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基本概念和研究背景

经济增长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各国之间增长的差异以及决定增长的要素，是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关心的重要问题，这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源头。黑根（Hange）称，“亚当·斯密是一位关注经济增长的理论家”。(1)库兹涅兹（Kuznets）指出，亚当·斯密的奠基之作《国富论》可以被称为“各国经济的增长”。(2)经济增长通常被概括为总产出或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用GDP（或GNP）或人均GDP（或GNP）在时间序列的表现来衡量。但增长的原因有国别与时代的差异，这种差异成为增长研究的重点，也是科技金融研究必须考虑的背景。

一、经济增长研究的主要问题

1961年，卡尔多（Nicolas Kaldor）分析了20世纪各国经济增长现象，从中总结出六个“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即“卡尔多事实”，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卡尔多事实”包括：（1）劳动生产率以稳定的速率不断提高；（2）人均资本以稳定的速率不断增长；（3）实际利率或资本回报率保持稳定；（4）资本产出比保持稳定；（5）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保持稳定；（6）各个国家的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差距达到2％~5％。琼斯（Jones）和罗默（Romer）认为：前五个事实已被新古典增长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以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第六个事实，即国别差异；卡尔多在第六个事实中意图将技术进步内生到增长模型中，以说明跨国增长率的差异是技术进步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3)

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个基准，1971年，库兹涅兹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即“库兹涅兹事实”：一是（与现代之前相比）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和人口具有高增长率；二是生产率，即一切投入要素的单位产值都具有较快的增长率；三是经济结构变换，如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又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从个人企业转移到非个人企业；四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变化，包括城市化与非宗教化等；五是发达国家借助强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运输与通讯的革命，把世界组成一个史无前例的“统一的世界”；六是国家之间不平等程度在增加，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其经济成就还远没达到技术潜力允许的最低水平。库兹涅兹给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定义：“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在长期上升，这种能力的增长是基于技术改进，以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这个经典的定义指明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动力，其中具有比“卡尔多事实”更丰富和更重要的变量，即除了技术外还包括制度和意识形态等。

“库兹涅兹事实”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与时代差异。希克斯（Hicks）分析，库兹涅兹所说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是“作为技术进步之基础的现代科学的出现”，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增长是现代经济的特征，即希克斯的“工业主义”。他认为，在科学设想处于“上帝恩赐的早期时代”，科学是一种奢侈品，是一种娱乐消遣或文化活动。大量的资源被投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科学演变为经济生产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近代工业化之后的事。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甚至都不能应用于1800年以后工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到20世纪30年代，技术进步的重要意义似乎还不明显，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在内，技术进步都没有被优先考虑，即使有所提及，也被放在次要的位置(4)，可见，增长具有经济的时代特征。林毅夫也指出，以持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显著标志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持续增长，是一个现代以来才发生的过程。(5)

以上经济增长的事实提出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增长动力和国别差异。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种效应，科尔内(Kornai)归结为：一种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而产生的效应，另一种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效应。他提出增长方式的区别：粗放（外延）式增长和集约（内涵）式增长。所谓的转换模式和“经济换挡”，都是针对增长的动力机制而言，而不同的机制标志着不同的经济时代。然而，在解释国别差异时，又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概念分歧。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概念演变

希克斯断定，“库兹涅兹事实”揭示的经济增长六个特征并不专指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就像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一样，是遍及全世界的现象，而不只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的个别现象。与上述普适性原则不同，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规律，因此需要一套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在早期经济学文献中，很难把发展经济学同经济学其他分支分开。森（Sen）指出，配第（Petty）是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国富论》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6)熊彼特提出了一套相对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数量上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是动态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7)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并没有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

