与农业部门(或城乡)工人的相对比重由工农产业生产率差距内生决定，当工业品的运输成本下降时，现代工业部门不断向中心地区集聚。但模型研究的重点依然是交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试图描绘出随着城市经济的集中，产业工人向中心区域迁移、外围地区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但没有深入探讨劳动力在城市现代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划分。

Murata(2002)从供给驱动和需求驱动两方面分析了城乡技术互动对城市化的影响。从供给方面来看，工业技术的发展，如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等新生产资料的应用是农业生产率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张培刚(2002)也曾强调工业化条件下农业生产中机械化和大规模组织化对农业改良的影响。当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集聚——城市化，城市人口比重内生地取决于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增长。从需求驱动方面看，消费支出类型影响到区域不平等的状况。当经济结构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时，区域不平等通常会加剧，结构转换的强度取决于消费者对工业消费品支出份额的增加程度。

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空间聚集经济。该理论通过运输成本与规模经济的权衡，实现劳动力在空间的均衡，其研究重点在于工业经济在区域间的集聚与均衡，较少考虑城市化或工业化结构的变迁。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侧重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工农业供求关系问题而忽略了工业化对地理与产业布局的影响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强调诱发产业集聚的动因，试图从内生的角度解释分析城市的形成、对企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效应进行分析。该理论阐述了以制造业为中心、农业部门为外围的空间二元结构模式的条件及稳定性，重点研究跨区域的要素流动给区域经济造成的影响，强调在城市化在区域层面的表现，如城市规模、层级结构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关系，而非单一地区的城乡人口结构演变，但城市化问题被边缘化，不是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重点。

从区域收入差距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依然难以融合城市化因素。当规模收益递增来源于前后向联系，而不是市场规模和内部规模经济时，区域不平等会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态势。当劳动力不可流动时，最终产品运输成本的降低会导致地理集中和区域不平等加剧。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后，区域不平等减缓，制造企业分散化经营。因而，理论上说，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政府大大降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将在长期缩小区域之间的工资差距。Puga(1999)考虑在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后，区域不平等程度受制造企业对农业工人的吸收能力，聚集力量受两部门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Murata(2002;2008)提出区域不平等程度受消费支出类型限制。当经济结构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时，区域不平等通常会加剧，结构转换的强度取决于消费者对工业消费品支出份额的增加程度。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只适合分析局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演进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对地区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而言则借鉴意义有限。为此，需要打破一些假设——先天存在城乡差别或先入为主地认定城市部门技术水平的提高快于农村农业部门，从内生化角度分析这个自然累积过程，实现城市与乡村空间结构形成和城乡收入变动的内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