罗森斯坦（Rosenstein）首先将“发展”的议题引入经济学，此后逐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调市场失灵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它有“欠发达”的内涵。它是摆脱贫困，推动发展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的经济分析方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合适的，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从此，在探究持续经济增长源泉这个共同目标下，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产生了“贫与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两套理论。“增长”与“发展”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增长理论强调经济的长期稳态增长，发展经济学强调从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过渡是动态非均衡机制，要通过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按照这种划分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就要研究与应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谋求从低收入农业经济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资本积累作为增长的关键要素，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逐渐兴盛，理论上有唯资本、唯工业化、唯计划化的倾向。经历全盛时期后，发展经济学在80年代衰落了，它指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8)因此，经济发展理论学者进行反思，促使传统理论走向“新发展经济学”。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理论也系统地放弃了传统研究范式，从新古典走向“新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从背离走向相互融合，各自吸收对方优点修正自身的理论，试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同时解释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其中，新熊彼特增长理论是新增长理论中很有发展前途的分支，它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放弃了传统增长理论的稳态均衡，以发展的动态非均衡方法，研究技术进步、市场结构、经济周期、制度等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9)新发展经济学也大量采用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变化和内生制度分析方法，重视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强调多因素的互动，并重新评价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0)新增长理论与新发展理论都遵循宏观经济理论微观化的趋势，更加注重微观经济分析，寻找理论的微观基础。例如，班纳吉（Banerjee）、迪弗洛（Duflo）认为增长模型一般都假定存在一个总生产函数，这取决于资源配置是否最优。微观研究表明，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往往不能得到满足，一国之内的同一生产要素具有不同收益率。为了更合理地解释各国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率差异，他们构造了一个基于非加总（non-aggregate）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虽然流派、观点众多，新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都具有动态非均衡、结构性、异质性、多形态（multi-modal）等特点，而且经济发展在本质上被认为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11)。出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我们在结构转型和创新的意义上不再严格地区分这两个名词。

三、我国科技金融研究的背景和条件

以上简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演变，并非要全面对比两个理论体系的异同和优劣，而是为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分析科技金融所要解释的主要问题构造基础，并建立起分析的背景和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一是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时代特征，寻找经济起飞后大国战略的经济新动力。增长与发展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比如，我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到2015年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为 5.2万元/人，居世界第76位；农业比重为9%，工业比重为40.5%，城市化率为56.1%。这意味着我国已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国当前阶段发展的研究起点是中等收入国家在实现经济起飞后下一个现代化进程的出发点。另外，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大国战略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起飞前期”突出资源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起飞后期”更需要建立起竞争优势，着力发展与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新兴产业，形成相对于世界级对手具有竞争能力的产业结构。(12)在国际环境方面，世界经济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互动的新产业发展阶段，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迎来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日本的智能工业、“中国制造2020”等战略，都是根据新产业发展和竞争新格局制定的对策。我们强调，国家发展同时受到国内和国际经济条件的约束。

二是遵循经济结构升级的规律，探索工业化后国家产业升级与换代的动力机制。发展就是结构变化。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被称为结构主义，结构因素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钱纳里（Chenery）认为，至少要把经济分解为两个部门才能进行发展研究。结构主义者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结构转换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结构转换涉及由于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增长所必然引致的经济和机制结构的一系列变化”。(13)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相互关系的论证是结构主义者运用结构分析工具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用以证实动态非均衡的存在和结构变动的重要性。(14)这种结构主义思想也击中了新古典主义用总量函数不能说明增长原因的“软肋”，虽然早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因各种原因衰落了，但结构分析工具仍然有价值。事实上，发达国家仍然在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我们的发展研究必不可缺少经济结构变迁规律。

三是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设定我国国家战略的主要方向。早期的发展经济学重视资本积累，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要素投入，都是把物质资源数量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新增长理论内化了知识与创新，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成为关键动力。在现实中，新技术革命推动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极大地加快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与效率，成为发达国家持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的关键力量。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过程中，创新驱动的实质是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种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过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国家战略要重点促成一系列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四是重视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直面国家特殊的制度问题。在理论演变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强调发展有国别的差异，不同国家面临着各自的约束条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要从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结构分析经济增长（或不增长）的原因，因此将制度作为重点之一，使用一些制度分析工具，分析制度构成、制度与经济因素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等，提出制度改革的建议。这一点与我国历来强调尊重国情和实际情况来设计发展政策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总结上述条件，本书以国际经济环境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为背景，结合特有的国别经济体制，用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方法，从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的长期历史中研究科技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规律。

---